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认为,唐诗如画,宋词如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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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虽有格律限制,但毕竟落笔的空间很足,可以泼墨写意,可以工笔勾描,所以诗如画;而词则不然,不光有格律之限,还有音律之限,这仿佛是一种依附于音乐面孔上的艺术形式,所以词如美人妆,有浅有深,有淡有浓,端得妩媚,或为英姿。
既说词,词归两宋――有宋一代是长短句歌词的繁荣时代,在我的心里,这也是一个到处飘扬着音乐的朝代:小酒肆内,酒吧歌手柳永在浅斟低唱,大江河畔,先锋派艺术家苏东坡高声唱起了重金属摇滚;居庙堂之高,范仲淹、欧阳修谱写过各色主旋律,处江湖之远,晏殊、张先创作了无数小夜曲;英雄气短,军旅作家辛弃疾笔下金戈铁马未绝,儿女情长,乐坛才女李清照用“帘卷西风”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歌迷朋友?这情景实为一代之胜,故在文学史上,词以宋称,真实不虚。千年之后,有些美好已然湮灭,宋词虽好,奈何曲调无存,只留下当年的歌词菁华,仿佛美人作古,独留镜中的妆容,虽是铅白胭红,深深浅浅,却也依然美丽动人。
今人读词,多多少少会有些隔膜,这或许是这些歌词离开我们太遥远的缘故,总不能身临其境:读一首歌词,不知作词者当时心绪,不知写词时环境背景,不知这首词背后的故事等等――这些都会令我们的读词之旅漫幕迷雾。所以,有时一些评词相关阅读,其实对于现代人亲近宋词,是一种恰到好处的相宜。
评词类书籍甚多,今日所见贺静《一生最爱是宋词》,就颇耐读――读书之评语,最佳是“耐读”,“常读”次之,“好读”又次之,至“可读”已是边缘,更次者为“能读”,至于“不能读”者,则视之生厌,读之生困,品斯下矣。
书之耐读,并不在于形式有多么特殊,字句有多么神奇,词章有多么华美,观点有多么前卫,其实只在于一点,那就是“平近相宜”――《一生最爱是宋词》的耐读,也在于此:贺静写此书,以人为经,以词为纬,词人故事中包含着他们的得意词作,而得意词作背后,也预示着这些词人的世事人生,这些人,这些词,这些事,在这本书中如卷展开,加上贺静以一个女子的感触偶尔流露于历史之中,使得这些千年的旧闻似乎也变得亲近起来,并不遥远。
比如她笔下的柳永,我觉得就很真实:
柳永是个善良的人,起码,是个很真实的人。他为伎女们写词,都是投入了最大的精力与心血,只有真正同情她们、怜惜她们,在那些伎女的眼里,只有柳永才是真正的男人,而不是衣冠禽兽。也正是如此,他的词便有了艳俗的别称。但词作流传极广,民间传:“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由这句话,我们可想而知,当时社会有多少人在唱柳词了。当时的晏殊有点看不起他,认为他庸俗,只会写“针线闲拈伴伊坐”,而不让他进门。可是晏殊呢?他自己不也是日夜怀念着那些女子吗?也不是感叹“等闲离别易销魂”吗?只是他不敢说罢了。他没有柳永的爽快,没有柳永的敢做敢当,他只能在夜深人静的夜晚,一个人苦涩地回味自己以往的风流韵事罢了。
又比如她分析秦观的词,我也觉得有同感:
传统的诗词鉴赏,分析秦观诗词时,我们总是把他的词定性为写“歌伎的恋情,同时又融入自己的身世之感”,其实,针对当时的他来说,或许这样的定位未必就是他自己的本意。但这并不适合解读秦观的所有爱情词。拿他的经典名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来说,就足够说明他是在用文字发泄对爱情的理想,并没有牵连到什么仕途失意之感。相反,如果结合他放浪的情感经历来看,完全可以大胆地假设,这只是秦少游安慰痴情女子的托词,或者说摆脱一段旧恋情的美丽借口。
再如她对于晏殊的评价,也是深得我心:
晏殊的一生是闲适享乐的,据宋人笔记记载,他特别喜欢与宾客诗酒宴游,每聚会,必有歌乐助兴,酒毕则与宾客相互作诗写词。所以前人评晏殊词圆融平静,多富贵气象。晏殊自云:“余每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悦其气象。”此词可见他心绪与其他词人不同一般。如果问现代年轻人,爱情最高的境地是什么,大家都会说缘来则爱之,无缘责忘之。人生短暂,没有必要给自己增加痛苦,傻傻地为某一个人消耗自己。可以说那个时代的晏殊,就已经看破红尘,跟随时代的潮流,超越人文观念,没有把自己的情感沉浸在风月里。可以说他是一个追求随意生活的人,他淡泊名利,一生是依靠自己感觉走的人。他的随意、他的淡然可以说不是一个痴情女子值得依靠的男子。
看到这些文字,其实更多是会意与同感,书中不存在什么严肃,但有一种平实的正论,书中也偶尔有一点点小刻薄,那也只叫人觉得“果真是这样”,是一种得人心的痛快。对于本书,我总有一种恍惚,仿佛看书犹如两人对坐,一人论词论人,一人穿插增色,一切那么安静,又那么近人。
我曾言宋词“犹是美人深浅妆”,而今看来,贺静的《一生最爱是宋词》,则是为美人更添一妆了,在我看来,此书若叫《宋词添妆》,亦无不可。
(作者简介:穆鸿逸,网易名博,设计师,文化编辑,自由撰稿人。明清小说研究者,神话传奇爱好者。长期从事编辑工作,撰稿多家媒体。) |
发表于 2018-7-16 18:4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