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试论１７世纪郑氏海上贸易对闽台社会经济的影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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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论１７世纪郑氏海上贸易对闽台社会经济的影响2
　种蔗煮糖是福建的传统重要产业，据《天工开物》记载，甘蔗产繁闽广间，论文联盟他方合并，得其什一而已{27}，至明清时期，因海上贸易的繁荣而兴盛。据《泉南杂志》云："蔗利厚，往往有改稻田种蔗者。并且因地制宜形成了专门化的种植区，漳州、泉州即为甘蔗区，徐勃《海澄书事寄曹能始》云：处处园栽橘，家家蔗煮糖{28}。在加工技术的进步方面，主要是明中叶以后糖车的发明，据《天工开物》所描写的糖车，和近代的糖车，大致相似{29}，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郑氏经营台湾时，为发展植蔗业，由福建输出大宗蔗苗和培植技术。制糖方法，也主要依靠福建移民传入，糖业成为台湾的支柱产业，全台仰望资生，四方奔趋图息，莫此为甚{30}。至1645年以后，台湾每年平均产糖约在9000担左右，而在1657年以后，则一跃而增加至17000担{31}。此后，台湾地区所煎之糖，较内地闽粤诸郡尤佳{32}，成为台湾对东西洋和中国大陆输出的大宗商品之一。  

　　
　　三郑氏贸易繁荣，刺激了产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
　　
　　郑氏海上贸易繁荣，带动了资本运作方式的转化。在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刺激下，许多手工业部门中资本主义因素已见萌芽，农产品也在不同程度上逐渐商品化，资本流向在东南沿海（特别在郑氏势力控制的闽台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商业资本显得特别活跃，部分贸易商人开始投资于手工业生产，商业资本开始逐步地同产业资本相结合，这一部分贸易商人就有可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手工业工场主和资产阶级贸易商人。本文仍以瓷业和糖业为例阐述之。
　　自17世纪早期始，福建沿海瓷业因时地利迅速而普遍兴盛起来。其中以德化、安溪、平和、华安、漳浦等为主要生产基地。在制瓷手工作坊与工场生产的瓷器产品上出现了大批的商业款识，含玉、裕、胜、盛、美等图吉利、盼发达的铭文在闽南的德化、安溪、永春、华安、平和、漳浦、诏安、和闽北的政和、建阳等地都有发现。商品经济的生产意识已经广泛地影响沿海地区至内陆偏僻山区。具体而言，这些商号有的是一个窑口所专有，有的则是一个窑口有几个商号，甚至于有的窑址虽然距离遥远但商号却完全相同，并形成了以制作陶瓷和运输销售为主要谋生盈利手段，分工明确的世家大族{33}，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已出现瓷商向德化及周围地区成批订购瓷器产品的迹象。明代德化窑生产两种写有阿拉伯文字的盘和碗，一种大盘上的阿拉伯文字的大意是赞颂主宰安拉、至圣穆罕默德的伟大及教长阿布伯加、奥斯曼和阿利等的贤明与宽宏大道；另一种青花碗上的阿拉伯文的意思为除安拉及其先知穆罕默德，无其他上帝。显然明清之际福建尤其是闽南地区不仅生产各种瓷器出口，而且具备接受市场订货的能力。在生产方式上，德化制瓷业还出现一种各自制坯，合作烧窑的方式，这种联合经营的生产方式，有可能由商人经营。商人根据市场需求，将货款发放农家，农民按照商人要求的式样、数量，制出瓷坯，每个瓷坯都打上自己的商号款识，然后商人集中各家瓷坯，统一烧窑。器成之后，由专门的商人行销海内外。明末清初,福建陶瓷由于海上贸易兴盛，物流畅通，瓷业资本较有保障，又几乎不受官窑的限制和影响。因此，当时福建的窑业较景德镇窑更充满活力，发展迅速。 论文代写 http://
　　17世纪中后期闽台地区的蔗糖生产，已具有较高级的商品化生产形态，大部分甘蔗的种植和砂糖的提炼明显具有经营性质，目的是为了外销获利。随着国内外更为广阔的市场拓展，蔗糖加工行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台湾相关志书记载得较详细。台湾糖寮中出现专门化生产的分工和雇佣劳动的性质，已普遍得到史学界的承认。而这些带有资本主义萌芽的糖寮中，有一部分就是由贸易商人投资开办的。根据史料记载，这一时期的贸易商中有的充当糖青之类的包买主，他们预付工价，雇佣佃农进行各种经济作物的种植生产，于新谷未熟，新油、新糖未收时，给银先定价值，俟熟收时再还之{34}。有的直接投资于手工业生产，参预了原材料和半成品加工制作，成为海上贸易资本开始与产业资本相结合的范例。如拥资百数十万的著名海商刘日纯，又善贸殖，创白糖寮于温厝刘庄，贩运南北洋，获利丰。白糖的生产，较之一般的青糖、黑糖更需要复杂的生产程序和技术，地薄或糖师不得其人，糖非上白，则不得价矣。{35}可见刘日纯创办的白糖寮不是一般的手工业作坊，已具有相当的发展程度与规制了。 代写论文 http://
　　
　　四郑氏海上贸易促进了两岸商业兴旺和城市繁荣
　　
　　关于闽台两岸商民因海上贸易的繁荣而富足，下列二条史料为其作了最好的注解。福建僻在海隅，人满财乏，惟恃贩洋番银，上以输正供，下以济民用。如交留吧（印尼爪哇）者，我民兴贩至彼，多得厚利以归。其未归者，咸在彼处为甲必丹，转徙贸易，每岁获利千百不等，寄回赡家。其族戚空手往者，咸资衣食，给本钱为生，多致巨富{36}。台湾商贾也因通外洋诸国而财用不匮{37}。所谓富家以财，贫人以躯{38}，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其方物，利可十倍{39}，闽台人民因海上贸易的繁荣而找到了一条最适宜的生存与发展之道。
　　经过郑氏三代三十七年的苦心经营，厦门的海外贸易迅速发展，它由最初作为漳州月港部分开禁时仅作为进出口船只的验船之处，跃为中外闻名的海外贸易中心，成为当时海内外贸易商品的集散地。中国大陆的土产源源不断地运到厦门出口，外国物产通过厦门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大陆。市廛殷阜，四方货物辐辏，乎可比一大都会矣{40}。清朝有大臣曾认为：厦门一窟，素称逆寇郑成功之老巢，商贾泊洋贩卖货物只，想诸臣之垂涎，已非一日。{41}可为佐证。  http://
　　在海那边，17世纪早期，荷兰人在当时的大员（今台湾安平）建起了一座热兰遮城堡作为荷兰人的大本营，台湾的政治中心；而间隔约二百公尺的热兰遮市则成为中国人的大本营，台湾的经济重镇。1661年郑成功克复台湾后，把当时的大员（TaYouan）改称为安平镇{42}，又经历郑氏二十二年的统治，台湾的海上进出口贸易大都始于此，并以此带动了安平周边地区渔村、渔港、军港、商港、郊商商行、商店街、盐田、蔗田等发展。安平成为当时台海两岸家喻户晓，一度代表最权威、最富裕的地名。
　　17世纪郑氏三代海上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东南海上贸易的传统特点和商业资本活动的历史面貌，不仅在中国海上贸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沟通中外交通，扩大经济交流上具有一定意义，为闽台两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必须指出的是，虽然郑氏三代强大的海上贸易对闽台两岸社会经济的某些层面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然而，郑氏集团割据台湾，清王朝为窒死郑氏所采取的诸如迁界、禁海等政策措施，以及双方连年对大陆沿海地区的争夺战争，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地区经济的均衡性，制约了海峡两岸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据康熙二十二年杜臻的《闽粤巡视纪略》统计，划出界外的沿海田数为21871顷，实际上还不止这个数。福、兴、漳、泉四府所属19县，昔日繁华兴盛的沿海地带，成为荒凉的虎豹出没之地，对沿海手工业的破坏尤大，其中的制盐业遭到了灭顶之灾，以至引起盐荒。1683年台湾的归清，不仅使海峡两岸政治上归于一统，且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和平安定的有利条件，这在当时有着进步的意义，对我们今天也有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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