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易宪容:香港不能把联系汇率当成拜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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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联系汇率制度不能成为香港政府及少数人维护其利益的拜物教，而应成为一种开放的制度，它可以调整与完善，甚至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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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已经实行28年了，该制度的利弊随着眼下经济环境的变化越来越明显。但是不知是无知还是有意，每当市场一对实行如此长时间的汇率制度质疑时，港府就出来加以维护。也许，港府早就把这种汇率制度，看成了维护香港经济稳定的拜物教。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会不会调整，现在看来还很难说，但至少有几个方面大家是应该有共识的。
　　首先，对于香港联系汇率制度，无论当初设计是多么合理，但任何制度都不可能绝对完善，都是在一定背景下的产物。当时空发生巨大变化时，制度的不合理性及缺陷肯定会显露出来。更何况，1983年以来，香港社会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香港周边的经济环境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整个世界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港府还是守着这几十年前设定的汇率制度不改变，这肯定是对香港经济不利的。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重新审视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是必然之势，当香港政府把一种汇率制度当作一种宗教来信仰时，这才是未来香港经济发展最大的风险。
　　其次，汇率是什么?汇率是一个国家要素价格与另一个国家要素价格的综合反映机制。几十年来，汇率制度早就开始由两个极端(固定汇率制度到完全自由浮动汇率)向中间状态的汇率制度靠拢。当前。世界上采取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更是极少。尽管香港经济体比较特殊，但它同样不会超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如果说几十年前的联系汇率制度对于当前香港经济仍然是一种十分好的汇率制度安排，那只能说明香港经济在几十年间在原地踏步没有长进。这又怎么可能呢?
　　最近，有人用“瑞士法郎也开始与欧元挂钩”来证明香港联系汇率制度的合理性。这完全是荒谬的类比。尽管香港与瑞士是两个具有同等规模的经济体，但是由于两地采取的汇率制度不同，两地的经济增长动力及经济成就轩轾相异。一个在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下，靠内生的动力成为一个具有完全国际竞争力的国际金融中心――瑞士所面临的是货币过强升值的烦恼；另一个则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丧失了货币及经济的主体性而成为靠外生力量带动的依附经济
　　香港所面临的是港元快速贬值的困境。可以说，这种格局不改变，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或外部环境依赖性减弱，未来香港经济走向衰退则不可避免。把两个不同环境下采取的联系汇率制度混为一谈，既不可取，也无法证明香港实施了28年的联系汇率制度的合理性。
　　第三，当前香港的许多经济问题，很大程度上都与香港几十年不变的联系汇率制度有关。香港作为一个细小城市经济体，联系汇率制度有它的优越性(稳定市场预期、减少汇率风险、有利于金融市场稳定等)，但是其缺陷早就超过这些优越性了。根据我的经验，1998年8月，港元与人民币的比价是100比128，而2011年6月的比价则是100比81。也就是说，港元与人民币贬值50％以上。如果与澳大利亚和加元等货币相比，其贬值幅度更大。除了金融市场之外，香港的多数产品都靠进口，当其货币严重贬值时，当地的物价水平岂能不快速上涨?港府找出不少理由，说香港物价上涨与其货币贬值无关。这只是睁眼说瞎话，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经验上来说，都是违背市场基本法则的，也完全低估了香港民众的智慧。这种强词夺理看上去无知，说到底还是为了维护少数人的利益。
　　第四，如果不对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进行改革，它将摧毁未来整个香港经济。首先，港元盯着美元，而无论是美国经济还是美国货币政策，几十年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香港汇率制度不变，就不能够适应变化了的经济形势，将完全与美国实体经济周期发展脱节，其次，汇率是香港金融市场的核心价格，而由联系汇率制度决定的港元汇率，不仅无法形成有效的价格机制，也无法表现出真实的汇价水平。如果香港金融市场的核心价格是完全扭曲的，这将导致整个市场要素商品价格的扭曲。如此，也会使得香港几百年来形成的市场价格机制名存实亡；最后，港元过度贬值，推高当地的物价水平是必然的结果。通过高物价，香港的联系汇率成了一种财富再分配机制。如果这种机制让整个社会的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聚集，香港联系汇率的问题就可能转化为一个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而这两个问题缠绕在一起，必然导致香港社会动荡与不安。
　　总之，香港联系汇率制度不能成为香港政府及少数人维护其利益的拜物教，而应成为一种开放的制度，它可以调整与完善，甚至废弃。
　　刘胜军：从温州高利贷看货币政策之误
　　只有放松金融管制，降低银行业准入壁垒、打破国有垄断，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消除负的实际利率，才能真iE对高利贷起到釜底抽薪之效。
　　国庆期间，温家宝总理率央行行长、银监会主席等赴温州调研，引发广泛关注。有统计显示，目前温州至少已有80多家企业老板逃跑、企业倒闭。9月22日以来，温州市发生三起因债务危机，老板被逼上绝路而跳楼自杀的事件。被外界称为“宝马乡”的江苏省泗洪县石集乡就有1500多人卷入高利贷，涉案资金3.1亿元。石集乡问题最严重的李台村，仅涉案本金就达1050万元。吸引“宝马乡”民众人局的，则是诱人的回报：1万元月息高达3000元。
　　高利贷的流行，既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不到位的结果，也反映了货币政策紧缩的影响。
　　自2010年以来，通胀压力不断上升，7月份CPI更突破6.5％高位。9月份的大连达沃斯论坛上，温家宝说：“通货膨胀如果同贪污腐败结合在一起，足可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人心的向背，我们要以这样的高度来对待增长与通胀之间的关系。”去年10月到今年6月，央行五次加息，将一年期存款利率自2，25％调整为3.5％。但是加息步伐依然太慢太小，实际利率长期为负。
　　与加息相比，央行显然更倚重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2011年六次上调准备金率，大型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从15，5％上升到21，5％，中小银行则从13，5％上升为19，5％。不仅如此，9月初央行下发通知，将商业银行的信用证保证金存款、保函保证金存款以及银行承汇票保证金存款等三类保证金存款，纳入存款准备金的缴存范围，预计冻结银行资金9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存款准备金率的提升，对收缩货币供应量的效果可谓立竿见影。但是，将准备金率提高到20％左右的历史高位，则导致银行可贷资金高度紧张。
　　一方面是负的实际利率，一方面是银行可贷资金受限，双重因素作用下，银行资金成为供不应求的“短缺商品”。在有限的资金规模下，银行自然会保大项目、大客户。此外，由于大多数银行仍是国有资本控股，在放贷时不可避免地会倾向政府和国企。
　　由此产生的扭曲在于：一方面中小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