2018论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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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知识分子在“形”发生变化的同时，“神”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总体上看，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在淡化。在利益复杂纷争的当代社会，知识分子扮演社会良心的角色也面临着历史性的考验。
　　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为西方学者所关注。韦尔德认为，从希腊智者学派晚期开始，知识分子就习惯对自己所处的社会中那些被认为天经地义的说法和价值提出疑义和挑战。霍布斯在探讨英国革命的起因时写道：对于这个国家来说，大学就象特洛伊城的木马。这次造反以及其他造反事件，核心是那些大学。它是反叛的主要源泉。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对法国大革命做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成为革命热情主要源泉的各种因素，都是受到知识分子的见解以及他们发表在“政治团体”上文章的影响。他认为，法国知识分子脱离权威，他们所宣传的与社会格格不入的思想却主宰了人们的精神世界。革命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法国另一位著名学者德梅斯特尔在19世纪初分析大革命时写道：在知识分子中间，原来那些反对宗教和权威的不幸例外，倒成了常规。那些所谓的哲学家都具有某种狂热的、叛逆的傲气。他们对任何权威都指责。美国的里德指出：学者大多是反对现状的。学者对于政治的首要功能，就是反对现行的一切。
　　现代西方的一些学者对批判精神的强调更到达一个新的高度。他们很多人将之视为知识分子的本质，以之作为判断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依据。班迪克斯说：在现代世界中，知识分子是那些受过教育并且批评这个世界的人。科塞说：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些人，看来他们对现存一切永远不满。他们总是用更高更博大的真理来对当前的真理提出疑问。霍夫斯塔特指出：在现代观念中，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一个单独的政治力量，甚至知识分子这个词本身，都是以其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异议为特征的。阿隆写道：批判现存秩序的倾向，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职业病。熊彼特则说：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吹毛求疵，并且不得不如此，因为他依靠批判为生，他的整个地位有赖于螯人的批判。因而批判态度是知识分子区别于其他人的标准之一。梅兹格认为：知识分子是不断批判社会和自我批判的人，不论他们的待遇好与坏，也不管社会的发达与退步，他们因对现实的不满而继续批评下去。前芝加哥大学校长指出：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只有一个理由，即他们自己必须是批判的中心。当代著名学者亨廷顿写道，知识分子的背离是革命的预兆。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反对派，他们在社会舞台上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潜在的革命作用，而不是由于他们效忠的对象改换了。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素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德性化人格追求。士以载道，知识分子在不同角色之间转换时，或为立德，或为立言，或为立功，其中尤其以立德为上。中国知识分子有着根深蒂固的道统。知识分子在“士”与“仕”的矛盾角色时，道统总是对政统起着制衡的作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批判，并不一般指对道统和政统不加区别的批判，而是依据道统对政统的批判。就中国的历史来说，知识分子对道统本身的批判凤毛麟角。中国知识分子反政统者被视为大儒，反道统者被看作异端。
　　西方学者中对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系统、完整、具体的叙述，当是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希尔斯将知识分子气质分为四类：（1）科学主义。它将自然科学中的研究方法和准则普遍地应用于整个人类生活。坚持我们接受的所有东西，无论是文化习俗、制度规范、各种知识，都必须经受经验事实的检验。人们不应当持有未经科学原则认可的信仰，也不应该作出未经科学原则认可的行动。对于过去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传统，如不符合科学原则就要加以修正和抛弃，而不论这个传统来自何方权威。（2）浪漫主义。浪漫主义欣赏人性的自我表露，崇尚异国情调、新颖事物以及个人的灵感和激情，讨厌庸人的刻板行动和传统教条。由于各种制度都拥有法规以及习俗制约人们的行为，浪漫主义认为它们是对生命力的扼杀，并认为应抛弃这些陈规陋习。（3）启示录主义。它源于《旧约》中先知们对未来的预见：相信我们所看到和知道的这个罪恶世界终将有一天灭亡，一个公正、纯洁的新的完美世界必将到来。在这个新世界中，人人都将在精神上得到解放，成为道德上的新人，由此流露出乌托邦救世主义心态。它早期潜伏于欧洲宗教的各种异端运动之中，现代则显化于各种革命运动之中。（4）民粹主义。它信奉普通人、未受教育者和无知识者的创造性和高尚的道德价值。它在民众的实际品质或潜力中洞察了他们的美德。换言之，真正的创造力和首创精神不在于上层阶级，而蕴含于下层民众之中。下层民众因此被赋予改变和拯救这个世界的重任。在希尔斯看来，以上四种主义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反对既存的权威。具体到每一个时代，知识分子批判的锋芒就是对准作为这种权威代表的现存秩序和制度。
　　关于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内在根源，知识界存在着众多的解释。科学社会学关注科学与批判精神的内在联系。科学在本质上是批判性的。科学拒绝任何有组织的，特别是非科学权威对真理的压制。哲学家波普尔著名的证伪理论认为，任何科学理论和科学知识，只要它是科学的，那么总是一种相对的和错误的理论。科学家的任务不在于总是去证明什么，而在于总是去否定什么，只有在否定的基础上才能产生新的东西。科学家对理性的信赖特别强烈，也必须特别强烈。正是由于坚信科学必须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科学家才将一切凭借传统或政治权威而一劳永逸地把握真理的企图视为不符合科学精神。科学理论的内容“永远时临时的”。马克斯。韦伯在著名的“以学术为业”的讲演中指出，一个人所取得的成就，在10年、20年、50年内会过时。这就是科学的命运，当然也是科学工作的真正意义所在。科学请求被人超越。爱因斯坦作为物理学家，其权威的树立来自对牛顿权威的批判。他对自己的权威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在真理和认识方面，任何以权威自居的人，必将在上帝的戏笑中垮台”。一位科学家的表述可以作为例证：“我竟然在一些问题上与爱因斯坦有不同的看法，这似乎是胆大妄为的，但是我知道，在科学中没有比盲目地接受权威和教条更危险的事情了。我必须让自己的心智作为我的最高权威。”
　　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和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各自对批判精神的解释独树一帜。
　　曼海姆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一书中探讨了知识分子社会学。他认为，知识分子是一个无阶级归属的社会阶层。知识分子是通过教育而培养的，现代教育社会化，已不再为某一个阶级所垄断。因此，知识分子不再来自某一个特定的阶级，而是向整个社会阶层开放。培养儿童的方式以前是不同阶级气质区别的主要标志，现在却日益趋向平均主义。曼海姆进一步指出，阶级本质上是经济概念，那些直接参与到生产过程之中的集团，例如资本家和工人，与生产关系直接相联，能直接并明确地感受到自己的阶级地位，有强烈的阶级性。知识分子一般不直接参与到生产过程之中，站在生产关系之外，阶级性表现不明显。当代各个阶级严重对峙，为自己的狭隘利益辩护，充满着阶级偏见。唯有知识分子具有超然的阶级地位，能以更公正的态度、更全面的眼光，对社会问题做综合分析。超然的地位以及丰富的知识，促使他们批判社会并且也能够从事这种批判。熊彼特显然认可了曼海姆的分析，亦认为：批判的态度来自知识分子作为旁观者的处境。
　　希尔斯对传统问题研究很深，《论传统》一书无疑是他的学术上的扛鼎制作。对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他注重从历史传统上探根溯源。希尔斯认为，知识活动产生于宗教的关注。在人类历史早期，人们运用宗教符号倾注着对那些远离具体经验的终极问题的关心。严肃的知识活动总是有着与教徒相同的体验，即对终极问题的迷恋。在世俗的知识活动中，这表现为追求真理，追求深藏于事件和行动中的规律，追寻事物的本质。今天的科学和哲学虽不是一般意义的宗教，但它们仍象宗教一样与神圣相联系。因此，敬畏式地尊重和严肃地追求与神圣相联系，构成了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传统。知识生活的极为强烈和集中，使知识分子孕育着一种“自重”。知识分子对神圣的关怀以及自重，使他们在现代生活中主张：寻求和认可那作为尽善尽美的权威，反对和遣责作为最高价值背叛者的既存权威。知识分子的宗教情结，使他们自感负有神圣的使命，以理想的价值标准批判现实有缺陷的社会。
　　宗教情结的解释，看起来似乎同知识分子的科学精神相悖，其实有着某种相通之处。真正富有意义的文化应当超越现实，因为只有在反复遭遇人生基本问题的过程中，文化才能针对这些问题，通过一个象征系统，提供有关人生意义变化却又同意的解释。社会发展的早期，文字是极少数人能够掌握的符号，因此具有神圣的性格。世界各地最早的文人，几乎都是宗教职业。埃及的祭司，印度的比丘，中国的巫师等。历史上的著名科学家托密勒、哥白尼、伽利略是教士出身，开普勒、牛顿、普朗克都有着深深的的宗教感情。这些并不简单地归结于那个时代。爱因斯坦注意到这种现象，认为每一个科学家都应当有宗教感情。当然这种宗教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宗教。爱因斯坦将宗教感情看成是科学研究最强有力的、最高尚的动机。它给科学家以力量，使他们热忱献身、百折不挠探索宇宙的奥秘。宗教的激情和宗教的敬畏，正是科学家大胆探索和小心求证的所需要的。
　　现代知识分子的新变化使其整体上的批判精神不可避免地淡化。知识分子在形上的变化终于反映到神的方面。
　　现代知识分子日益深入到生活的具体领域。曼海姆所关注的知识分子是那些脱离生产过程的知识分子，即传统意义上的以人文型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当今知识分子队伍的扩张，主体部分已经不是人文型，而是科技型的。与过去的知识分子不同，这些人中相当部分已深入到生产和经济领域，如工程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知识分子紧密联系于生产关系，更加关注自身的切身利益。曼海姆所言的超脱式知识分子只是今日整体知识分子中的少数。知识分子已经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约瑟夫。本-戴维指出，科学卷入中央政府的、军事的和某些工业的利益中；科学家卷入阶级利益的冲突，这两个方面都威胁着科学信仰。美国的法官和律师则形成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不仅是社会中的富裕阶层，而且在政治体系中包括司法立法和行政机构中占据优越的地位。这个压力集团，要求有更多的法律和由此产生的更多的多法律服务。法律越来越多，法律服务成为一个产业，越来越繁荣。现今的学术知识的生产，已深深地和各种社会权力、利益体制相互绞缠。在当今利益纷争的时代，知识分子不是旁观者，而是当事人。福柯指出：在当代社会，各种权利机制在知识专业和生活领域中起着操控和渗透的作用，知识分子不再幻想成为社会的自知先觉者，负担领导社会的作用。知识分子扎根于组织之中，漂动的性格失去了。从这个方面，超脱式的批判已逐渐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