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我国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与竞技体育实力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第11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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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与竞技体育实力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第11届全运会的数据分析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在宏观上，既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逻辑的准确描述，也是对人类社会某一历史形态的运行机制的高度概括。在微观上，此种观点揭示了人类物质生产活动或者经济活动制约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内在关系，此种制约关系同样适用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3大系统所包含的组成要素。基于这样的立场，试图通过我国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与竞技体育实力关系的实证研究来探索经济活动影响和制约文化系统的组成要素，即体育活动的具体关系形式。经济发展水平与竞技体育实力的相关性已为体育人文领域的研究所证实，但现有文献中通过简单的数理统计描述二者相关性的成果居多，对两者相关性进行量化的研究较为匮乏。另外，在数据的选取上，大部分文献停留于国家层面，进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与竞技体育实力的关系研究，而以国家内部的不同行政区域为样本进行的研究则有待丰富。鉴于此，笔者以我国参赛省市的第11届全运会成绩和各自经济发展的宏观指标为变量来探究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与竞技体育实力之间的数量关系，确立二者的函数模型并予以解释。
　　1研究方法及指标选取
　　拟通过截面分析方法对我国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与竞技体育实力的关系进行研究，数据选取对象为参加2009年第11届全运会的地方省市。
　　全运会是我国国内最高规格的体育竞赛，能较客观地反映各地方的竞技体育实力，所以选取2009年第11届全运会各省市的比赛成绩作为因变量，以之来表达地区的竞技体育实力。考虑到香港地区的特殊情况会对结果产生较大影响，采用样本中位数进行替代来降低其变异性，共计32个样本。各省市的比赛成绩，由奖牌总数来表达，其中，金银铜牌的权重为1，主要因为竞技体育比赛中成绩的不稳定性及各种人为因素（裁判、东道主等）的影响等。
　　在我国现有的举国体育体制和财税体制下，地方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决定着相应的竞技体育事业的投资力度，而国内生产总值即GDP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即人均GDP是反映和衡量地方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的比较合理的2大宏观指标。以2009年各省市的GDP和人均GDP作为自变量的数据来源，同时为了顾及全运会周期内地方经济发展对全运会成绩的累积性影响，把2005-2008年各省市的GDP和人均GDP也纳入其中，作为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其中，对2005-2008年各省市的GDP进行加和处理，对人均GDP则采用算术平均值。出于降低数据的变异性影响，香港地区的数据替代为其他31个样本的中位数。以上经济数据均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的官方数据。
　　2理论假设
　　2.1地方GDP与第11届全运会的省市成绩之间关系的理论假设
　　竞技体育活动，无论是政府主导的，还是社会民间力量的推动，都和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关系密切，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与表征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指标存在正向的关联[2]。就省市经济发展状况与竞技体育成绩的关系而言，由于我国到目前为止，依然是举国体育体制为主体，在这种体制之下，竞技体育成绩同GDP一样，成为彰显地方政府实绩的重要指标；因此，地方省市有强大的动力尽可能地去推动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在当前政府地位相对强势的经济发展格局中，政府有能力和有条件通过自己对地方经济发展成果的主导，特别是强大的财政控制力来强化竞技体育领域的投资；所以，地方省市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特别是与财政收入存在如影随形关系的GDP总量，就决定着当地竞技体育领域的投资规模，进而对竞技体育成绩产生直接的影响。我国省域经济发展水平和竞技体育成绩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业已表明，二者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3]。为了更清晰地明确我国省市GDP与全运会比赛成绩的统计关系，以 2009年第11届全运会各省市的奖牌总数为Y轴，2009年各省市的GDP为X轴，建立了散点图（如图1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