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韬奋精神六讲》(连载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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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用精神和品德来团结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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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出版者，要开展自己的出版事业，首先要找到读者，与此同时，还得找到作者，只有与作者、读者密切配合，出版事业方可能成为现实，从而取得应有的成效。
　　韬奋的重要助手徐伯昕对生活书店的成功有一个解释。徐伯听说：“生活书店的建设和发展靠三方面的力量：著作人、作家的合作支持；读者的信任和爱护；书店本身干部的勤劳和努力。讲到著作人、作家的合作和支持，《文学》月刊所团结和联系的文艺家和文艺评论家，《世界知识》半月刊所团结和联系的一批研究国际问题和社会科学的专家学者，实际上形成书店编辑工作的两大支柱。”（生活书店史稿编辑委员会.生活书店史稿[M].北京：三联书店，1995：98.）
　　徐伯昕所说的两大支柱，前者主要是一批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作家，即“左联”；后者主要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专家学者，即“社联”。韬奋与这两大团体都有较好的交往，更重要的是得益于他的亲密战友胡愈之的有力支持。
　　韬奋办刊开店，围绕在他周围的作者可谓群?t毕至，胜友如云。单就是加盟书店紧密合作的张仲实、金仲华、钱俊瑞、钱亦石、杜重远、毕云程、艾寒松、王纪元、林默涵等作者就具有很强的实力，更何况长期在店外替书店编辑刊物和撰写书稿的作者更是一个十分强大的阵容，主要有胡愈之，茅盾、郑振铎、傅东华、陈望道、黄源、沈启宇、沙千里、徐步、史枚、徐懋庸、张庚等。还有一支为书店撰稿的著名作者队伍，更是遍布各地，主要有鲁迅、夏衍、姜君辰、章乃器、夏征农、李公朴、沈志远、戈公权、戈宝权、艾思奇、柳??、胡绳、薛暮桥、刘思慕、胡仲持、冯宾符、郑森禹、羊枣、邵宗汉、张明养、巴金、郁达夫、叶圣陶、老合、张天翼、王任叔、黎烈文、端木蕻良等等。可以说，这个强大的作者群，都与韬奋交往多年，其中许多人与韬奋称得上是志同道合的文坛挚友。
　　书店与作者的合作，志同道合固然是重要前提和基础，然而，大多数作者毕竟是个体脑力劳动者，不是一个团体的号召或一呼百应就能形成良好合作的，这就需要书店的主要负责人认真做好团结和组织工作。那么，韬奋主要通过什么办法能够使得大家真心支持生活书店呢？
　　韬奋对读者是竭诚服务，对作者则是友好合作。正如著名作家夏衍所评价的：“韬奋的特点是用他的精神和品德来团结作者和读者。”（陈挥.韬奋评传[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159.）韬奋在他的出版生涯里，与大量的优秀作者合作过，他的精神和品德受到大家一致的赞扬。
　　事实上，上述一大批知名作者，并非一开始就属于生活书店的作者群。其中，有一些原先在写作上并没有多少名气，是在韬奋的热情推动、邀约下，经过个人的努力，逐步成为有影响的作者。《生活》周刊从韬奋接办的第二年起设立了“国外通讯”专栏，韬奋为此从在世界各国的留学生中遴选了几十名写作人才，聘为特约通讯员。其中就有后来影响较大的李公朴、徐玉文、戈宝权、王光祈等人。李公朴是在1928年8月赴美留学途经上海时认识韬奋并受聘为特约通讯员。起初，韬奋把李公朴的美国来信改编成通讯稿件在《生活》周刊上发表，后来，在韬奋的鼓励、催促下，李公朴就经常从美国直接寄来稿件，发表后颇受读者欢迎。徐玉文原来就是《生活》周刊的读者，1928年赴日留学不久，写了一篇稿件寄给《生活》周刊，立刻被韬奋看中，聘为特约通讯员，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成为来稿最多的通讯员。有一段时间，《生活》周刊几乎每期都刊载一篇她的来稿。
　　不少青年作者正是在韬奋的鼓励下迅速成长起来。毕云程原先只是韬奋的朋友，自觉文化程度不高，没有想过要写作。鉴于对他的了解，韬奋鼓励他大胆地写。经过一些时候的锻炼，他竟然成了《生活》周刊第一个特约撰稿人。韬奋一直用心帮助毕云程，让他边做边学，边学边做，不断改进，不断提高，很快成为一位颇具独立见解的作者。艾寒松的成长更富有传奇性。艾寒松是复旦大学肄业生，从未与韬奋谋过面，只因喜欢《生活》周刊，对韬奋特别佩服，就用了化名写了一封长信给韬奋。韬奋读到艾寒松的来信，很满意，复信约他到周刊社来面谈交流。韬奋看到来信用的是复旦大学的信封，复信就寄往复旦大学的传达室。传达室由于找不到收信人，就把韬奋的回信作为待领信件搁在那里。韬奋久等不见伊人，无奈爱才心切，就在《生活》周刊上发出一封致艾寒松的信，请他到周刊社面谈。艾寒松恰好也没读到这封信。直到某一天，艾寒松走过传达室门口，偶然看到这封待领信件，喜从天降，赶紧找到《生活》周刊社。韬奋喜出望外，热情接待。两人经过一番交谈，大有一拍即合之感，韬奋当场邀请艾寒松来《生活》周刊工作。艾寒松欣然应召。后来，艾寒松在《生活》周刊发挥了很大作用，除了勤勤恳恳编选了一册又一册“小言论”汇编本和“读者信箱”汇编本，陆续出版，形成更大影响外，在《生活》周刊晚期，艾寒松撰写了一系列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使得周刊顿时别开生面，受到青年读者的特别喜爱。在韬奋被迫流亡国外两年多里，艾寒松一直代替韬奋主持周刊的编务。《生活》周刊被封后，他又和杜重远共同创办《新生》周刊。
　　出版者和作者的关系，可谓唇齿相依。从作品创作的过程来看，作者自然地处于出版的前端，具有写作的主动性，可是从出版物出版的过程来看，出版者又掌握着经营的主导权。这二者间需要一个协调互助。当时，不少作者靠卖文为生，平时没有固定工资收入，生活境况十分窘迫。韬奋领导下的“生活”对作者的生活境况十分理解，凡作者有求则书店必应，杜绝发生店大欺客，让作者苦等稿酬以至于生活难以为继的窘境。李公朴和王光祈在国外留学时经济情况非常窘迫，他们的稿子一旦寄到，只要韬奋认为可用，尽管还未刊出，也赶快先把稿费汇出。他们为此一直都很感激韬奋的照顾。有了诸如此类相当重隋义的合作，作者势必会成为出版机构更加稳固的合作伙伴。
　　韬奋创办生活书店之后，与鲁迅先生的合作也达到了高度融合的程度。他们同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执行委员。韬奋一直以来对鲁迅十分尊敬，鲁迅对主持生活书店的韬奋也十分关心，曾主动为韬奋的新著《革命文豪高尔基》一书提供一批珍贵的插图，书出版后还亲自撰写书评。韬奋和生活书店更是一直主动寻求鲁迅的支持。从1933年起，生活书店陆续出版了4种文学杂志，一是茅盾主持，郑振铎、傅东华主编的《文学》；二是鲁迅主持，茅盾、黎烈文积极赞助，黄源主编的《译文》；三是陈望道主编的《太白》半月刊；四是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4种文学杂志，在当时，既是一条亮丽的文学风景线，也是一条坚强的左翼进步文化阵线。鲁迅对这些刊物十分重视，曾经带着非常明显的风骨说过这样的话：“其实《文学》与我并无关系，不过因为有些人要它灭亡，所以偏去支持一下。”（生活书店史稿编辑委员会.生活书店史稿[M].北京：三联书店，1995：98.）这里所说的“有些人”就是指国民党当局。对于韬奋和生活书店，当局不断无理地施加压力，以至于韬奋被迫流亡国外。鲁迅挺身而出，偏去支持他们，为他们仗义执言。   　　鲁迅作为一位大作家，对于生活书店的支持，不仅是精神道义上的，更是作品上的。鲁迅翻译的《桃色的云》（俄国爱罗先珂著）、《小约翰》（丹麦圣.霭覃著）、《表》（苏联班台莱夫著）等书，一起交与生活书店出版。据黄源的统计，鲁迅给4种杂志供稿量很大，总共给《文学》25篇（1933年7月至1935年10月）；《译文》27篇（从1934年9月至1935年10月）；《太白》25篇（从1934年9月到1935年9月）；《世界文库》1935年六期登完了他的译著《死魂灵》第一部。4种杂志一共发表了79篇鲁迅的作品，其中《死魂灵》还是20万字的长篇小说译著。黄源后来在《鲁迅先生与生活书店》一文中回忆道：“特别是1935年，翻译《死魂灵》，鲁迅先生吃了大苦头。每月发表二章，翻译这3万多字，要整整花他半个多月日夜的时间。刚放下《死魂灵》的译笔，马上给《文学》写论坛，接着又给《太白》写稿，给《译文》找材料，翻译，一稿接一稿，连续战斗，没有一点停息。加上那年夏天，??刚出梅，连日大热，室内竞至（华氏）95度。他室内又不装电扇，因为怕吹动纸张，弄得不能写字。但因杂志文章都有期限，而鲁迅先生交稿从不误期。这样他就顾不得汗流浃背，浑身痱子，仍然埋头苦干，不停息地写作和翻译。这4个杂志，得到左联作家的全面支持，团结了全国广大进步作家，结成一条坚强的文化战线，而有了鲁迅先生的文章，得到鲁迅先生的大力支持，‘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而出版发行这些杂志的生活书店也就成为反文化‘围剿’中的一座战无不胜的坚强堡垒。上海福州路上的生活书店名符其实地成为出版进步文化书刊的全国公认的中心。”（穆欣.邹韬奋[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79.）
　　由于韬奋及生活书店与鲁迅之间难得的友谊与合作，1936年10月，在鲁迅隆重的葬礼上，“大家不忘记韬奋先生，把他从人堆中挤上了纪念台”，请韬奋发表了即席演说。他的演说悲愤、简洁、有力，令人难忘。他说：“今天天色不早，我愿用一句话来纪念先生：许多人是不战而屈，鲁迅先生是战而不屈。”（《韬奋全集》第六卷，第722页）韬奋的这一演说辞，堪称演说辞精品。其之精，不在于精炼，重要的是对鲁迅斗争精神高度的概括和由衷的称颂。据宋庆龄回忆：“当时白色恐怖厉害，在鲁迅的追悼会上发言要冒生命危险。”（宋庆龄.追悼鲁迅先生//鲁迅回忆录[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2.）韬奋的演说，既表达了他对鲁迅无限的崇敬和义无反顾的追随，也表达了他对所有支持生活书店进步出版事业的作者的敬重。他的这一演说辞，至今还是回忆鲁迅追悼会时被引用最多的演说辞之一。
　　4.事业性与商业性
　　韬奋自1926年接办《生活》周刊起，主持各种“生活”的报刊社和书店，可谓书报刊风行天下，声名远播，在出版内容上影响了一个时代，在出版经营上赢得了大好市场。人们不禁要问，韬奋在经营上又有些什么特别的奥秘呢？
　　既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也是为了生活书店同仁进一步统一思想，韬奋于1940年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事业性和商业性的问题》，从理论上分析了出版业的事业性和商业性双重属性。他指出，这双重属性如果处理得当，则有统一起来的可能性，而处理不当，则可能有对立的流弊，造成所谓的两败俱伤。他说，“所谓进步的文化事业是要能够适应进步时代的需要，是要推动国家民族走上进步的大道”，而当时出版业的事业性，主要体现在“努力于引人向上的精神食粮”，“努力于巩固团结坚持抗战及积极建设的文化工作”。他接着指出，“在经济方面，因为我们要靠自己的收入，维持自己的生存”，“所以我们不得不打算盘，不得不赚钱。这可以说是我们商业性的含义。”对于二者的统一，他很有信心地认为：“因为我们共同努力的是文化事业，所以必须顾到事业性，同时也因为我们是自食其力，是靠自己的收入来支持事业，而发展事业，所以我们必须同时顾到商业性，这两方面是应该相辅相成的，不应该对立起来的。”他指出：“把事业性和商业性对立起来只顾一头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倘若因为顾到事业性而在经济上作无限的牺牲，其势不至使店整个经济破产不止，实际上便要使店无法生存，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机构消灭，事业又何从支持，发展更谈不到了。在另一方面，如果因为顾到商业性而对于文化食粮的内容不加注意，那也是自杀政策，事业必然要一天天衰落，商业也就随之而衰落，所谓两败俱伤。”（《韬奋全集》第九卷，第682-683页）
　　韬奋不仅倡导事业性与商业性的统一，而且自觉去践行这一理念，努力实现二者的协调统一。他历经磨难百折不挠地坚持办刊办店出书，正是一方面坚守文化阵地，发展出版事业，同时又大力拓展业务，处处精打细算，增收节支，使得事业有了稳步快速的发展。
　　从《生活》周刊起，他要求一切精打细算，实行严格的经济核算。降低成本是经营管理的中心环节。周刊编辑部从来不过四五人。在香港办《生活日报》，编辑部也不过十多人，既要编报纸，还要编一个三万字的星期刊。少用人员，就是为了节省开支，降低成本。当时的同事柳浞回忆道：“以《大众生活》为例，它的定价是三分，经过批发出去，打六折或七折，每本可收回一分八厘或二分一厘。当时，成本已压低到九厘左右的利润，可以用它再生产和扩大事业。为了达到以刊物养刊物的目的，他在这方面，不知呕了多少心血。生活书店的积累正如韬奋所说，‘是由全体同事在这十几年中流血汗，绞脑汁，劳瘁心力，忍饥耐寒，对于国内外读者竭诚服务的一片丹心赤诚凝结而成的’。韬奋的事业所以经得起打击，决不是偶然的。”（邹嘉骊.忆韬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5：255.）
　　韬奋还努力降低报刊价格，让利于读者。对于当时中国的报刊，韬奋认为定价太贵，与大众的生活程度不相适合。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订得起报刊，他极力设法降低报价，减轻读者负担。在报刊发增刊或加大篇幅时，他决定不增加定价。《大众生活》周刊的封面曾用套色照片，成本比较高，可因此而增加的成本并没有让读者承担，而是在报刊的利润中支出。《生活》周刊号召声援东北抗日军队发起捐款运动的过程中，每期要公布捐款名单，仅此一期就要增加的印刷费两千元，也都由周刊社承担。生活书店在抗战时发行大量的抗战通俗读物，定价也都很低，都是书店贴钱出版。   　　事业性和商业性的统一，还在于要用事业性统领商业性，不能为了商业性而与事业性割裂开来，更不能让事业l生受到损害。韬奋主张生活书店坚持出好书，不出坏书和消闲书，对于有害无益的书刊，不但自己不出版，别的出版社出版了，生活书店也要拒绝出售。对于那些于社会特别有用的书，即使可能不赚钱，他也坚持出版，要求书店重点推销。韬奋对报刊广告收入非常重视，甚至曾经只身冒雨到一家外国洋行去拉过广告。但是，对于刊登在报刊上的广告，他的要求十分严格，甚至将所刊登的广告提升到“报格”“刊格”的高度上来审定，强调刊登广告与刊登言论新闻一样，要向读者负责。在《生活》周刊上，“略有迹近妨碍道德的广告不登，略有迹近招摇的广告不登，花柳病药的广告不登，迹近滑头医生的广告不登，有国货代用品的外国货广告不登”（《韬奋全集》第九卷，第728页）。这些规定与当时的―般状况的反差是十分鲜明的。当时的广告市场管理非常无序，许多不法商人常在报纸上投放不道德甚至虚假的?V告，而不少报刊由于资金困难也往往顾不得许多，只要有钱，什么内容的广告都登。而韬奋的这些主张和做法是一以贯之的，即使在他所办的报刊资金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没有改变过。
　　韬奋是一位善于经营的出版大家，但他的主要精力还是在书刊的编辑出版方面，在他的经营思想的指导下，还需要有一位既愿干又能干的经营能手予以配合，唯有如此，方能结出“事业性和商业性统一”的璀璨文化之果。韬奋慧眼识才，早在接手《生活》周刊之初，就认定了周刊社徐伯昕的经营才干，把周刊社里的经营一千事务全部交给他。徐伯昕不负重托，除在印务上严格控制成本，还大力开拓广告业务。他在拉广告过程中，尽心尽力帮助客户设计广告，使人钦佩之余，获得了许多同情和友谊。经过他的努力，把当时上海许多有名的民族品牌，像天厨味精厂、康元制罐厂、中华珐琅厂、五洲大药房、先施公司、梁新记牙刷厂等都变成了《生活》周刊的广告客户。当时民族品牌还很弱小，洋货充斥市场，《生活》周刊通过广告宣传国货，也成为广告业务的一大特色。改版后的周刊，发行量从四万一下增至八万份，其中广告的效用也功不可没，上海许多厂商都到周刊刊登广告，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这也使得周刊经济效益大增。
　　徐伯昕比韬奋小8岁，一直尊韬奋为师友。从办刊物起，到办书店，直到1944年韬奋去世前的18年中，一直受到韬奋高度信任，主管“生活”的经营。生活书店当初几乎是白手起家，书店经理徐伯昕，既稳扎稳打，又开拓创新。他对出版资金的筹措和运用，从来都是精打细算，量入为出，从不冒险。他利用邮购户的结存余款，利用刊物的预收订费，将之变为书店不必付息的流动资金。他讲求出书效率，尽可能地缩短出版周期。他研究图书印数，采用少印勤印的办法，使有限的资金加速运转，得到充分的利用。这些都是他稳扎稳打、精打细算的表现。而生活书店编印《全国总书目》，创办联合广告，委托十大银行免费汇款等便利读者的创举，也是他细心考察、精心设计和积极交涉之下办起来的。这些都成为生活书店在全国同业中的创举，受到同业的赞佩。徐伯昕经营才干的出色发挥，与韬奋对他赋予足够的信任度和执行力分不开，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出韬奋宽广的胸怀和卓越的经营能力。
　　5.小结之四
　　韬奋为大众、爱祖国、敢斗争，使得他的新闻出版事业方向明确，导向正确，正气凛然，堪称社会的良心，大众的代言人。然而，在报刊林立的市场里，在书店蜂起的城市中，要做到这―切，则需要用心组织好自己的读者和作者，经营好自己的刊物和书籍，打理好自己的刊社和书店。否则，那些方向、导向、正义、良心、代言等等一切，都可能到达不了自己的目标受众，从而事倍功半甚至是无功而返。方向是我们理想的彼岸，经营是帮助我们到达彼岸的船或桥；导向是行驶中汽车的方向盘，经营则是汽车驰骋的驱动力。―个成功的新闻出版家，新闻出版方向、经营能力以及后面我们还要说到的管理水平、敬业精神等，几个方面可以有侧重，但决不可以有偏废。1944年，周恩来在延安提议以韬奋为“出版事业楷模”，正是对韬奋做出的全面评价。
　　新闻出版事业的经营，内涵十分丰富，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内部经营业务，如开源节流、以销定产、资金流转、生产组织等；二是外部经营业务，如营造市场、营销产品、创新促销、货款回笼等；三是深层次的经营，如内容策划、作者组织、读者服务以及出版经营的价值取向等。前两个方面，其实也是其他行业所通行的，必须遵循的原则大同小异。而第三个方面，则是新闻出版事业经营中最为核心的内容。可想而知，如果离开了出版物内容的经营，出版业将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果离开了作者的组织，出版业将失去主要合作伙伴甚至是衣食父母；如果离开了读者的服务，出版业将成涸辙之鲋，寸步难行；而如果出版业失去了正确的价值取向，则将难以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也就是韬奋所追求的事业性和商业性的统一将受到破坏，使得整个事业受到根本性的损失。韬奋对出版机构内部和外部的经营业务一直严格要求，而对深层次的经营内容更是高度重视，常常亲力亲为，这才保证了“生活”的事业不仅功在当时，而且利在千秋。
　　关于新闻出版业的经营，业内不少人常说的一句话是：经营从来就有大账和小账的区别，关键看你是算大账还是剿、账。仿佛算小账的人格局不大，算大账者才志存高远。其实，这话并不完全正确。韬奋就既是一个算小账的经营者，更是一个算大账的新闻出版家。韬奋的小账算得精，“生活”的日常经营才一直井然有序地运行，即便在受到残酷迫害的艰难时期，也能够有尊严地“生活”着，正如他所说的：“在经济方面，因为我们要靠自己的收入，维持自己的生存”，“所以我们不得不打算盘，不得不赚钱。这可以说是我们商业性的含义。”可也正因为韬奋还是一位算大账的新闻出版家，高境界、大格局决定了他必然会把“为大众、爱祖国、敢斗争”的大账算好。为了抗日救国，生活书店可以赔钱出版一批抗战急需的好书，甚至为了青年读者学习的需求，生活书店赔钱出版学术著作也在所不惜，决不瞻前顾后，决不患得患失。这样的大账，韬奋看得准，出手狠，使得“生活”的书刊出版和书店经营格局越来越大，越来越受到人民大众的热爱，受到进步力量的拥护。祖国对他的功德将永远铭记。（作者系韬奋基金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