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浙江民营企业“5000万现象”究竟给中国带来什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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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对浙江民营企业“5000万现象”进行了外部环境、内部管理以及心理因素的破析，寻求“5000万现象”的根源，并试图就这些原因给出政策建议。同时笔者还指出，浙江民营企业“5000万现象”的重要意义：中国国有企业的“59岁现象”曾经引发了一场“产权”理论的讨论和“产权”结构的变更，而浙江民营企业的“5000万现象”将必然引爆“管理”思想的革命和“管理”模式的演进，并进而带来中国“政治”哲学的革命和“政治”构架的重整。
关键词：“5000万现象”；革命；政治哲学；管理思想；浙江民营企业
Abstract: I try to explore the basis of Phenomenon of 50 Million after analysis from the outer conditions, interior ability of management to psychological factors. And I also give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f Phenomenon of 50 Million, which brings to the revolution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reconstructing of political system, revolution of idea of management and improvement of style of management, by comparison with Phenomenon of 59 years old, which leads to revolution of ownership and variation of ownership in our economical life at present.
Key Words: Phenomenon of 50 Million; Revolution; Political Philosophy; Idea of Management; Zhejiang Private Enterprise;
一、“5000万现象”
所谓“5000万现象”是相对于曾经红红火火热炒过的“59岁现象”而言的，是为了总结浙江省民营企业中企业总是做不大或者很少做大的情况而做的一种理论上的抽象。中国国有企业的“59岁现象”曾经引发了一场“产权”理论的讨论和“产权”结构的变更，浙江民营企业的“5000万现象”将必然引发“管理”思想的革命和“管理”模式的演进，并进而带来中国“政治”哲学的革命和“政治”构架的重整。根据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国家经贸委和财政部共同制定的《大中小型企业划分标准》[2]新的标准规定，年销售收入和资产总额均在5000万元以上的企业为中型企业，而5000万元以下的企业为小型企业，也就是说，“5000万”就是一个分水岭，是小型企业向中型企业跨越的转折点，因而笔者认为“5000万现象”的讨论必将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带来深远的影响。
程旦亮（2001）认为民营企业长不大有五大原因：一是缺乏大手笔式的发展，因为业主投资自己的血汗钱不能不担心投资利润，而信息捕捉的相对滞后，所以企业总是上不了规模；二是开拓市场的意识淡薄，开拓能力差；三是家族化管理模式抑制了优秀人才的引进；四是民营企业贷款异常困难；五是要素的不匹配，即企业的人、财、物三要素不和谐，资本、技术和人才三资源不匹配。白玫，刘宏，胡光字（2001）认为民营企业发展的瓶颈主要有：一是民营企业的产权不清和财产纠纷导致企业控制权移交过程中的政治斗争复杂化；二是家族化管理方式制约了企业发展；三是企业管理的集权特征成为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康。程远（2001）考察了轿车工业后指出：人为设置行业壁垒维持轿车工业的垄断格局以及由此带来的低效率和腐败是中国轿车企业总长不大的根本原因。记者胡奎（2002）在对温州企业的报道中，曾经一笔提到过“5000万现象”，但遗憾的是他没有对此展开分析。由此看出企业界、理论界和政界并没有对“5000万现象”给予足够的重视，笔者本文就对“5000万现象”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深入分析，以期引起各界的重视并展开丰富的研究。
二、“5000万现象”透析
造成浙江民营企业“5000万现象”的因素很多，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
1、心理因素
所谓心理因素主要是指民营企业家由于主观认识上的问题而产生的“5000万现象”。笔者认为，心理因素也分为三类：
一是正如梁普明（2002）看到的民营企业小富即安、小进即满，满足于现状的小农经济思想仍比较普遍，特别是量大、面广的个体工业户。程旦亮（2001）进一步分析认为民营企业小富即安、小进即满主要原于企业主素质不高，信息捕捉的相对滞后以及开拓市场的意识淡薄等。
二是笔者认为心理因素还与中国官文化密切相关，由于很多人做企业本来目的就不是赚钱，而是为了“做官”，因此到了5000万后，他们认为已经有了资本进军政界，所以企业的跨越就不可避免地被耽误了。另一方面，人们的效用函数随着自身条件的改善会发生变化，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可以知道，人的需要都有轻重层次，某一层需要得到满足后，另一层需要就会出现，并将人的需要划分为五级：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而中国的“官文化”思想使得人们把“消费”观念中效用函数的变量从财富转变为政权权力的追求，把获得尊重和自我实现等更高层次的需求理解为对政界的需求，并越来越强烈（周阳敏，2002a）。
三是中国目前的消费领域和消费意识没有健康地建立，尤其是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谷，而又没有新的健康的催人奋进的信仰体系的产生，出现了信仰真空或信仰的空洞化，所以导致企业家们有了5000万后就感觉“功成名就”而“退休”安享青春（之所以不叫“安享晚年”而叫“安享青春”，是因为现在很多5000万的企业家不管多年轻都退休了，不管是中国大陆还是台湾）。现在不管城市还是农村，各种教会蓬勃发展（刘忠卫，1997），虽然促进了中国信仰的多元化，但是教派良莠不齐，而且中国政府也没有进行正确的疏导。所以很多糟粕的教会组织也乘机进入，不仅不能促进和引导中国的资本积累，反而扭曲和葬送了大批的企业家，致使中国企业的规模始终在“5000万”左右徘徊。
2、内部条件
事实上，根据笔者的调研发现，企业内部的管理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造成“5000万现象”的罪魁祸首。
（1）人员素质
企业人员素质问题分为企业家的素质问题和员工的素质问题。由于民营企业大多起始于农村或者乡镇，因此企业员工一般都是素质较低的农民或者城镇富余工人，因此企业经营规模必然受到员工素质的约束，尤其是企业在壮大过程中，没有足够的人员可以独立开展工作，承担挑大梁的重任。
笔者调研发现，影响企业规模突破5000万的最重要因素是企业家的素质。然而由统计学知道，人的能力分布具有正态性质，也就是说，能力强者和能力弱者比例都不多，但是能力一般般的人却占有绝大多数。一个人管理企业的状况受限于他的管理能力和管理方式。显然我们都知道，目前由于外界的法制环境极度恶劣，大多数企业都被迫选择了“家族管理”的方式。而这种家族管理的层级结构和人才引进等方面都受到了家族或个人能力的限制，所以依据数学的基本知识可以知道，个人的正态分布也必然导致所管理企业生产经营状况的t分布，换句话说，企业的规模或质量也必然服从t分布，即大企业一般很少，主要集中在5000万以下的企业规模的状态。
梁普明（2002）的调查得知，大多数民营企业主没有接受正规的高等教育，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中“土生土长”的居多。量大面广的民营、个体单位的从业人员，绝大多数来自广大农村，没有经过正规的培训，特别是个体工业单位的从业人员，年龄结构和文化层次参差不齐，不少人难以适应技术水平较高的工作，更不能适应国际市场竞争的需要。当然我们必须正确面对这些所谓的“素质差”的企业家，当然笔者一再强调企业家的素质不是用文化水平或学历高低来衡量的。但是，在笔者与企业家们接触时发现，有些“能力”尤其是“个人能力”非常显然地造就了企业跨越“5000万现象”。
（2）管理模式
中国的特殊环境与现代管理理论发生冲突，李新春（2001）认为，目前的理论框架很难对企业治理结构的深层次影响给出明晰的解释，指出企业的家族化治理在竞争和生存的压力下变得更为理性化，企业以“趋利避害”的态度审慎地对待家族的或特殊性的关系，对家族治理结构的进行改造，在老板仍然占有绝对大的股权并对企业战略决策有足够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的情况下，实现职业经理人的“交接班”，这成为中国目前家族化企业“管理革命”的主要模式，并称其为“家族—管理型”企业。毛蕴诗（2001）也认为，家族企业之所以可延续较长时间，是由于他们识势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现代公众公司中一些相配适的制度，形成家族式治理结构与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有机结合，并认为这是一定程度上对家族企业进行具有现代工商企业特征的管理上和制度上的创新。在实业界，如重庆力帆集团老板尹明善认为，无论从经营机制还是管理方式，家族企业在中国现阶段的存在都是可能和必要的。同时企业家们将家族企业进行部分“现代化”，如将自己的子女送进名校，聘请高级顾问以及部分引进优秀人才等等。
然而，掌握了话语霸权的经济学家却不以为然，利用手中的资源配置权，单凭个别的案例就叫嚣要把家族企业转变为现代企业，否则还不让上市[3]。而经济政治家们则是利用经济话语权而为政治服务，认为家族制是制约中小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关键因素，家庭经营只是一个过渡，并力主民营企业向现代企业委托代理制改革（厉以宁，2001）。因此，大量的企业家依然没有跳出家族管理和现代管理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框框，对企业究竟采用什么样的管理模式依然犹豫徘徊，错失良机，致使企业规模也在5000万上下徘徊。
3、外部因素
提及企业的外部因素，不能不提及企业的法制环境、金融环境和投资环境等。而事实上，这三个环境因素也没有概括浙江民营企业所处的外界环境的全部因素，但是他们是目前对“5000万现象”“贡献”最多的、最重要的因子。
（1）法制环境
众所周知，中国目前的法制环境是一个极端的法制不健全、有法也不依、执法更不严、违法也不纠的局面。因此，企业运用法制的成本异常高昂，实际上企业把本该由国家提供的法制的成本内在化了。更重要的是，私人产权得不到法律的保障。民营经济的财产理应属于投资者本人，投资者可以自由支配和处置本企业的财产。这一属于天经地义的道理长期以来在法律和政策上却得不到体现。乱摊派、乱集资、乱收费、乱罚款非常严重。由于民营经济的地位“卑微”，许多政府部门视民营经济为“没娘的孩子”、“软柿子好捏”，同时利用民营企业“惧怕官府”的心理，任意侵扰和损害民营企业的发展（刘力、尚增健，2001）。例如笔者有一个朋友，由于在任温州某地村支书时，得罪了某镇的领导干部，于是镇干部就想方设法捣乱、编织各种谎言和各种“政策”对他们随意干扰。他们实在没有办法生存下去，官司打到了中央，但是依然无能为力扭转这种被“敲诈”、被“勒索”的悲惨局面。于是他们只好举家全部搬迁到了湖南洞庭湖畔，继续做阀门生意。更有悲惨者，胡奎（2002）在报道中列举了一个事例，说是在杭州市某县，一位温州老板投资了一条从这里通到黄山的公路，修成后效益很好，不想该县交通局竟单方面撕毁合同，夺过对这条公路的收益权，还用莫须有的罪名将投资者抓进大牢一年多。真是“胆战心惊”啊！就这样的法制环境怎么可能让我们的民营企业顺利地从小型企业转变为中型企业？怎么可能克服浙江民营企业的“5000万现象”啊？！
天津宝成集团董事长柴宝成认为，我们的民营企业家害怕做大，主要是害怕做大后有风险，但柴宝成同时说，即使有风险也要冒险，这是企业家成就事业所必须面对的，而且还认为财富的创造和积累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密不可分，应该回报社会（黄泰岩，2002）。但是笔者深深忧虑的是，不仅这种所谓的“回报社会”不具有可预测性和法律基础，而且柴宝成他本人也显居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常委等职。众所周知，我们的全国政协、全国工商联都是显然的中国特色的“官方组织”，所以他无疑得到了正面的保护，正所谓中国的一句俗语：站着说话不腰疼。当然笔者无意要擅自揣测他“做官”和做“企业”的动机，也没有必要去揣测。但是笔者（周阳敏，2002a）认为我们的民营企业家非常“理性”地知道，只有获得了一官半职，或者与政府官员相勾结后，对他们的产权保护才可能稍微完整一些。同时他们还可以去恣意侵扰他人的私人产权——尤其是干扰甚至赤裸裸地霸占别人的产权，或者侵占国有资源，扩大并巩固自己的私人产权。如果我们的每一个民营企业家们都在跨越“5000万现象”时，首先实现企业的“政府化”，中国民营企业的“5000万现象”将更加繁荣兴盛。
（2）金融环境
此时此刻，中国学术界和企业界对民营企业的金融环境的讨论正是如火如荼，所以笔者也不想对此展开讨论。有一些观点很明确也很直接，即由于我国的国有金融体制严重制约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壮大发展，因此呈现出“5000万现象”。据胡奎（2002）报道，温州多数民营企业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都曾不可避免地遇到资金短缺的问题。但温州的商业银行也与其它地方一样，是主要针对国有企业放发贷款的，而占温州企业数量96%以上的民营企业根本无法满足银行规定的放贷条件，繁琐的手续让他们望而却步，即使贷到款，利息计算与国有企业也不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有商业银行的效率低下日益跟不上民营经济的快节奏。浙江省统计局的梁普明（2002）通过小型专项调查，也认为，由于融资渠道狭窄，影响了民营企业扩大再生产。结果显示，有45.7%企业认为制约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最主要障碍是融资困难，有66.4%企业认为获得金融机构的贷款很不容易。刘力、尚增健（2001）认为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瓶颈”有两方面：一是中小企业资信较差，不易获得银行贷款；二是融资渠道少、成本高、难度大。
众所周知，我国的资本市场非常歧视中小企业，严重阻碍了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技术密集型中小企业的发展。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小，无法成为主板市场的上市公司，而千呼万唤用以满足中小企业需要的二板市场到现在为止还毫无音信。更为重要的是，主要以中小企业为服务对象的民间金融机构却迟迟得不到法律的认可，得不到应该容许的发展[4]。
（3）投资环境
投资环境不畅也是制约民营企业从小到大增长的重要因素。记者胡奎（2002）形象地比喻为“有钱无田”，现有的政策是国有资本可以进入任何领域，外资可进入的领域也越来越多，只有民间资本处于中国经济的最低层。
三、对策研究
针对上述造就民营企业“5000万现象”的原因，人们给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梁普明（2002）指出，企业要发展必须不断更新观念。但是笔者认为，观念的创新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完成的。企业主也必须自身树立发展的观念、质量意识、树立技术创新意识等。为此，企业家们必须利用各种机会和途径学习先进的专业技术、管理经验和理论、法律知识，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决策水平和法制意识。同时，企业家还要重视引进企业的管理、技术人才，还要重视从企业内部培养人才，为企业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提供各种学习机会，提高企业整体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增强企业凝聚力。
另一方面，人们普遍认为，由于以下五个原因，企业在经历了初创时期的发展后，就必须及时地转换管理方式，即由家族式管理向专业化管理转变（年志远，2001）：第一，企业规模扩大后，管理范围将远远超出家族成员的管理能力；第二，企业发展的领域和天地发生着根本的变化，无论是从技术、产品，还是从市场、融资等方面，均超出了企业主本人或家族成员所拥有的经验积淀和知识准备，而且管理者再学习的速度又远远落后于企业发展的速度，而管理者经验和知识的折旧速度却又远远高于企业的变化速度；第三，企业主有了相当的积累和一系列社会荣誉后，团结风范与民主理念会逐渐丧失，易于变得刚愎武断；第四，家族之间、创业者之间的利益矛盾显化和加深；第五，家族人员容易发生角色冲突，导致“政令不畅”和管理混乱等。
因此，我们必须走两条路：一是将家族管理转变为“现代管理”，但是受限于中国目前的法制环境[5]；二是提高自身和家族的经营水平和管理能力，但是又受限于自身和家族本身的素质分布。有人认为现代化的竞争主要表现为人才的竞争，但是笔者一直相信中国素来不缺少人才，关键是怎样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和留住人才等。现代西方产权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都很认真地分析了这一点，无须我赘述，结论很简单：开放产权、开放管理、开放人才，其中开放产权是前提。然而，张维迎指出：“由于企业所处的法律环境非常重要，分散股权很危险，如果法律制度对企业的产权没有给予很好的保护，就不可能放心地将企业交给别人去经营，而美国有比较完善的法律保护体系，股权分散相对安全。”所以，张维迎一再强调：一个企业能不能实现现代化管理主要取决于外部环境，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法律制度以及国家对产权的保护程度（詹正凯，2002）。赵勤恩（2001）也认为，由于外部环境不到位而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路径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同时，国外有的专家也认为，绝不能将管理权与所有权的分离当作解决管理疾病的万灵药（Bajaj  Rahul，1999）。所以当法制环境异常恶劣时，企业自身不得不做一些防范，包括技术上、人员安排上、组织结构的设计上等，企业的外界法制环境成本非常高，企业根本不可能采用公司制治理结构，这就是目前中国家族企业广泛存在家族管理的最重要原因（周阳敏，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