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法律应当对拖欠和卷走农民工工资的行为给予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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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解决农民和农民工问题的几点反思
在推进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几乎每年都有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因失去土地而拥向全国各大中小城市打工就业。这些入城打工的农民，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集中在房地产开发、修桥筑路等建筑行业，而且大部分打工者每月领取的工资或薪水仅比部分城市下岗职工最低生活保障高出一、二百元，而且大部分企业或单位都没有给这些农民工办理劳动、医疗或失业等社会保险。就是这些靠出卖廉价劳动力本应获取的难以维持他们和他们子女基本生活的劳动报酬，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幸运地按月拿到手的，有的甚至要拖上一年半载才成。目前有关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的现象早已不是什么重大的新闻事件，农民工工资被“包工头”非法卷走的事也是常有的。至于这些生活无法保障的农民工是否会对社会产生不满、是否会导致犯罪率上升等影响社会安定的事情发生似乎没有多少雇佣农民工的企业或单位去关心它。
最近，北京市部分区县建委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就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举办“农民工维权月”活动，试图通过实施建筑等行业内的农民工工资拖欠专项整治活动来解决其行政区县内存在的一些农民工权益遭受侵害的社会问题。此农民工维权活动消息刚一公布，便有八方农民工纷至沓来，有的甚至是从河北、天津等地赶来。原来这些在外地打工不识几个字的农民工竟然“天真地”以为北京区县的行政部门也可以解决北京市以外的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真不知他们是“走投无路”了呢？还是“有病乱投医”？从另一方面讲，北京部分区县的国家行政管理部门如此关心民生疾苦和维护广大农民工权益的举措无疑会对“和谐社会”之构建工作产生深远的影响，对解决当前面临的严重拖欠农民工工资和避免影响社会安定事件的发生也不失为一张“良好处方”。北京市的执业律师们也积极报名参与本次有关农民工维权的咨询活动。可以说，维护农民工权益活动短期内搞得“轰轰烈烈”。
但仔细想一想，这种缺乏相关具体法律制度保障、不考虑有关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而仅靠实施专项整治活动的方式究竟能在多大层面上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的问题呢？为什么有关农民工工资拖欠的问题年年重点强调解决而又年年变得更加严重突出呢？对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是否应从更根本的角度或采用些“标本兼治”的方式来解决呢？本文在此不惧浅陋，愿对有关农民和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和相关法律制度保障做几点反思，希望能引起当局者们的重视。
反思一：作为我们“衣食父母”的农民们得到社会应有的尊重了吗？农民，作为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正是他们通过艰辛的劳动在从事着农业生产养育着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但目前他们大多数人通过辛劳所能得到的仅是解决了吃饭问题（少数落后地区农民甚至连吃饭问题都无法解决）；普遍地讲，他们的确没有受过什么高水平的文化教育，也不具有城里人的“眼光和见识”。正是因为他们曾生活在代表贫穷落后的农村中、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所以他们贫穷、他们“愚昧”，他们的利益也最容易受到侵害。而如今，一旦这些农民失去土地在农村无业可就或生活无法得到保障时，为了谋生他们便不分男女老少的纷纷拥向城市，男的农民工一般从事建房修路等工作，女的农民工一般从事保姆清洁等劳务。一个个舒适安逸的居住小区、一幢幢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一条条高速路、一架架立交桥、一座座环境整洁的现代文明城市无不浸透了他们辛勤的汗水。只有他们才是我们“社会主义大厦的基石”，才是我们“社会主义大厦的建设者”，才是历史和时代“默默无闻的英雄”。可是我们中又有多少人像毛泽东同志所讲得那样，真正意识到“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呢？当然，这里的群众虽然不等同于农民，但就其内涵而言主要是指广大农民。我们的广大党员干部真正把农民当成自己的“衣食父母”去尊重他们了吗？农民和农民工们的辛勤劳作与他们的真正所得相较难道真得符合等价交换的市场法则吗？难道圣哲老子二千多年前所言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补有余”的状态至今仍无法改变吗？
反思二：到底是谁在侵害农民和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呢？胡锦涛总书记曾反复强调指出“群众利益无小事”，并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干部务必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对侵害群众利益的事情，一定要认真对待。倘真如此，现实中为什么又会发生那么多侵害群众利益、尤其是农民利益的事件？形成农民工工资拖欠的原因难道仅仅是因为雇佣农民工的建筑企业或其他单位不信守合同、不愿承担社会责任所造成的吗？难道仅仅是因为“包工头”们的自私或贪所造成的吗？难道与我们现行的“圈地运动”、房地产开发运作模式、企业或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必然的联系吗？难道与我们个别的政府职能部门和司法机关对侵害农民利益、牺牲农民利益的行为冷漠无情、不认真对待、不及时处理、甚至暗中参与或变相支持的行为没有必然的联系吗？难道当农民工们成年累月拿不到工钱无法生活下去时也不能自发地或有组织的向政府部门反映有关问题吗？为什么会对组织者一定要安上别有用心或破坏社会稳定的“恶意讨薪罪名”呢？这些进城打工的农民总得要有生存的权利吧？须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啊！侵害了农民等弱势群体的利益就等于是侵害了社会稳定的群众基础；让贫富差距继续拉大、让广大农民继续陷于贫穷落后、生活无法保障的境地肯定不利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换句话说，谁侵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谁拖欠和卷走了农民工的工资，谁就是在破坏社会稳定，谁就是在对对国家犯罪、对社会犯罪、对民族犯罪！至少侵害农民或农民工利益的行为与组织农民工讨说法的行为相比，哪个罪过更大，相信大家不难作出判断吧。
反思三：我们该如何保护农民和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呢？前段时间当有关新闻媒体报导了几起有关警察被打事件后，就有人喊着要制定《警察权益保护法》，提出《刑法》应对殴打或袭击警察的行为单独规定一个“袭警罪”进行处罚的建议。警察与农民或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或经济条件相比，孰强孰弱，谁的权益更容易受到侵害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农民或农民工被打事件也不知有多少起？那为什么当农民和农民工权益遭到侵害后就没有人喊着制定《农民权益保护法》呢？工人有维护自己权益的工会组织，企业家有企业家协会，各界社会名流们更有“政协”可以参与，而农民和农民工呢？当他们的权益遭到侵害时，谁真正有权代表或具体组织实施去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呢？组织农民或农民工维权活动又有什么具体的法律依据或保障呢？即便是为解决实实在在的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也没有人认真地去考虑从完善法律制度方面来进行解决。比如，我们可否通过制定法律或法规形式要求雇佣农民工的企业或单位必须交纳农民工工资按时发放保证金，对无故拖欠农民工工资超过三个月的行为进行法律制裁，对挪用或卷走农民工工资且情节严重的行为按犯罪处理，对侵害农民或农民工利益的行为要规定有专门的组织或机构来进行处理或维权等。从当前所发生的侵害农民或农民工权益事件的普遍性和严重性看，在社会利益日趋多元化、复杂化的今天，农民或农民工若没有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若没有特殊的法律保护制度为依据而仅靠个别代表多方利益的政府部门通过发文件或搞活动的形式来解决问题恐怕是难以达到“立杆见影”、“标本兼治”的实际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