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论沉默权及其对审判程序上的要求

2115611

　　  在我国，沉默权对证据制度的影响由于其在价值取向上的尖锐矛盾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至今仍然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笔者认为，沉默权的核心是国家司法机关不得通过任何手段控制或影响个人（主要是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的意志，使其作出对本身不利的表述。   有学者认为，“我国虽未明文规定实行沉默权制度，但是通过参加国际公约，以及立法和司法解释等方法，已部分地接受了沉默权，并在事实上确立了部分沉默权制度”。尽管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沉默权”的字眼，但若以沉默权的核心内涵来衡量，我国无疑已经承认了公民的沉默权。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此均作了进一步的司法解释。1997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则(试行)》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以刑讯逼供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鉴定结论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依据，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上述证据而严重损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鉴定人合法权益或者可能影响证据客观真实的，该证据也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依据。”该条第二款规定：“对于以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物证、书证经审查核实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可以作为指控犯罪的依据， 但非法收集证据的手段严重损害犯罪嫌疑人及其他有关公民合法权益的除外。   1998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1999年l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   从以上法律和司法解释来看，我国主要通过对司法机关设立禁止性规范的方式和从证据效力的角度来诠释沉默权，这种做法在其他国家同样存在。不同的是，其他国家通常都会从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的角度设立授权性规范，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36条规定：“被指控人有就指控进行陈述或者对案件不予陈述的权利。”而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矛盾也正是在这一差异之处表现了出来，该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这样反而设立了要求犯罪嫌疑人“如实回答”的义务性规范。所有认为我国尚未设立沉默权制度的观点也正是以此为最有力的依据。对此，笔者不主张简单地采取文义解释的方法，而应当将该条款放在整个法律体系的背景中进行阐释。将相关的法律及司法解释联系起来，可以看到我国立法的意图在于要求犯罪嫌疑人履行如实回答的义务，但禁止司法机关采用“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强迫犯罪嫌疑人履行该义务，否则所得供述不得作为证据使用。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认定“非法的方法”。“非法的方法”应当严格按照其文义，解释为所有侵犯法律赋予公民的任何一项权利的行为。至此，我们发现，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如实回答”的义务，实际上是一项缺乏实施手段的规定，只体现了我国在立法、司法中的一种主观倾向。归根结底，是否履行“如实回答”的义务，还在于犯罪嫌疑人的自愿与否。   更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近年来签署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禁止酷刑公约》等国际公约均对沉默权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规定，而我国对这些规定并没有声明予以保留。按照“条约必须遵守”的原则，对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和第九十三条也应当解释为沉默权已经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