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公民个体为本、统一宪政立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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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社会是否真有能力以自己的反思和选择去建立一个好政府，抑或注定只能把自己的政治命运交付给偶然性和暴力，这一重大问题的决定权似已悬于这个国家的人民，将由他们的行为和示范来说明。果如此，我们实有充分理由认为，我们现在所处的危机时刻毋宁是千载难逢之机，因为人类最重大的决定有待在这个时刻作出。但也正因为如此，如果我们这个国家不幸作出错误的选择，那么这不幸将被看成是全人类的不幸。;
  　　　　　Publius;
  引论：中国政治改革的理念与目标:;摆脱中央集权制与区域寡头制的历史循环;
  如果我们希望我们正在搭架的政治体制能长治久安，那我们就要高瞻远瞩地使之经得起未来种种变迁的冲击。;
  ;麦迪孙;
  ;
  我在1992;年3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提出如下问题：;
  中国政治社会的组建原则是否真的永远只能象历来那样在中央集权制与区域寡头制（provincial;oligarchies）之间摆荡，而根本不可能以个人本位原则建立？如果说，本世纪以来中国人曾一再以国家独立和民族自由这种大群体来取代个人独立与个人自由，那么近年来是否已在滋生另一种危险，;即;以"地方〃这种次大群体再度障蔽了个体？[1];
  我的这一疑虑最初主要是由89年后海外风起云涌的关于中国应建成邦联或联邦的种种讨论所引发的，但以后这同样的疑虑亦随着声势更大的种种地方分权论的提出而有增无已，以致我在不久前一篇论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文章中又再次提出了这一问题。[2]确实，我担心，在这世纪之交，我们是否又一次被一种似是而非的提问方式和论证方式弄得模糊了问题的根本，从而离宪政民主的目标不是越来越近，反而越来越远？事实上，无论是有关邦联联邦的讨论，还是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讨论，都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无可回避但却被论者们普遍忽视的最基本政治哲学问题，这就是：现代政治社会的基础或基本单位究竟是什么？是公民个体，还是地方权力或中央权力？;
  一旦我们从这一根本点上提出问题，那就可以立即看出，近年来的地方分权论者和邦联联邦论者就理论上而言，事实上大多是在重复当年美国建国初期"反联邦党人〃的基本主张，亦即他们着重的是以地方权力来取代或抗衡中央权力，而不是致力于论证中央权力必须来自于作为政治主体的公民们的直接授权。就政治哲学的意义上讲，这种取向恰如当年的反联邦党人一样，实际上是把地方共同体而非公民个体看成是政治社会的基本单位，从而主张把中央权力的正当性（legitimacy）建立在地方权力的基础上。[3];
  但是，我们应当记得，美国日后宪政民主的发展并非以;"反联邦党人〃的主张为理论基础，而恰恰是以否定"反联邦党人〃的理论为前提。这就是麦迪孙等"联邦党人〃为奠定美国宪政民主的基础而作的努力。麦迪孙在费城会议前夕的一系列笔记，特别是"古今邦联札记〃（Notes;on;Ancient;and;Modern;Confederacies）以及"美国政治体制之痼疾〃（Vices;of;the;Political;System;of;the;United;States）等尤其为费城制宪会议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4]其基本着眼点正是要颠覆"反联邦党人〃这种以地方权力为政治中轴的政治观，从而奠定了宪政民主的两条最基本原则即：1。政治社会的基础或基本单位只能是作为个人的公民个体，而不能是地方共同体；2。中央权力的正当性基础必须来自于公民们的直接授权，而不能由诸地方权力间接授权。这两条原则事实上是一体之两面，即我所谓"公民个体为本、;统一宪政立国〃。;
  我个人认为，"公民个体为本、统一宪政立国〃这一宪政民主原则不仅是一般地适用于中国，而且事实上是特别地适用于中国的所谓"中央与地方〃关系，因为中国传统政治之所以历来跳不出那种在中央集权制与区域寡头制之间来回摆荡的历史循环，其原因恰恰在于它从未致力寻求把中央权力直接奠基于公民个体本位，而总是习惯于把政治拘囿于只在"中央与地方〃这种矛盾里翻跟斗的传统格局。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今日中国政治的根本课题是要一劳永逸地摆脱历来那种在中央集权制与区域寡头制之间来回摆荡的历史循环，彻底奠定"公民个体为本，统一宪政立国〃的现代政治社会。也正是由此着眼，尽管我相当理解许多地方分权论者和邦联联邦论者的良好愿望，但我仍然不能不强调，如果我们今日仍不能牢固地树立起"公民个体为本、统一宪政立国〃的政治原则，那么在实践上事实上也将仍然不免重蹈中国传统政治那种在中央集权制与区域寡头制之间来回摆荡的历史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