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生态代谢断裂与社会代谢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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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福斯特从生态维度和社会维度对资本积累展开双重批判，揭示出资本积累不仅是造成生态代谢断裂的根本祸因，而且还是酿成社会代谢断裂的罪魁祸首。生态代谢断裂和社会代谢断裂二者之间并非二元孤立，而是互动耦合的。因此，福斯特认为，要消解生态代谢和社会代谢的“双重断裂”，必须超越“资本宰制的限度”，把修复生态代谢断裂和社会代谢断裂统筹起来，建构基于社会主义精神和自然生态原则的“两个基本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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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资本积累；生态代谢；社会代谢；资本宰制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5）04-025-07
　　在被列宁誉为“革命之鹰”的罗莎?卢森堡所著的《资本积累论》问世100余年后，资本积累的结构和后果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除造成经济危机外，是否也成为生态代谢断裂和社会代谢断裂的肇因？面对资本积累的宰制，是束手就擒还是奋力超越？这些都是当下生态马克思主义领域的巨擘人物福斯特执着关注的议题。目前国内对福斯特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注，习惯性集中在生态层面，“就生态谈生态”的较多，而不太注意到其理论的另一重批判，即对资本积累所酿成的社会代谢断裂之批判。福斯特认为，资本积累势必造成生态代谢和社会代谢的“双重断裂”，且二者存在着互动耦合性。他的这一思想对当前中国“五位一体”总布局中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建设均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资本积累与生态代谢断裂
　　“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一个自我扩张的价值体系，经济剩余价值的积累由于根植于掠夺性的开发和竞争法则赋予的力量，必然要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进行。”福斯特认为，资本积累内含着效用和增殖两大法则，是造成生态代谢断裂的根本祸因。
　　1.资本积累的效用法则：生态代谢断裂的直接祸因
　　福斯特指出：“事实上，从资本积累的角度看，全球变暖和荒漠化都是变相的福祉，它们只是增加了私人财富扩张的可能性。”在福斯特看来，资本积累从逻辑起点上就有明确的目的性，欲把包括自然生态在内的一切资源都纳入到“有用”的价值体系中去，使它们成为私人财富的“工具性存在”。这里“有用”并不是指满足主体某种真实需要的自然属性，而是指对资本扩张和生成利润有益的社会属性，即要有利于资本家实现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因为，“当资本家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时，交换价值成为了通用的评价尺度”。波德里亚也指出：“千万不要忘记在奢华与丰盛之中，它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制约它的不是自然生态规律，而是交换价值规律”，这里的“它”正是指本源于自然界的人类生成物，其结果就是自然生态附庸于资本的利润逻辑。资本的利润逻辑“永远试图在一段时间内，在一个地方建立一种地理学景观来便利其行为；而在另一段时间，资本主义又不得不将这一地理学景观破坏，并在另一个地方建立一种完全不同的地理学景观，以此适应其追求资本无限积累的永恒渴求。”只要对资本积累“有用”，“破坏性”开发自然景观便是其手段。
　　“资本的贪得无厌，被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的主导所强化，……无间断的资本积累，扩充了社会的新陈代谢，也不断增加着对自然的开发需求。”“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的主导，”体现出的正是资本积累的效用法则，自然资源本身的使用价值被资本期盼的交换价值所淹没。“资本在其本质上是一种内嵌着自我扩张逻辑的价值体系”，对自然的掠夺开发必然是无止境的，不可能给予自然“休息喘气”的恢复机会，因为，资本“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通过工人从压榨自然中猎获“多多益善”的剩余价值。长此以往，生态代谢断裂必然登场。
　　福斯特是以挖掘和重构马克思关于19世纪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性的土壤危机理论为例，来阐明资本积累的效用原则与生态代谢断裂之间的“对接”关系的。他引用马克思的论述说道，“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马克思关注的是城乡分离的背景下，内含着效用原则的资本对土壤肥力的损耗。一般而言，土壤营养成分循环需要氮、磷、钾等元素的经常性循环，以保证植物的正常养分需要。“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植物和人类的排泄物整体上能够回归到土壤作为肥料，补偿丢失的养分。”但是，随着圈地运动和土地私有化的到来，城乡分离急剧出现，大量人口从土地中置换出来，导入到城市人口中去。资本积累的效用法则又始终“在场”，旨在提高农业单产的集约型农业模式广泛投入使用，乡村的农产品和食物被运往数百英里甚至数千英里之外遥远的城市市场，久而久之，必要的土壤养分被当作无用的垃圾在城市周边积聚起来，尽管污染了街道和河流，但又回不到遥远的乡村，因为一方面处理这些垃圾不符合资本的短期利润逻辑，另一方面对土壤天然养分的投资毕竟属于长期投资，更有悖于资本的投资预期。在福斯特看来，这些情形破坏了土壤再生产的自然条件，“大规模的机械化农业以及长距离的贸易，造成土壤养分循环的生态代谢断裂”。
　　问题是，马克思对上述土壤危机的揭示，时至今日仍然有效吗？福斯特坚定地认为，只要资本积累的效用法则存在，马克思所揭露的生态代谢断裂在本质上并无变化，“同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相比，尽管我们今天对这些生态过程的理解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但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所带来的新陈代谢断裂上，他们却抓住了当代生态问题的本质。”只要资本积累逻辑始终在场，生态代谢断裂依然如昔。
　　2.资本积累的增殖法则：生态代谢断裂的间接祸因
　　福斯特认为，资本积累的增殖法则是造成生态代谢断裂的另一原因。“资本（资本主义制度）是不能自给自足的；它必须不断地被更新，更新的方式包括海外扩张、变革生产关系、占有更多的劳动获取剩余价值、随意地占有自然界以及把整个世界吸纳到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去”。资本要安身立命，首先要“自为”，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使自身增殖，延长自己的生命价值链，但是，无论经由何种渠道来增殖，最终都要落实到对自然生态的开发利用上，因为不管在哪一种社会形态下，首先“人靠自然界生活”，“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就是说，以资本积累和利润逻辑为运行机制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其第一步就是去改造和开发自然界。当然，这种“改造和开发”不可能是尊重和顺应自然规律的，只能是单向度的掠夺性开发，因为，资本积累的要义就是最大化地追求现实和潜在的利润，最大效率地找到可能的“增殖点”，因此，必然要求“自然界的一切领域都服从于生产”。   　　福斯特指出，资本积累的增殖法则与人们的消费无限扩大趋势之间的“合作”造成了生态代谢的断裂。自然界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这不仅是因为地球所能供养的人口数量是有限的，而且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和地球生态系统维持自身平衡的能力也是有限度的。“被贪婪的资本积累制度所控制的人类社会，正处在‘生态耗竭’的过程中，超过了地球的‘承受能力’。全球生态足迹已经超过地球再生能力的30%以上。”_随着消费社会的隆重登场，人们的需求在无限扩大，而且这种需求多是带有炫耀性消费属性的“虚假需求”而非“真实需求”。“除了确保那种为满足市场需求而打气的少数私人需要外，这些商品在很大程度上没有使用价值。……消费者实际上在精神上和心理被市场所消费。”虚假需求背后的逻辑就是资本积累的增殖法则在作怪，通过各种促销手段刺激人们去消费，“结果是刺激了消费者高水平的支出，也从整体上提升了经济，因为工人在非工作时间里习惯地把他们自己看作消费者，……促销活动成为管控整个垄断资本主义文化机构的主导措施。”资本逻辑下无止境的“虚假消费”正在成几何指数级增长，日益成为“不可再生的资源的消耗”和“环境污染”肇事元凶，而这些又是决定着人类当前及后代生存命运的关键生态参数。
　　因此，福斯特总结道：“当前生态危机爆发的规模和速度，不仅表现在气候变化异常上，而且表征在地球的整个生物圈的新陈代谢断裂上，这为探究环境问题的根源提供了无可驳斥的理由，而当前环境危机的根源就在于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经济制度，尤其是不断追求扩张和增殖的资本积累在作祟。”
　　二、资本积累与社会代谢断裂
　　福斯特认为，资本积累不但造成生态代谢的断裂，也肇始了社会代谢的断裂。他不但对资本积累展开生态批判，而且也展开了社会批判，透射出其理论的“双重关怀”。
　　1.资本积累的新趋势和社会代谢断裂的现状
　　（1）资本积累的新趋势。在福斯特看来，资本积累仍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主要特征，仍在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的整体框架内，但随着科技信息化助推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加速流动，资本积累呈现出三点新趋势。
　　首先，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福斯特指出：“被史威济称为‘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已经成为最近几十年垄断资本调和经济深度停滞的主要手段。面对着要吸纳巨大的潜在经济剩余的困难，大公司和富裕的投资者日益把他们的剩余资本抛投到金融领域，以期获得高投机性收益。而一些金融机构投其所好，趁机推出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投机产品（高风险债券、衍生品、期权和对冲基金等），导致了贷款/债务的集中爆发”。换言之，也就是资本积累的信用虚拟化。“现代信用体系的快速兴起，极大地改变了资本积累的性质，因为真实资本资产的所有权相对股票或通过债务形成的杠杆资产的所有权而言，变得相对不重要了”。资本家的私人财富愈来愈成为符号化的象征。
　　其次，资本积累的反生态性日益凸显。“资本合乎目的的活动只能是发财致富，也就是使自身增大或增殖”，尽管增殖和逐利是资本积累的内在属性，但随着“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的逐步发生作用，资本所有者为了保障利润总额自然而然地加大对自然生态空间的开发效率和规模，经济理性遮蔽生态理性，危机无法规避，“资本积累正在生成着生态危机和生态灾难”。而且，资本积累的反生态性具有由地区性向全球性滚动之趋势，“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尤其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蔓延，自然和人类社会间的相互作用的力度比以前更大，最开始的影响到本地性的，然后是区域性的，最终将影响到全球的生态环境”。
　　最后，资本积累的利益联盟多元化。福斯特认为，资本积累与军工复合体、垄断金融资本、互联网科技和数字化时代结成利益联盟，预示着资本主义的新样态逐步登上历史舞台。多元化的利益联盟，刺激阶级固化更加严重，制造着雨后春笋般的“绝对不平等”。
　　（2）社会代谢断裂的现状。在福斯特看来，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劳工收入低、阶级分化严重、贫富差距悬殊、消费盲目异化和文化教育机构的资本积累导向等，都是社会代谢断裂的常态表现，与生态代谢断裂高度关联，二者问具有互动耦合性。如今，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生态环保抗议运动“理所当然”地顺势成为很多本意针对社会问题而爆发的群体性事件的“借口”和释放通道，因为“生态危机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人能逃得过，对于生态问题人们总是更容易形成集体的情感共鸣和利益认同。因此，社会代谢断裂总是与生态代谢断裂共频共振。
　　事实上，马克思早已把“两重断裂”统筹起来考虑，从资本积累的演进路径来认识二者间的耦合关系。在1850年代后主要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马克思已经开始在更广的意义上用“新陈代谢”这个概念来分析社会和自然的辩证关系。例如，马克思在分析所设想的未来共产主义时指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马克思以人类生存的基本技能――劳动――为例，阐释生态代谢和社会代谢之间的关系，“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资本积累具有效用和增殖两大内在法则，就注定“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不可能是和谐平等的，“资本在更大规模上的再生产，就强化了对自然的新陈代谢需求，导致社会一生态物质变换出现新的社会关系和形式。在这里，正是马克思的分析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自然退化’的复杂且又变化着的形式。”梅扎罗斯也认为，“‘先进的’资本的生产实践对环境的灾难性冲击，趋于导致社会新陈代谢再生产的最基本条件的彻底毁灭。”
　　由此，在资本积累宰制下的社会，社会代谢断裂与生态代谢断裂是“二元互联”共存的，“世界正在经历着这样的一个过程，垄断资本积累如此严重和扭曲，以至于不但产生了巨大的不平等、经济停滞和金融不稳定，而且也把人类栖息的地球置于危险的境地，目的就是为了维持资本积累的经济政治制度。”   　　2.资本积累：社会代谢断裂的罪魁祸首
　　福斯特从三个方面论证了资本积累为何成为社会代谢断裂的罪魁祸首。
　　首先，福斯特是以资本积累所致的经济危机为例进行阐释的。他认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就是社会代谢断裂的最典型方面。第一，从经济结构意义上来讲，当今资本积累呈现“过程金融化”的新趋势，积累方式由“圈地”向“圈钱”转向，其结果就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比例严重失调，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很容易一触即发，“金融化尽管通过投机性膨胀的方式促进了资本积累，但最终会导致整个经济和社会秩序被腐蚀，加速这个社会衰败”；第二，从终端分配消费来讲，资本积累造成愈来愈严重的贫富分化，酿成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而群众有支付能力的真实需求又得不到满足的对立趋势；第三，从经济调节分析，私有制垄断集团和金融寡头皆嗜好疯狂的自由扩张，极力反对一切可能阻碍资本增殖的国家监管，其结果就是市场和国家的调节往往失灵。所以，福斯特认为，“资本逻辑‘必须被彻底根除’，因为它已经‘深深地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包括‘社会代谢过程’。同时，为争取社会变革必须采取艰难的斗争，目的在于重组劳动关系和生产观念，而这二者却有助于修复自然和社会之间的代谢断裂。”
　　其次，福斯特从劳工运动和环保运动联盟失败的角度，论证了资本积累对社会代谢断裂“应负的责任”。劳工运动在马克思时期就是工人为争取自身合法利益而组织起来的抗争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善劳工的生存地位，是促进社会新陈代谢的一种有效策略。但很多劳工运动与环保组织间的联盟，却遗憾地失败了。福斯特以西北太平洋沿岸保林运动为例，指出，“今天，阶级与生态的两难困境没有哪里比西北太平洋沿岸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为拯救最后几片原始森林，目标“单纯”的环保主义者与以林为生的林业工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对抗。林业工人把环保主义者看作“人民的敌人”，而环保主义者把林业工人看作“自然的敌人”，结果可想而知。在福斯特看来，其实二者能够形成利益共盟，毕竟与他们长远的根本利益几乎吻合，但“资本只有一种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因此，从资本积累的增殖本性来讲，资本家就会千方百计破坏可能修复社会代谢和自然代谢“双重断裂”的合作联盟。
　　最后，福斯特从“罗德戴尔悖论”角度对“资本积累和公共财富之间存在着冲突”进行了论证。罗德戴尔悖论透视出财富的内在矛盾，即公共财富和私人财富成反比，后者的增加就意味着前者的减少。公共财富代表着绝大多数人的普遍利益，而私人财富却代表着少数人甚至极少数人的一己私利。“在2002至2012年间，位居社会底层的90%人口的平均家庭收入（非资本收益）下降了11%，……然而上层社会中仅占比例0.01%人口的平均家庭收入（非资本收益）增加了76%”。私人财富与公共财富之间的对立，造就了诸如不平等和贫富差距悬殊等形式的社会代谢断裂。
　　三、消解“双重断裂”需超越“资本宰制的限度”
　　面对“双重断裂”，福斯特认为，不能被动地“束手就擒”而应努力超越“资本宰制的限度”，建构社会代谢再生产的可持续制度，把修复生态代谢断裂和社会代谢断裂统筹起来。
　　1.何谓“资本宰制的限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资本破坏性的不可控性，却延长了资本主义自我增长的能力，因为它既能增加扩大私人财富的预期，又可从自然资源的稀缺和环境的退化中得益。”在福斯特看来，以利润逻辑为导向的资本积累不但破坏社会公平，而且打破了自然生态应然的代谢循环平衡，正是资本宰制格局的集中体现。，那么，何谓“资本宰制的限度”？福斯特认为，就是指资本发挥作用的时空是有一定区间的，并非无限延展的，但在相当长的历史跨度内，资本逻辑对社会和自然的宰制会客观存在着并强力发挥作用，“倘若不经过质的转换进入到新的社会调控模式，所有社会代谢规则都有‘无法被超越的内在的或完全的限度’。在此情形下，就要求必须过渡到一种新的社会代谢秩序，但尽管这是必要的，并不意味着它将自动会过渡。因此，福斯特认为，必须对“资本宰制的限度”形成准确的理论定位，认识到超越这一制度的艰巨性。
　　2.为何要超越“资本宰制的限度”
　　“逾越了绝对生态极限――达到让整个世界都要崩溃的临界点――就严重影响到人类的未来。当资本的社会代谢规则遭遇到限度时，带有复仇性质的破坏性就会显现出来，激活总体上不可控性的幽灵，并以预示着既为独特的社会再生产制度自身也为人类的自我破坏之形式展现出来。”福斯特从挖掘生态代谢和社会代谢“双重断裂”的源头意义上指出，资本积累是造成生态代谢断裂和社会代谢断裂的共同根源。资本的逻辑称霸全球，尽管在很长时期内喂肥了资本所有者，但却要危及绝大多数人及后辈子孙的基本生存问题，造成生态层面和生活层面的“双重贫困”。
　　资本的宰制显现出的正是资本的霸权，资本扩张是建立在牺牲社会和自然的本真价值为前提的。资本表征出的往往是一种社会关系，具有隐秘的意识形态宣传色彩，正如福斯特所言，“我们所面临的生态和社会的挑战经常被最小化，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能被驯服以适应人类的需要和环境问题的假设下，资本的逻辑变得毫无争议”。因此，福斯特认为，为了守住人类生存的共同家园和实现人的自由平等式的解放，超越“资本宰制的限度”才是不二法门。
　　3.如何超越“资本宰制的限度”
　　“实质性的平等和生态的可持续是一个社会摆脱资本宰制和资本逻辑的基石。”福斯特认为，要消解肇始于资本积累的社会代谢断裂和生态代谢断裂，唯有超越“资本宰制的限度”，驾驭好资本发挥作用的空间，把资本逻辑关进社会调控的笼子里，建构社会代谢再生产的可持续制度，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双重和解”。在他看来，走向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要加强对社会再生产秩序的社会管控，打破资本及资本所有者的话语垄断，提高普通大众对生产决策的话语权，发挥他们参与生产过程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且这种“参与”要涵盖生产活动的各个方面。目的在于防止资本唯利是从，既要保障普通大众的经济政治地位，又要保证资本所主导的工业生产符合生态的基本原则，“为了维持现在和后代生存的重要条件，马克思认为生产者联合的社会必须生活在‘由自然规律规定的新陈代谢’以内。”   　　由此，福斯特建议建构两个“基础三角”。第一个是“社会主义三角”：（1）社会所有制；（2）由工人组织的社会化生产；（3）公共需求的满足；第二个是“生态三角”：（1）自然的社会化使用，而非私人所有；（2）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理性调节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3）不仅要满足当代人而且要满足后代的公共需求。要消解“双重断裂”，两个“基础三角”必须融合起来贯通践行，既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又坚持生态理性，既不同于资本霸权胁迫下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同于悖逆生态规律的苏联式社会主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将表现出质的不同，它将实现实质性的平等，这种平等允许生态观念得到普遍性的传播，但要把往常的、异化的、还原主义的观念排除在外”，并且“生态代谢断裂必须和社会代谢断裂一道得到克服”。
　　四、福斯特的资本积累批判思想对中国的启示
　　福斯特从生态维度和社会维度对资本积累展开双重批判，揭示资本积累是造成生态代谢断裂和社会代谢断裂的经济根源。他建议把解决生态问题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折射出其所主张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具有“双重关怀”的价值取向，而非“单就生态谈生态”。这与马克思所倡导的“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辩证统一具有一脉相承性。同时，像任何一种发展着的理论一样，福斯特对资本积累的双重批判也并非“无懈可击”，仍有可待商榷之处。但瑕不掩瑜，整体观之，他的资本批判思想对我们当前的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启迪价值。目前，中国以历史上最脆弱的自然生态空间担负着生产力发展和生态保护的空前“双重压力”，尽管福斯特是基于资本主义所展开的生态批判和社会批判，但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日益加速，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生态困境和社会问题也同样能在中国“发芽生根”，这一点决不能以意识形态为辞来回避。
　　1.建构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化，努力克服资本现代性的“生态负面”
　　在福斯特看来，资本积累的效用和增殖法则，迫使资本现代性的“生态负面”日益凸显。但中国因历史原因和当前方位，面临着“既苦于资本现代性的发展，更苦于资本现代性的不发展”之复杂局面。因此，必须秉承审慎的态度，基于国情、社情和世情，建构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化，积极管控资本的“深层不道德”，优化资本结构，提高资本的社会化程度，以便于公众社会化监督各种资本力量对自然生态的投资开发。核心是充分挖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身的制度优势，避免重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沉疴旧路，防止“非批判性地接受西方发展模式的某些方面常常使社会主义国家机械地模仿西方”的现象再现，发挥好国有资本的“生态导向”作用，为民间资本、社会资本甚至国外资本参与“生态投资”作出引领和表率。
　　2.建构社会主义财富观，处理好公共财富和私人财富之间的关系，防止“社会代谢断裂”
　　在福斯特看来，资本积累除造成生态代谢断裂外，还造成包括私人财富和公共财富之间严重对立在内的社会代谢断裂，即“私人财富的增加必然造成公共财富减少的‘罗德戴尔悖论’”。这启示我们，当前阶段应建构和践行科学合理的社会主义财富观，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必须分好蛋糕，铺建一切可能的途径，维护好公平正义，让一切可能创造财富的的源泉“规则平等”地迸发出来，努力避免贫富差距悬殊，防止私人财富过度膨胀“挫伤”公共财富。唯有公共财富才是代表全体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协调好公共财富和私人财富之间的关系，才能有效防止“社会代谢断裂”、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达成以及中国梦的实现，创生积极向上的社会正能量。
　　3.警惕资本与权力的利益同谋关系，把二者“关进制度的笼子”
　　福斯特认为，资本积累对于资本主义的运转而言，既是目的又是手段，资本与权力间存在着坚若磐石的利益合谋，资本逻辑成为支配万物的圭臬，势必造成社会代谢和生态代谢的“双重断裂”。这启示我们，必须对资本与权力之间可能形成的利益同谋关系保持足够的警惕，厘清权力边界，形成权力清单，既要遵循资本运营的规律，让资本充分发力，又要规避资本与权力间的“非法勾当”，把二者“关进制度的笼子”。具体而言，要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基本精神为遵循，坚持深化改革和用好法治思维，清晰定位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政府决不能沦为资本的附庸，要为资本运营制定有力有序的制度规范，防止资本的“深层不道德”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性和公平性，扫除一切阻碍生产要素在法律框架内自由流动的“权力壁垒”，打造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新常态。
　　4.正确对待资本的历史性和文明化趋势，倒逼资本逻辑的运行，为扬弃和超越资本创造条件
　　尽管福斯特对资本展开了激烈的生态批判和社会批判，但我们必须明白资本具有历史性和文明化趋势。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发展不是始于创世之初，不是开天辟地就有”。资本是历史演进的产物，其产生和消亡都不能由人为意志所决定，因此必须正确对待资本的历史性；另一方面，尽管从长远观之，资本内含着逐利和反生态本性，但资本的文明化趋势正“阶段性”凸显，对盘活生产要素、促进生产力发展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诚如马克思所讲：“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当前阶段，可以说我们的发展一刻也离不开资本市场和资本机制，资本逻辑客观存在于我们的经济生活中，但这同时也为扬弃和超越资本创造了条件。“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创造着一种更高级的生产形式的物质条件。”即资本为资本的消亡创造着更高级的物质基础，资本成为资本自身的“掘墓人”。这就是马克思对待资本的态度：“总体性扬弃”。以此论及，解脱资本逻辑和资本霸权宰制的路径并非“人为”消解资本的存在，而是通过理念拓新、体制优化和机制重塑等加强顶层设计等举措，不断为资本逻辑注入新的血液，从而为扬弃和超越资本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
　　责任编辑：孙立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