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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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我国法学界正在深入探索如何推进法学理论的发展，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体系，以适应我国法制建设的需要，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服务。基于同样的目的，本文试就“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之命题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法学的指导意义，略陈管见。　　一、“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之命题的立论
　　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后，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法学界一些学者提出了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法学理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学”等内涵相同的命题。我国已故著名法学家张友渔先生于1985年4月在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立法工作培训班上的讲话中提出马克思主义法学在中国的发展问题，强调理论研究要符合中国国情，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理论。法理学和比较法学家沈宗灵先生在其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法学基础理论》中也曾提出：“无论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或法制，还是以这种法或法制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法学，都应具有中国的特色。”法理学家孙国华先生也明确提出我国法学工作者必须“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四个现代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而奋斗。”[1]他们并就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作了精彩的论述。与此同时，一些中青年学者也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主题之下，就如何理解“有中国特色”，“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理论体系如何构建等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思路和观点[2].后来，有些学者在强调法学应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下，针对“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这一命题的科学性和必要性提出了不同意见。于是，“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这一命题是否成立就成为一个有争论的问题。
　　我们认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命题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简单类推或套用，更不是为了追求时髦而给中国法学涂上的一层流行色，而是基于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理性思考，对其丰富的思想内容、伟大的理论与实践指向的把握，对当代中国法学的历史使命和世界意义的反思和前瞻，而提出来的。这一命题应当说是成立的。理由如下：
　　第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这一伟大实践的基本特征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建设、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其他方面，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内在地包括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实践的理论表现，我国法学必然具有中国特色。也许有的同志认为，用“中国特色”去标识或主张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实践或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是可以的，但用“中国特色”去标识或主张法学理论，则说不通。我们认为，实践与理论是统一的，制度与观念本质上也一致的。如果我们的法学理论不具有中国特色，那就意味着：或者作为法学理论之基础的实践没有中国特色（果真如此，那就要用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实践代替之）；或者实践是有中国特色的，而法学理论却远离或脱离了这种实践（果真如此，那就要放弃这种理论，而用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实践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的法学理论代替之）。
　　第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一个严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它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领导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创立和不断发展的。这个理论体系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角度，第一次比较系统地科学地回答了包括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战略构想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理论指导，是我们的事业能够经受风雨考验，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这个体系中含有丰富的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思想，法学理论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既然整个理论体系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实际需要出发形成的，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那么，作为其组成部分的法学不可能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
　　第三，在逻辑上，中国法学是以古今中外一切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否则，它的结论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或民族的偏狭性。但是，如同任何国家的法学都是以本国的现行法律体系和法制建设为主要对象一样，我国的法学也是以研究我国现阶段的法律体系、法制建设和法律发展为主，回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各个分段遇到的法制建设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其立足点、重心和归宿必须是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社会文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这种研究对象和研究重心的差别决定了各国法学理论和法学体系的不同，并使各国法学从内容到形式必然有自己的特色。实际上，与当今世界主要国家的法学比较，我国法学的中国特色是非常明显的。
　　第四，历史上的法律文化传统是每一代新人形成自己的法律意识、法律思想、法律理论、法律价值标准、法律行为模式的起点。中国民族有悠久的历史，我们的祖先创造和积累了博大精深、影响深远的法律文化。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经过长期的沉积、遗传、传播，渗透到了我们民族的法律神经和血脉之中，构成了特有的民族法律文化。它既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我们这个民族对法律的态度、情感和期待，也在很大程度上以其超稳定的认知结构影响着当代中国的法学思维。在这种文化传统中从事法学研究，我们的法学不可能不具有、也不能不具有自己的民族品格或民族性。即使近代法律思想史上那些鼓吹“全盘西化”的思想家和法学家，也难以摆脱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他们的骨子里流淌着的还是中华血。
　　第五，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学理论，只有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理论构架、基本观点等方面具有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的独创，才能在世界法学中独树一帜，占有一席之地，也才谈得上对世界法学有所贡献。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面向世界、面向21世纪的中国法学应当有自己的特色。如果我们的法学仍象以往那样仿效苏联的法学理论和法学体系，照搬其他国家的理论、体系和发展模式，则中国的法学永远不能成为在世界法学中平等对话的主体。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提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命题和建构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任务，其目的还在于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传统法学”的束缚，推动中国法学的现代化。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初衷是提出一个与僵化的、没有出路的“社会主义”相对立的社会主义，根本的目的在于否定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促进全党全国人民思想大解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过程的这一特点是极富启发意义的。今天我们提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怀有同样的目的论。
　　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对法学的指导意义
　　从7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以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并在总结改革开放实践经验、集中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基础上，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用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有着全面的长期的指导作用。在法学界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的理论为根本指导，并要把它创造性地运用于法学领域的每个方面。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对法学的指导作用体现在两个层面，即方法论层面和理论基础层面。
　　（一）方法论层面。这里的方法着重指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在这个意义上，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就是要求：
　　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和精髓。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所有基本观点和原则，都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在法学研究中，只有不断解放思想，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只求是，勇于探索，敢于冲破陈旧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改变因循守旧的精神状态，创造性地开展科学研究，才能使我们的法学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当然，解放思想不是蛮干和胡来，更不是对既有的法学理论采取虚无主义，轻易否定，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用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地研究新情况，发现新问题，得出新结论。当前法学界解放思想的重点，仍然是破除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有的某些观点的教条主义理解；抛弃附加在马克思主义之上的错误观点；破除法律本体论、法律价值论上某些不科学的甚至完全扭曲的认识；排除姓“资”姓“社”、“马”与“非马”之类抽象争论的困扰；以此实现从“怕”字当头的精神状态到“敢”字当头的精神状态的转变。
　　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密切相联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正确处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势必继续妨碍解放思想。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思想，也是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开拓前进。在法学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首先就是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其次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观点，并把那些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观点作为建构我国法学的理论基础。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要倡导大力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最先进、最科学、最富有生命力的理论体系，在于一方面它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和未来，另一方面它能够随着时代变化不断地总结历史经验，吸收和凝聚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不断地完善、丰富和发展，从不固步自封、僵化不变。我们要善于结合我国和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特别是科学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成功经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中新出现的法律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中积累起来的立法、执法、司法的经验，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在任何情况下，发展都是硬道理。这个思想不仅适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且适用于思想和理论建设。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一种社会理论只有适应社会的变化而不断更新和发展，才能坚持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