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危机时代的海归“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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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批批“海归”陆续地归来，也带回了自己的先进技术和理念。他们面对着中国的崛起，也面对着市场的不完善和种种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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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4月，旅美博士张涛作出了回国的决定。
　　回国前，张涛一直难以平复起伏的内心。对于像他在美国拿高薪的华人来说，放弃在美国的待遇和辛苦打拼的事业，回国从零开始，实在难以抉择。而受到中组部“千人计划”触动的张涛决意回国，他知道自己的根在中国。
　　
　　新创业时代
　　
　　与别的“海归”不同的是，10年前，中国刚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张涛就看到了国内蓬勃待兴的市场。这之后，张涛开始在国内外两头跑，对国内市场反复考察，做着回国“试水”的准备。
　　跟当年怀揣着1000元人民币飞赴美国的那个年轻人相比，现在的张涛掌握了美国主流市场的技术，在德国大众、美国IBM等大公司的多年工作也使他对国外的系统了如指掌。
　　回国的张涛对国内在技术和产业上的突飞猛进早有预料，但是他也很快发现，与他涉足过的美国银行业相比，国内银行缺少在银行综合业务管理和数据分析平台方面的成熟软件，不能实现数据的一致化。而这也是国内银行业的差距所在。
　　于是张涛将此作为进入国内市场的“敲门砖”。阻力还是有的：比如对市场的了解远不及本土企业，跟大型国企相比，缺少一些资质，拿不到国家的大项目。像很多刚回国的“海归”一样，他还在国内市场寻找自己的位置，缺乏人脉和资源。
　　另外，在美国研发和掌握的技术及经验是不是同样适应于国内才是“海归”们的难题。如何使外来的产品和理念“本土化”看上去更为关键。刚回国不久的张涛，试图在国外成功应用的产品基础上，研发出一款适合国内市场广泛需求的软件。
　　签第一个单子时还算顺利，张涛找到原来所在的银行，把对银行业务的理解和成功案例反复向客户讲解。案例的佐证是有说服力的，对方认可了他们对国外银行综合业务信息整合分析的技术。而这个单子的成功，使得此后不时有政府和银行客户上门。
　　就像张涛自己说的，创业一直处于克服困难的过程中。新产品前期的技术交流屏障得到了克服，但是市场和大众的广泛接受却远未达到。这个从考验、考核到试用的过程使张涛在“数据一致化”的领域慢慢突破自己。
　　但有一点是与美国相通的。张涛还是先从市场中看到实际需求，把需求树立了变成产品模型，再去研发和创新。对于技术和人才已不匮乏的国内银行业，与美国流程管理市场运作的区别给他提供了灵感。对于这块奶酪，他瞄准的不仅仅是银行业，在其他行业也想有所作为。
　　在张涛之前，一批批“海归”陆续地归来，也带回了自己的先进技术和理念。他们或许尝试着在国外间接地参与国内发展，可是还是发现回国可以做的事更多。近年来国内政策的放宽，国内技术和制度的开放和起步，使国内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成为“海归”的商机。
　　很多“海归”的创业冲动和愿望来自于这种优势。他们有海外关系背景、熟知国际市场规则以及风向，于是选择做“国外有而国内没有”的生意。在生物医药、能源、IT等行业都不乏“海归”企业的身影。
　　对于他们，无须跟国企民企们“抢饭碗”，他们往往看上了一个更大的蛋糕。从日本回国的杨文试图进入国内的建材业，她找到了看似热闹的建材市场里大小不一的空白及缺口，这些“蜂窝”就是她的机会。
　　一年前，杨文带着勾勒已久的创业项目回了国。国内各处的大兴土木使她看到机会。为此她放弃了一家日企的职位，到中关村创业大厦成立北京思碧路科技有限公司。因为带回的技术在国内不多见，她马上被国内厂商发现，接下了多个项目。尽管还没有拿到有关资质，但是一些需要特殊材质和技术的特种工程，使厂商不得不找到杨文。
　　不过，先入为主的“寂寞”并不长久。很快，杨文发现已有国内企业模仿和追赶，国外企业对中国市场的新动向虎视眈眈。竞争对手一时多起来，互相打起了价格战。面对着一个新兴的国内市场，杨文不可避免要承受一个市场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
　　在技术出身、习惯了国外做事方式的杨文看来，国内企业家的表现更像一个“市场派”。当本土企业更热衷地在市场上讨价还价，“不讲规矩”的竞争使她难免乱了阵脚。与日本不同的是，国内市场行业还有待规范，而市场信息的不对称也使行业发展困难重重。不过，面对一个不太成熟的市场，创新却是必要的。对技术的信赖使杨文埋头做图纸，以推出更多的新产品。她不做低价买卖，只希望新产品收回成本。而更重要的是产品在市场上形成认知，使资源建立起来。杨文已经得到了政府采购。她想着，盘子一做大就将低端市场让出，转向高端市场。
　　在国外有团队或企业，产品也比较丰富，是一些“海归”回国创业的“身家”。因为丰厚的资历和实力，他们的项目容易受关注，有些还得到了风险投资。
　　从“海归”创业也可以一窥国内市场的走向。他们大多集中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比如生物工程和新医药、光电一体化、新材料，或是电子信息产业、软件和集成电路设计，等等。北京石景山留创园总经理助理刘旭伟表示，比起那些一两年修成学位的“海归”的创业，他们更容易成功，甚至在一个产业起到显著的带动作用。
　　像德州大学的生物学博士田溯宁创建了网络企业亚信，张朝阳创建了搜狐，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国内企业也几乎都出自“海归”企业。
　　
　　时代的困惑
　　
　　杨文所在的中关村创业大厦给了她三年内上市的目标，这也是她在园区“孵化”的时间。之后，顺利的话，杨文的企业就要搬出孵化器参与市场竞争。第一年盈利30万元的杨文接下来还要面对三年内100万元的目标。可以说，她的创业开了一个好头。
　　而在中关村，也有不少“海归”企业在亏损和坚持之间徘徊不前。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9年《中国人才发展报告》称，“海归”创办的企业受困于融资难等多方面的缺陷，存在“三三现象”：大约1／3能有较大发展；1／3勉强维持生存；1／3处于破产或半破产状态。
　　因为与“海归”的接触，刘旭伟更直接地感受着“海归”创业所面对的困境。“海归”回国首先面对着环境的差异。科研机构用人机制、科研环境以及薪酬标准与国外的差距，使“海归”感到不尽如人意；另外，有关部门办事效率低，“海归”回国光办理一系列手续要耗费很长时间。除了主观因素外，他们对国内政策缺乏了解；在国内资源和人脉上需要再开拓；尽管有很好的项目或产品，却总差那么一个电话、一两分钟以及一个人做成一桩买卖。
　　一方面尽力避免在不了解市场、缺少关系的情况下创业，同时也面对着市场和客户的成熟，是此刻“海归”创业的现状。前人已经做在前面，此时回国的张涛感到挑战大了，需要寻找新的机会和更大的市场。他从事的软件行业以两三年的速度更新换代，此时他的眼前出现了一个“物联网”的市场。他跃跃欲试。
　　转机也同样产生在其他行业。比如动漫、创意等产业在国内的风生水起，给很多在前期缺少投入的创业者打开了缺口。在石景山留创园，已经接待了20多家创意企业进入。他们当中就有年轻的“海归”。
　　而对于“海归”特别是一些刚毕业的小“海归”来说，资金的缺乏就是企业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石景山留创园跟区人事局合作，向“海归”提供人力招聘，以及创业老师给以创业指导。根据创业者的不同情况为其提供从初级到高级的服务，比如帮助企业融资、为其寻找优秀投资商、提供融资平台以及提供市场推广等服务。
　　现在在北京，“海归”创业找到他们就可以享受到最低20万元的创业贷款。但是同时留创园会对留学生企业的入住设有门槛，比如学历与企业注册资本的限定，以及对他们的创业项目进行鉴定。在北京，像石景山这样的留创园发展到了20多家。它们大多以一种政府投资的形式对留学人员企业加温助产，加快科研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培育具有一定生存能力的高新技术产业。
　　不过，依然可以发现，不少留学生创业园实际上扮演着物业管理加注册公司的角色，有的创业园是从房地产公司转换来的，以简单的房租补贴形式，提供对园内“海归”企业的支持；留学生创业融资难这一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跟国外的创业园相比，大学、科研机构没有与创业园紧密结合，高科技缺乏产业化。对此，一些留创园已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于是有人说这是“海归”创业的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海归”们面对着中国的崛起，也面对着市场的不完善和种种困惑。此间，他们何去何从，都是这个时代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