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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对于中国古代法的基本特征,人们的概括五花八门,然而“伦理法”的概括在近期获得了;普遍的认同。“伦理法”的概括应予肯定,但现有的理论解说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理论困境,;因而需要进一步完善。“伦理法”的概括只有基于世界法律发展的整体背景,基于立法、执;法、守法等法律运行的全过程,才可能达致理论的完满。
【英文摘要】To;the;basic;characteristic;of;ancient;Chinese;law,people;have;several;viewpoi;nts,but“ethical;law”is;the;common;opinion.The;article;agrees;with;this;opinion;,bu;t;it;argues;that;this;opinion;has;some;puzzledom;needing;better;important.The;co;nclusion;that;the;ancient;Chinese;law;is;ethical;law;should;be;understood;in;the development;of;worldwide;law,should;be;understood;in;the;whole;process;of;law;f;unction.
【关;键;词】化理法/伦理/道德/ethical;law/ethic/moral
【;正 文;】
对于中国古代法的基本特征,人们的概括五花八门,然而“伦理法”的概括在近期获得了;普遍的认同。本人赞同伦理法的概括,但认为现有的理论解说存在如下问题尚需解决:其一;,将“伦理”与“道德”作截然的划分,将“伦理”视为中国古代的,“道德”视为西方的;、现代的,并以之作为“伦理法”的理论前提,是否有伦理学的基础;其二,在法律的道德;性是法律的内在规定性的理论前提下,“伦理法”的概括是否足以构成对其他法律文化类型;的区别;其三,伦理法着重从法律的精神和法律规范的内容出发界定传统法律的特征,并以;之与其他法律文化样式相区别,是否论据充分。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深入的学理分析,综合;考察各家观点,力图科学地界定“伦理法”的内涵。
;从法的精神和内容角度对中国法的传统作一言以蔽之的概括,促使人们特别注重法律与儒;家伦理的关系,但不论是“法律之儒家化”也好,“伦理法”也好,这些说法,措词不同,;强调的重心或有差异,但显而易见,实质却是大同小异。不过是对“礼法结合,德主刑辅”;或“外儒内法,霸王道杂之”的古人之言的现代注解罢了。
二、“伦理法”的理论困境
(一)“伦理”范畴与“道德”范畴的关系
伦理与道德的关系,即使在伦理学上,人们的观点也不一致。
如有主张伦理与道德内涵一致的。魏英敏先生认为:“伦理与道德具有大体相同的意义。;两者均突出了行为准则在人们行为中的重要性,稍有不同的是,伦理并未突出人们个体的心;理、品质。正因为如此,有人把伦理称为客观的法,指谓社会道德,把道德称之为主观的法;,指谓个人道德。实际上,如同道德既是社会的又是个人的,伦理也包含社会和个人两个方;面。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人们常常是把‘伦理’、‘道德’当作同义词来使用,甚至是;‘;伦理道德’并称。”[3](P111)也有主张伦理与道德不一致的,如有人指出:“长期以来,;‘道德’与‘伦理’这两个概念被混为一谈,至少是缺乏本质上的区分。其实老子早就敏感;到了这两个层次的本质差异,所以他主张遵从道的生活而反对遵从礼教的生活。虽然老子的;取舍有些过火,但我们至少必须明确这两个层次的地位。‘伦理’表明的是社会规范的性质;,而‘道德’表明的却是生活本意的性质。”[4](P17)也有人从中国道德的特性出发论述伦;理与道德的区别,如有人指出:“现代人所说的道德,中国旧日称为‘伦理’。……所谓‘;伦理’就是人伦之理――不同的人伦关系有不同的行为原理。这种着重个别关系的道德观念;与西方道德哲学中对普遍原则的追求大异其趣。”但他接着又指出:“然而,说‘伦理’是;一套中国人独特的道德观念,并不表示中国的道德观就只有这么一套。中国哲学家的道德观;有不少是不能单用‘伦理’这个概念去概括的。即以儒家为例,孔子所说的仁,孟子所说的;义,都有普遍性,基本上亦不是基于人伦关系。”[5](P4)
尽管在伦理学上,人们对于“伦理”与“道德”的关系有不同认识,但我们找不到一种观;点是认为中国的古代传统道德是“伦理”而西方的道德是“道德”这样截然的划分。即使上;文提到的,有人认为“伦理”是中国特殊的道德,但他也不认为中国古代的传统道德就等同;于“伦理”。因此,对于中西道德的区别这样一个问题,伦理学者也主要不是从“伦理”与;“道德”的概念上进行界分,而是从道德的不同内容上进行界分。
反观“伦理法”的概括,却把伦理与道德做了严格的界分,并以之作为理论的基础。如对;伦;理法介绍最为详尽的俞荣根先生在《儒家法思想通论》中专列一个问题研究:“‘伦理’;是我国固有的文化范畴”[2](P132-134),他认为:“‘伦理’一词,不能视为一个西方文;化的概念,而是道地的中国文化的固有概念。”“‘伦理’一词,实指古代宗法社会中以血;缘家庭为基础的人伦尊卑等级秩序,亦称‘伦常’,即人伦之常道。”“儒家所说的‘伦理;’,可以明确为宗法伦常或血缘人伦,是一种家族主义伦理。”[2](P133-134)这样的界分;不仅有违伦理学的通常思路,而且以伦理等同于“人伦”或“伦常”,似乎也就没有必要称;“儒家之法”是“伦理法”,改为“人伦法”或“伦常法”更不容易引起异议。这样修改之;后与作者的本义似乎也不违背。正是由于“伦理法”本身在基础问题上存在漏洞,因此已再;此方面受到攻击,如范忠信先生就曾指出:“人们常说中华法系或中国法律传统是‘伦理法;’;的法系或传统。这种说法或许并不准确。任何一个民族皆有自己的伦理,其法律皆体现了各;自的伦理。从这种意义上讲,各民族的法律都未尝不可以称之为‘伦理法’。所谓‘伦’,;就是人际关系。如中国古代首重‘五伦’,就是重视五种人际关系。‘伦理’,就是人际关;系应有之理,就是所谓‘义’、‘宜’、‘谊’。因此,‘伦理’一词只是一个技术性的概;念,并无特定的价值取向之涵义。”[6](P105-106)我认为他的批评是一言中的的。
(二)法律的道德性
法律与道德的相互关系,是法学史上的永恒话题。从法律的角度看,“法律和道德不仅分;享同一套词汇,以至于既有法律上的也有道德上的义务、责任与权利;而且,所有国内法律;制度都体现着特定的和基本的道德要求的宗旨。不得杀人和不得滥用暴力是法律禁令和道德;禁令相一致的最明显的例证。还有一种观念,即正义的观念,它似乎要把这两个领域统一起;来:正义既是适合于法律的善,又是诸善中最具法律性质的善。我们思考和谈论‘依照法律;的正义’,也思考和谈论法律的正义和非正义。”[7](P8)企图把“法律实证主义、自然法;理论及历史法学这三个传统法学派结合为一体的”[8](P11)统一法理学的代表人物博登;海默也指出“法律与道德代表着不同的规范性命令,其控制范围在部分上是重叠的。道德中;有些;领域是位于法律管辖范围之外的,而法律中也有些部门几乎是不受道德判断影响的。但是,;存在着一个具有实质性的法律规范制度,其目的是保证和加强对道德规则的遵守,而这些道;德规则乃是一个社会的健全所必不可少的。”[9](P368)事实上,“法学关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总是指特定的法律与特定的道德的关系,譬如资产阶级法与资产阶级道德的关系,社;会主义法与共产主义道德的关系,和社会主义法与剥削阶级道德的关系。如果是这样地看问;题,就不存在不体现统治阶级道德的法律。事实上,法律必然与统治阶级道德相一致,即使;个别法规偶然违背统治阶级道德,但从总体上看法和统治阶级道德总是一致的。”[10](P40;4)
法律的道德性是法律的一般本性,因此,中国古代法也必然是道德性的。中国古代的道德;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人伦道德。“仁”是儒家道德的最高原则。“礼”是儒家道德的规范形式。;“仁”与“礼”作为道德范畴,在儒家是被泛化而适用于社会各领域的。而儒学发展至宋明;,仁、礼同于天理。天理的社会内容又被解释为三纲五常,理、礼、法合一于人伦道德。法;律的道德性,在中国古代特殊化为法律的人伦道德性。
庞德曾论述了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动态发展历程。他认为,法和道德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因此它们的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关系。他把法律的发展分为前;期或萌芽时期、严格法时期、衡平法时期和成熟法时期等几个阶段。他认为在第一个阶段,;即萌芽时期,法与道德浑然一体,这表现在古希腊“法律”一词“最初只解作伦理的风俗,;宗教的仪式,人类概观中的律例,以致社会制裁的全体”。在第二个阶段,即严格法时期,;如;古罗马和英国中世纪,由于“国家和政治结合的作用明确出现,法律亦就从其他社会规范中;明确地分化”,因而法律与道德截然对立。在第三阶段,即衡平法或自然法时期,由于利益;之被忽略,以及伦理习惯之被漠视,促使来自外界的道德观念大量混入。因此,一个时期道;德侵吞法律,而哲学、法学把法律条规视为道德的一种,并把法学附属于伦理学。而随后的;一个时期,即法律的成熟时期,法律和道德重新分离,但不像第二阶段那样截然分开,而是;既分离又联系,而且在法律运作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联系。如在立法中道德是法律的基础,;立法者依据心中对某种事物的道德判断进行立法;在司法中法与道德彻底分离,但又有四个;接触点,即司法造法、司法的自由裁量、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裁决)。因为这些活动都离不;开人们心目中的道德观念。[11](P172-1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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