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国高校多元化融资机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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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高校扩招后，中国高等教育迈入大众化阶段。但同时中国高校也存在着投入不足、融资不畅、资金短缺，机构低效等问题，制约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这些问题表明，现行高校的融资机制无法适应高等教育发展的要求，借鉴国际上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的成功经验，提出必须建立更完善的多元化融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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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高校；多元化；融资机制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3-0049-03
　　
　　 一、中国高校融资的现状和问题
　　 中国高等教育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实践，已经逐步形成了包括各级财政拨款和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等“财、税、费、产、社、基、科、贷、息”在内的多渠道高等教育投资格局，改变了高等学校过去由于在经济上只与政府发生关系从而在办学上也过分依赖政府的状况，为高等学校注入了经济活力，使高校在面向社会自主办学方面有了经济基础。如今，处于市场经济环境中的高校，积极吸引社会资源投资办学，更加灵活、主动地加强了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科研开发与经济发展的密切联系，从而扩大了高校的办学规模，提高了高校办学质量。
　　 表1反映的是2000―2008年中国高等教育经费结构的变化，可以看出在高校融资结构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仍是主体，但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虽然近年来中国高校融资机制逐步优化，但仍存在以下几点主要问题：
　　 1.政府财政投入不足
　　 高等教育的混合公共产品性质决定了政府投资是中国高等学校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一方面，高等教育存在“市场失灵”，而纠正市场失灵是政府的职能；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对于来自不同阶层的人存在教育机会公平问题，维护社会公平是政府的基本职能[1]。但一直以来，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都处于较低的水平，与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情况和经济增长水平并不协调。从表1可以看出，21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所占比例总体呈下降趋势，下降幅度达到10%左右，仅在2008年有所回升。国家教育投资占GDP的比例反映了一国教育在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中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一直处于较低水平，2000年的比例为2.45%，到2008年升为3.48%，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总体呈缓慢增长趋势，但增幅很小。国家于1993年确定的到20世纪末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4%的目标至今仍未实现。同时，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中又包括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中小学等教育机构，近年国家财政性高等教育经费增长率一直低于国家总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率，如2004―2007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年增长率分别为16%、15.6%、23%、30.4%，而高校财政性经费投入年增长率分别为15.2%、11.8%、15.4%、26.5%，这样一来中国高校所分配到的教育经费就少之又少。
　　 2.其他融资供给不足
　　 目前中国高校筹资机制的多元化并未真正建立起来，高校资金来源仍主要依赖政府投资和学费收入，其他融资渠道还没有形成足够的力量对原有的教育体制形成冲击，无法实现多元化融资机制的效率目标。上页表1中所显示的其他渠道教育经费来源情况也证实了这一情况，其中民办学校中举办者投资先多后少，近年大幅回落，从2006年的7.66%跌落到了2008年的0.69%；社会捐赠经费总体也呈下降趋势，近几年来一直维持在0.6%左右；其他收入近年则一直在6%点多的水平徘徊。可以看出，多年的融资渠道扩展，形式上已做到多元化，可是实质上其融资能力极其有限。
　　 3.高校资金的使用质量和效益不高
　　 教育是一种具有长效性的事业，其质量和效益问题与经济领域相比具有隐性特征。多年来，中国对高等教育的拨款实行的都是“综合定额+专项补助”的办法，其中综合定额是依据高等学校的招生人数来决定的，这也是高校获得政府补助的主要部分；而专项补助是依据不同学校的性质或特定项目来进行补助的，因此一些不符合此项要求的学校是没有这项补助的[2]。这种拨款制度，虽然体现了政府在拨款制度上的公平，但拨款标准不考虑学校的资源利用率与产出效益方面的差别，助长了学校在办学数量和结构上的盲目扩张和升级。此外，很多投入到高校中的有限资源，也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比如，对高校科研和教学上的投入是国家财政拨款最多的，2008年中国教育经费中科研拨款达到167亿，占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8.1%左右，可是这部分费用的科研成果转化并不多，相反高校之间和高校内部争项目、争经费的现象，还助长了一系列学术腐败现象，给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带来了的负面影响；另外，行政和后勤运行成本过高，受高校内部行政与干部人事制度的影响，讲究政府的一套干部级别与待遇，政务繁杂和人浮于事，造成了行政后勤人员的成本长期居高不下；同时，高校资金使用中还存在着投资“重物不重人”的失调现象，在高等学校支出费用中，硬件设施设备的支出占有很大的比重，相反对教育本身的软件建设方面如人才的引进、继续教育等的投资却大打折扣。
　　 这些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问题，高校如何真正发挥其办学自主权，依赖于国家政策的指引、法律法规的完善、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及高校自身的管理水平。
　　 二、国外高校融资机制的比较研究
　　 由于世界各国的社会制度和市场环境不同，各国的高等教育投资模式也不同。本文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高等教育投资模式即美国、欧洲、日本三种模式的分析，总结他们的一些共性特征，为完善中国高校的融资机制提供借鉴。
　　 在教育经费来源方面：（1）都是通过多渠道进行筹集，但各渠道的筹资能力存在显著性差别。政府和学杂费同样是他们的主要渠道，其他渠道有社会捐赠、校办产业收入、举办者投入、社会集资等多种形式。如美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高达50%，捐赠收入在公、私立高等院校中达到了5%和20%以上；德国高等学校经费中州政府提供70%左右，联邦拨款不到13%，学生的学费、其他私人及社会捐赠约占12%[3]。（2）政府投资均占有重要地位。美国政府对公立大学的投资超过50%，而美国私立大学是没有资格从州政府获得一般性经费的，但是政府通过某种形式的财政资助对私立大学的投资也超过了15%；英国除了白金汉大学以外，所有大学均为公立学校，自然政府投资在高校收入中占的比重更大；日本高等教育机构有国立、公立和私立之分，国立、公立大学的经费主要来源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私立大学的经费则主要靠学生学费解决。据统计，日本国立、公立大学日常经费的80%来自中央、地方政府的拨款，而私立大学的20%来源于政府拨款。因而可以看出，即使在美欧日这些极力追求市场化的国家里，高等教育这个“准公共产品”的主要责任仍由政府承担。（3）社会捐赠收入地位突出。自古以来，西方社会就广泛存在着一种捐资助教的风气。从当年哈佛捐资成立哈佛大学，到近代洛克菲勒捐巨资成立洛克菲勒基金会，及至现在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捐资成立盖茨基金会，这些已成风气的捐资行为极大地促进了教育及其他社会事业的发展。此外，他们也具备完善的捐资管理制度，从而提高了捐资使用的透明度和效率，间接的鼓励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捐赠。美国的社会捐赠收入在公私立高等院校中达到了5%和20%以上，英国所有高等教育机构所获得的捐赠收入在2%左右，像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等这样的名牌大学的教育经费则主要来自大财团和社会各界的捐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