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基于1998―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研究金融发展、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机理，计量结果显示出两个基本结论：第一，金融发展、环境质量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存在特定的门槛值，使得经济增长速度先上升后减缓；第二，我国金融发展与环境质量均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但金融发展在不同地区存在区域差异性，其中东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强。此外，金融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相互促进和加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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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发展；环境质量；经济增长；GMM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33-0051-04
一、文献综述
早期关于经济增长的文献一般只涉及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然而，过去二十年的理论发展表明，金融因素和环境资源在当今经济增长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在统一框架内对三者之间的关系的实证研究仍然很少。
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方面，Beck等（2000）使用GMM方法来估计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最后指出，金融中介的发展和人均GDP增长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1]。Inoue和Hamori（2012）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2]。国内学者赵振全（2007）基于1997―2005年中国宏观季度数据分析认为，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门槛效应”[3]。进一步地，杨友才（2014）以金融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存在门槛效应，还存在边际递减效应[4]。
现有的文献中，对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例如，Grossman和Krueger（1995）基于交叉数据研究了环境质量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环境质量恶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经济的早期发展会导致环境质量的恶化。但是在达到转折点后，持续经济发展又会促进环境质量的提高[5]。得出同样观点的还有学者Friedl&Getzner[6]（2003）、Jalil和Feridun[7]（2011）等。在国内最近的一项研究中，王成飞（2014）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也认为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符合EKC假说，且目前我国已处于倒U型曲线的下降部分[8]。
总的来说，关于金融发展，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的现有文献存在以下缺陷：第一，大多数研究只解决了金融发展或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在一个方向上的影响，忽视了环境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第二，以往研究大多集中在金融发展、环境质量、经济增长两两之间的影响，缺乏同时涵盖三者的关系研究。因此，本研究将基于1998―2014年期间30个省际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GMM方法对金融发展，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计量经济分析，并基于此，检验了金融发展和环境质量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性。
二、理论基础与数据来源
（一）理论模型
为了研究金融发展、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将金融发展和环境质量作为变量扩展了标准Cobb-Douglas生产函数：F=AF（L，K，F，E；X）。其中，A是技术进步；K和L分别是资本和劳动力；F和E分别表示金融发展和环境质量；X表示经济增长的其他来源，如地区开放性、对外依存度等。基于上述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扩展，我们的计量方程可以规定为：
GDPit=αi1GDPi，t-1+αi2Fit+αi3Eit+αi4Lit+αi5Kit+αi6Xit+μit+εit （1）
其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省份和时间段；GDPit表示经济发展；Fit指金融发展；Eit表示环境质量；Lit表示劳动力投入；Kit表示资本投入；Xit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μit表示省份特定效应；εit是包括时间特异性效应的误差项。
公式（1）是典型的线性回归方程。然而，以前的研究表明，被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将金融发展的平方项（F2it）和环境质量的平方项（E2it）加到公式（1）中，其回归方程如下所示：
GDPit=αi1GDPi，t-1+αi2Fit+αi3Eit+αi4Lit+αi5Kit+αi6F2it+αi7E2it+αi8Xit+μit+εit （2）
（二）数据来源
根据上述回归方程可知，本研究将经济增长作为因变量，采用实际GDP增长率记作来衡量经济增长（记作GDP，下同）。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主要是金融发展和环境质量。本采用金融相关比率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F），考虑到省际间的金融总资产数据难以收集，本文选取金融机构存贷余额与GDP的比值来衡量各地?^金融发展水平。
对于另一个核心解释变量：环境质量（E），本文基于前人研究同时考虑省际数据的可获得性，采用人均工业废气排放量作为环境质量的代理变量。
在选择样本省份时时，由于西藏的数据的明显波动于差异，故将其剔除，另根据数据的可用性与完整性，本研究的计量经济分析中使用的最终样本包括1996―2015年期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此外，为了保证计量分析的准确有效性，本研究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K）、劳动力总数（L）的基础上还纳入了控制变量技术创新水平（RD）和对外商直接投资（FDI）。
三、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STATA13.0对回归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下表所示）。在考虑了金融发展和环境质量变量存在内生性的基础上，本文的实证分析使用了滞后一期和二期的金融发展与环境质量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了系统GMM方法分析二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了避免变量间的非线性关系，本文在回归模型中增加了两个核心解释变量的平方项，实证结果如下： 从全国层面来看，金融发展与环境质量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关系（一阶的系数为正，二阶的系数为负），即金融发展和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特定的“门槛值”。在早期经济发展中，金融机构存贷总额和工业废气排放量的增加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然而当跨越“门槛值”时，金融发展的持续扩张和环境质量的持续恶化反而会阻碍经济增长率的增长。核心解释变量的交互项（FXE）的系数为0.249，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表明，金融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相互加强的关系，即扩大金融发展可以加强环境质量改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环境质量的改善可以进一步加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区域层面来看，在考虑了金融发展和环境质量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后，东、中、西三个地区的金融发展和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仍然存在显著“倒U型”关系，这也说明了本文的模型回归是较为稳健的。通过计算可以得出东、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门槛值”分别为0.685、0.793和1.024。上页表中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在东部地区显著的促进了经济增长，其影响系数为0.714，高于金融门槛值，表明我国东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高，金融规模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需要加以控制，以防金融规模过度发展，阻碍经济增长；而金融发展在东西部地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距各自“门槛值”之间还存在一定差距，这表明，我国中西部的金融发展水平还有待于进一步地提高。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劳动力均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作用，在两种基本要素当中，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西部地区更加的明显，而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则更受劳动力增长的影响。其余控制变量均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其中技术发展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东部地区最为显著。
四、结论
本文基于1996―2015年间30个省份的动态面板数据，以为金融发展、环境质量解释变量，以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地区开放性和对外依存度为控制变量，选择系统GMM模型对金融发展、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得到以下结论和建议。
第一，我国的金融发展与环境质量均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显著“倒U关系”，即通过提高金融发展水平，或是牺牲环境，经济增长是先增加然后减少。从回归结果来看，过度发达的金融体系可能通过吸引太多资源而对实体经济产生挤出效应，因此，为了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我国应追求适当水平的金融发展。对于环境质量变量来说，尽管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牺牲环境质量来追求经济发展对经济增长是利好的，但从长远来看，严重的环境问题必然会阻碍济增长速度。因此，从长期的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环境保护问题至关重要。
第二，金融发展与环境质量均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但金融发展在不同地区存在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为显著，中部和西部的按顺序次之。因此，在大力推进中国金融区域化发展战略的同时，要注重在东中西部实施有差别的金融政策，重视中西部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协调，构建中西部地区经济与金融的良性互动机制。此外，国家应该进一步加强信贷资金在各个区域的分配和流向调控措施，促进区域金融平衡发展。
第三，金融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相互促进和加强的关系。具体来说，金融发展的程度可进一步加强环境质量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环境质量的提高也可以加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考虑到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金融发展、环境质量和其他生产要素之间存在广泛的相互关系，在推进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必须有效地探讨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并针对性地采取有利措施，同时避免它们带来的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1] Beck，T.，R.Levine，and N.Loayza.Finance and the sources of growth[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0，（1-2）：261-300.
[2] Inoue，T.，and S.Hamori.How has financial deepening affected poverty reduction in India？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statelevel panel
data[J].Applied Financial Economics，2012，（5）：395-408.
[3] 赵振全，于震，杨东亮.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联研究――基于门限模型的实证检验[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
（7）：54-62.
[4] 杨友才.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我国金融发展门槛变量的分析[J].金融研究，2014，（2）：59-71.
[5] Grossman G.，Krueger A.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J].Ecol.Econ，1995，（10）：353-377.
[6] Friedl B.，Getzner M.Determinants of CO2emissions in a small open economy[J].Ecol.Econ，2003，（45）：133-148.
[7] Jalil A.，Feridun M.The impact of growth，energy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the environment in China： A cointegration analysis[J].
Energy Econ，2011，（33）：284-291
[8] 王飞成，郭其友.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区域性差异――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4，
（4）：14-26.
Abstract：Based on the 1998―2014 provincial panel data， the relationship among financial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was analyzed in this study. The econometric results show the following three basic conclusions：Firs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and robust“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e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and between environment 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Seco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but in different regions finance development has different effects. Besides， there was a mutually promoting and strengthen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impact on economics growth.
Key words：financial development；environmental quality；economic growth；GMM
[?任编辑 陈丹丹]
发表于 2018-7-16 19:4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