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系统论在法理学研究中的运用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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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系统论作为一种思想范式，在法学研究中已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而建立系统论视角下的法理学则是进行系统法学研究的基石。从系统论的角度看，法律是维护社会有序化的一个重要序参量，是反映社会中心系统意志、具有有效纠偏机制的由符号所建立的制度化的信息空间。系统法学与其他学科和其他的分析模型必须有机结合，这样才能有效推动法学的发展。
　　[关键词]：系统;系统论;法理学;系统法学
　　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维纳奠基性地提出控制论以来，由贝塔朗菲正式提出，并经普里戈金、哈肯、艾根1等人加以发展的系统论思想成为深刻影响人类思维的二十世纪的一项重要文明成果，已日渐渗透到各个学科和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力。法学研究同样也受到了系统论思潮的浸染，一些学者为将系统论应用于法学研究做出了积极的探索。本文即就系统论思想在法理学中的运用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系统论在法学中的应用现状
　　最早运用系统论对法律进行考察的并非来自法学界，而是系统论学者自身。维纳在其《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1952年）中辟有专章以“法律与通讯”为题论及法律，他认为“法律可以定义作对于通讯和通讯形式之一即语言的道德控制，当这个规范处在某种权威有力的控制之下，足以使其判决产生有效的社会制裁时，更可以这样地看”，2“法律问题可以看作通讯问题和控制论问题，这也就是说，法律问题就是对若干危险情况进行秩序的和可重复的控制”。3可以看出，维纳的观点与当时盛行一时的社会法学关于法律是社会控制工具的思想是息息相通的，但他在“控制”之外又加上了信息的接收与反馈即“通讯”的因素，已经初步具有了系统论的影子。在维纳之后的系统论学者似乎对法律并未给予太多的关注，而法学界则有人开始主动尝试以系统论的视角去考察法律，布尔丁的《纠纷的一般理论》、广濑和子的《纠纷与法——用系统分析方法研究国际法社会学的尝试》均在这方面较早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前苏联法学界在八十年代也积极将控制论引进了法学研究4，而真正全面、深入地运用系统论思想并且取得了较为重要成果的则当推德国的N.卢曼（N.Luhmen）、G.托伊布纳（G.Teubner）和K-H.拉迪亚（K-H.Ladeur）等人关于法律的系统理论。卢曼认为社会不是个人或主体的集合体，而是“系统/环境”的关系，法通过限定人们的期待——使迄今为止所做出的决定或今后将要做出的决定具有连续可能性的“意义”，并使之结构化，成为旨在缩减世界复杂性而功能分化了的社会系统，5他试图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法律的自我描述与社会学的关于法律的外在描述结合起来，既强调法律系统的统一性（unity;of;legal;system）、封闭性（closeness）、独立自治（autonomy），又突出法律与社会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提出了一整套较为完整的系统法学理论。托伊布纳和拉迪亚在卢曼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有所发展，特别是托伊布纳提出的法律“自创生”理论较有特色，他认为法律经历社会弥散法、部分自治法和自我创生法三个发展阶段，作为自我创生系统的法律（Law;as;an;Antipoetic;System）是一个次级控制论系统，它以自我关联的方式构成各个组成部分，并以超循环的方式把它们连接在一起，法律的各个组成部分自我生产，法律规范与法律行为相互产生，构成超循环连接。6托伊布纳还积极开展德国的系统理论与英美批判法学之间的对话，并认为英美批判法学停留于法的解构，而卢曼和自己的系统理论则同时也是法的重建理论。7我国法学界对系统论的运用是与系统论思想在我国的传播同步的。虽然钱学森在五十年代就著有《工程控制论》一书，但直至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西方的系统论思想才在我国传播开来并受到重视，与外国相比，我国对系统论的运用起步较晚。在1979年举行的一次系统工程会议上，由钱学森首次提出了“法治系统工程”的概念，此后，吴世宦、常远等一批学者就法治系统工程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以吴世宦的《论法治系统工程》（1986年）和《法治系统工程学》（1988年）等为代表的一系列专著和论文相继发表。1985年和1988年，先后召开了两届全国性的法制（治）系统工程学术讨论会，推动了这方面研究工作的开展。进入90年代后，法学界出现了用系统科学的方法运用于具体部门法学的倾向，如何秉松的《犯罪构成系统论》（1995年）、熊继宁的《差异、变化与耦合》（1999年）和龙宗智的《相对合理主义》（1999年）等专著就是运用系统方法于刑法学、行政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所取得的成果。8《现代法学》杂志自1999年第5期开始开辟了“法治系统工程”专栏，也刊发了一系列在部门法学中应用系统论方法的研究文章。
　　二、系统论视角下的法律观
　　将系统论运用于法学研究的思路有二：一是将它运用于法的基本理论研究，从系统论的视点出发来观照法的基本范畴，提出一套系统论视角下的法的分析框架；二是着眼于其技术应用，在具体操作层面上运用系统方法，如法治系统工程、应用法学中的系统研究等。前者是运用系统思想建立一种法哲学，而后者则是用系统方法解决具体问题，二者同等重要。但我们也应看到，由于系统论是有别于经济的、社会的或语义的分析方法的一种全新的分析范式，而每种分析范式都会有自己的一套分析范畴、语言和逻辑规则，因此准确定义系统论中法学的基本范畴，确立一种系统论的法律观，也就是上述第一种研究方向就成为全部系统论法学的基石。德国法学的系统理论所做的正是这种努力。但我国二十年来的系统法学研究则几乎全部集中于后者，在笔者所见相关研究成果中，真正运用系统论于法理学研究的极少。在未确立起系统论范式下的法学基本范畴和分析框架的情况下，直接运用系统论于具体操作层面，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造成在研究的出发点即在基本理论范畴上仍不得不沿用非系统论的模式，从而限制和影响了系统论原理的运用，这是当前我国系统法学研究的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
　　因此，要想在法学研究中引进系统论，希望以一种新的思想范式丰富法的理论，促进法学发展，就必须建立系统科学视角下的法律观，即要建立系统论的法理学。
　　任何一种理论都是从其最基本的范畴出发的，“法”这一基本范畴是一切法学理论的根本出发点。建立系统论的法理学首先必须对什么是“法”做出回答。
　　一般说来，基本范畴的确定是一门学科得以建立并发展的基础，但就法学而言，自其产生以来，对“法”这一法学最基本的概念却从未取得过一致的意见，正义说、理性说、神意说、主权者命令说、社会控制工具说以及阶级意志说等等不一而足。这似乎是法学的尴尬，但从另一方面看，恰恰也正是由于对法律的这些种种不同的解说，才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法学流派，促进了法学的繁荣与发展。“法”这一范畴成了法学理论的全息图景，是一切法学理论的立足点。那么以系统论的分析范式，如何解说“法”这一范畴呢？
　　这必须从系统论的基本原理出发。热力学第二定律是系统论思想的基石之一。热力学第二定律认为：一个孤立的系统，其熵增不小于零，也就是说会自发地向均匀无序、组织解体方向演化。9“熵”是系统无序化的量度。波尔兹曼原则认为，自然界争取这样一种状态，即要实现最大数量的可能性。10由于每个事物都要实现自己最大的多样性，因而世界发展的趋势是由有序走向无序，系统熵值不断增加，最终归于“热寂”。但这是就一个孤立系统而且是就其整体而言，如整个宇宙。维纳早就提出系统的局部减熵是可能的，11普里戈金的耗散结构理论则进一步指出，一个开放系统通过与外界的能量和物质交换，引进负熵流抵消系统内熵的产生，形成耗散结构，系统就能通过涨落达到有序。12人类社会正是这样的一个系统，由于每个人以及每个集团（如阶级）都会追求自我意志的最大自由和自我利益的最大实现，这样必然会产生冲突，系统的熵值增加，社会走向无序。为使人类社会系统不致崩溃，就有必要引进“负熵”，整合社会的各个子系统，使之保持有序。由于“负熵”流作用，系统保持了有序性，这种维持有序性的系统组成部分，协同学称之为“序参量”，13也有系统理论称之为“吸引子”。法律正是这样一种维持社会系统有序性的“序参量”。
　　警察、军队以及道德、意识形态和政策等也是维持社会有序性的系统组成部分，有的也是社会系统的序参量之一，法律与它们有何区别呢？
　　首先，法律是一种以符号为载体构筑的信息空间，这与警察、军队等一切有形的社会控制力量相区别。系统论创始人贝塔朗菲认为：“人所特有的、能将人和别的动物截然分开的独特行为就是在思想和语言中创造符号宇宙的能力。除了直接满足生物需要外，人不是生活在事物的世界中，而是生活在符号的世界中。”14法律由原则、规范、术语等符号所组成，它们所传达的是控制环境的信息，“我们用来控制我们环境的命令都是我们给予环境的信息”，“信息这个名称的内容就是我们对外界进行调节并使我们的调节为外界所了解时而与外界交换来的东西”。15个体处理接受到的信息，决定采取什么样的反馈行动，这就是系统论上所说的“通讯”。法律与道德、意识形态以及政策等为每个人都构筑了一个信息空间，作为个体的人，社会传达给他的信息成为决定其行为目标函数的重要参数。在一个理想化的平等社会里，每个人的信息空间应是相同的，但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地位、知识水平甚至居住区域的不同等等原因都使作为个体的系统不可能拥有完全相同的个人信息空间，这就造成了不平等。“所谓有效的生活就是拥有足够的信息来生活”，16为了实现形式正义，我们就要力争为每个人构筑相同的信息空间，普法正是这样的努力之一；为了实现实质正义，就要因个人的信息空间不同，社会也应对个体的行为采取不同的反馈方式。在交通、通讯不发达的时代，《法国民法典》规定以离巴黎的远近不同来确定法律实施的日期，也正是其体现之一。
　　其次，由于信息本身特点产生的影响，法律与道德、意识形态、政策等等也区别开来。
　　信息的构建具有目的性。不同的信息所产生的反馈是不同的，由此而建立的社会形态也是不同的。从发生学的角度看，社会结构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在个体自觉水平上自发形成的结构，另一种是在群体自觉水平上自觉建立的结构，前者产生于社会的自在控制，后者则产生于社会的自为控制。17当然，由于人类社会在存在与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的目的性和自我内在的规律性同时存在，因而这种“自在”与“自为”更多地是一种程度上的划分。道德虽然也有社会中心系统的引导因素在内，但主要由社群自发形成，因而主要是反映社会自在控制的、自发产生的信息，而法律具有强烈的社会中心系统的引导作用于其中，明确反映了国家的意志，体现了社会的自为控制，具有很强的目的性。
　　信息的传输具有衰减性。一切信息在传输过程中由于介质造成的损耗都不可避免地会衰减。所谓信息的衰减就是指信息由确定变得不确定，直至解体。确定程度越高的信息的衰减容量越大，而越是不确定的信息在传输过程中越容易因衰减而解体，即“社会的记忆性损失”，从而影响序参量作用的发挥，造成熵的累积。因此，就有必要增加信息的明确性，将之固定化、规范化，形成条文，建立制度。“制度是一场和熵进行的战斗，一场和遗忘及其造成的组织损失进行的战斗。通过审慎的代码编纂和抽象行动，他们构建和储存已经或正被看作具有保持秩序性质的知识。”18但由于信息经编码而形成制度，需要成本，因而并非所有的社会控制信息都需要制度化，只有那些反映社会自为控制程度较高、目的性较强并且关乎系统基本结构的信息才有必要加以明确。法律正是这样制度化的社会控制信息。越是较多反映社会中心系统意志，并且关系社会基础结构的法律，如公法，信息明确性程度越高，强行性规范越多，而相反，私法则较多的是任意性规范，明确性程度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