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编辑学研究路上

5689726

　　[摘要]2010年编辑学研究显示出多元发展的趋势。理论研究继续寻求新的突破，编辑文化与跨学科研究充满希望和挑战，编辑工作与编辑史、编辑家等研究有了长足发展，但也存在低水平重复和缺乏原创性的问题。当下要做的是继续创新理论，关注实践。
http://
　　[关键词]编辑学研究编辑学理论编辑文化编辑工作
　　[中图分类号]G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53(2011)06―0019―04
　　编辑学是一门新兴的理论性与实践性较强的基础学科，其研究属于人文性较强的一类。进入新世纪以来，该学科显示出多元发展的趋势，学术影响力日益增长。2010年研究者的目光主要聚焦在多层面、多角度地探索编辑学理论与实践的基本问题上，不仅亮点多，而且成果也比较丰富。
　　1.重视编辑学理论研究的开拓与创新
　　编辑学基本理论研究是编辑学研究永恒的主题。2010年，随着编辑出版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对编辑学基本理论与方法的理解和认识也在不断深化，研究重点集中在基本范畴、基本原理的探讨上。
　　编辑学中原学派创始人王振铎教授2010年出版的新著《编辑学理与媒体创新》(论文集)，在继承其《编辑学原理论》关于编辑学基本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编辑学理论的创新。尤其是“主体间性”“媒介问性”说和编辑创造媒介说等观点的提出，推进了编辑学基本规律――“文化缔构规律、讯息传播规律、符合建模规律”的发展。比如《编辑缔构媒介媒介传播文化》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手，通过对主体间性、编辑缔构、媒介结构、文本问性、媒介间性等的考察，认为媒介是指以编辑为主体，以文本为核心，协同作者与读者交互参与、层层缔造、储存和传播多种信息的文化结构总体；编辑在缔造媒介结构、革新媒介环境的过程中，无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作者的创作传授活动和读者的审美接受活动，在这个创、编、读双向交流的文化活动场里，编辑起着其他职业不可替代的中心机枢作用，如同文化殿堂的旋转门。在这里，编辑的职能不仅限于传统的编辑书、报、刊，它已扩展至以声、光、电为中介的所有新媒体。只要有媒介存在，就离不开编辑对文化的缔构，这不仅回答了当今时代以博客为代表的新媒体要不要编辑把关的争论，更拓展了编辑学研究的空间，使编辑的职能有所延伸。
　　一直从事编辑学研究的著名学者靳青万2010年出版的《编辑五体研究》(论著)。将编辑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由以往的“编辑两体”扩大为“编辑五体”。该书在传统的编辑主体(编者)、编辑客体(稿件)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编辑源体(作者)、编辑用体(读者、听众、观众、网民等使用编辑产品的人)、编辑辅体(制作和传播编辑产品等对编辑活动起辅助作用的人)，并将其视为整体的编辑活动来对待，主要研究它们之间内在的规律与关系。。。从“编辑两体论”到“编辑五体论”，不仅使编辑学的研究空间更大，研究视野更宽，而且从其鲜活的命题到理论体系的构建，都充满创新。编辑学是一门新学科，编辑学研究是一个发展的系统和持久探索的过程。“五体论”的提出，一改编辑学研究进入新世纪以来创建少、重复多的状态，是中国编辑学理论研究的一次跨越、一次奋进。这里笔者暂且不论其观点是否正确，但其表现出的探索精神、创新精神，给长期停滞不前的编辑学理论研究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对2010年的编辑学研究来说，可谓一抹别致的风光。
　　本年度发表的有关论文也对编辑学基本理论、基本方法进行了推陈出新。马瑞洁的《论编辑活动的普遍属性》，从当今编辑活动平台的拓展、编辑活动内容的变化、不同种类编辑活动特殊性的增大出发，再次肯定编辑活动的共性即普遍性的客观存在，并强调只有承认这种普遍性，才是在学理层面上开展编辑学研究的前提，在实践领域进行微观编辑活动的基本依据。张国辉的《编辑学研究的新趋向》，依据托马斯?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理论，从理论要素、心理要素、本体论和方法论几个“范式”构成部分出发，对编辑学研究的范式、方法进行观照，认为日渐完形的数字世界摧毁了编辑学研究的传统围墙，编辑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和具体方法必将发生诸多变革。另有编辑学研究的元老邵益文先生的《致谢批评恂述浅见：兼答苏良亿先生》(《出版科学》，2010(4))、刘呆先生的《谈编辑学三原理》(《编辑之友》，2010(12))、赵航先生的《再版琐言》(《中国编辑》，2010(1))等，都对编辑学理论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度阐释，不仅学术韵味浓厚，也表征了2010年编辑学理论研究的新成就。
　　2.注重对编辑与文化的全方位探讨
　　“编辑”与“文化”的关系，一直以来颇受关注。2010年，在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国编辑学会的正确领导下，关注编辑工作的文化内容，发掘编辑工作的文化内涵，探讨编辑工作的文化地位，论证编辑工作的文化价值，成为本年度中国编辑学会的工作主线和编辑学研究的重中之重。
　　2010年4月，中国编辑学会出版了“中国编辑学会第十四届年会优秀文集”――《编辑文化论》，该书围绕“编辑与文化创新”“编辑与文化传播”“编辑与文化选择”“编辑与文化担当”“编辑与文化追求”“编辑与文化个论”“编辑与文化综论”“编辑与廉政文化”等主题，刊发了60篇文章，从不同视角、不同方面阐释编辑与文化的关系。2010年5月，学会在南京召开第十四届国际出版学术会，会议主题是“编辑出版与文化”，会后也出版了论文集，刊发了与“编辑”“文化”有关的论文十多篇。上述两本书的几十篇文章，大都紧扣“编辑与文化”这一主题，重视文化对编辑出版的引领作用，强调编辑的文化责任。比如，中国编辑学会会长桂晓风的《让编辑工作在民族文化建设和国际文化交流中发挥更大功能》认为，文化力是最深厚、最强大的力量，为文化建设服务是编辑出版业的根本功能；文化力的奥秘在于“传”字，编辑工作通过对文化成果进行选择、优化、策划、整合，实现其“传”的功能；中华民族的复兴，既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要以文化复兴为灵魂，在“大文化”“大媒体”“大编辑”理念下，编辑要为民族和人类文化的新辉煌贡献智慧和力量。《河北理工大学学报》主编任火的《论编辑出版与文化积累》强调，编辑出版是文化积累的过程、手段，文化积累是编辑出版的目的、结果；编辑作为信息传播和文化传播的主体，编辑的选择决定着编辑的品质和品位，编辑的策划体现着编辑的文化追求：减少信息垃圾、关注社会热点、追踪文化前沿，发现精品、推出精品，加强选择、加强策划，关爱文化、呵护文化，努力提高信息传播的质量和文化积累的质量，是编辑不可推卸的责任和终极目标。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总编辑周百义的《再论编辑对文化资源的再创造》，针对传统编辑和全媒体时代编辑对文化资源的再创造，指出前者是对现有文化资源的创意性整合、创新性思维，后者是挖掘同一文化资源在不同媒体形式上的差异化表达。   　　从2010年相关期刊发表的编辑学论文看，对“编辑与文化”的研究比较多，比较“抢”眼，内容主要分布在编辑的文化自觉与社会责任、编辑话语与编辑创新等领域。比如，杨牧之的《我对编辑文化修养的认识》(《编辑学刊》，2010(6))、戴庆?u的《多元文化背景下编辑的文化自觉》(《科技与出版》，2010(11))、赵枫岳的《简论期刊编辑文化自觉的层次性》(《中国出版》，2010(5))、黄建军的《视觉文化语境下的网络出版及其编辑创意》(《编辑之友》，2010(5))等文章，无不关注编辑、文化及其在当今时代背景下所蕴含的要义，彰显出编辑文化的时代特质。
　　3、探索编辑出版学研究的新视角
　　编辑出版学是在人文学科交叉的十字路口出现的新兴学科，它的理论生长点、学术研究的视域和方法自然要到交叉口去寻找。2010年，承继以前的从其他学科和领域审视、探索编辑学研究的路径与方法，编辑学的跨学科研究依然方兴未艾。
　　跨学科研究涉及范围非常广泛，理论探索和学术拓展的空间比较大，研究者的兴趣也比较高。比如，媒介生态学作为一个二度综合的学科，其本身就受人关注，用绿色生态的视野与和谐发展的理念去探索媒介编辑系统的生态平衡问题，就受到编辑学研究者的偏爱。姬建敏的《学报编辑出版环境论：从媒介生态学出发》认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作为高校学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在一定程度上规定、影响和制约着高校学报的编辑出版，构建高校学报编辑出版的生态平衡系统，是关乎学报编辑学研究和编辑学实践发展的重要内容。周丽萍的《高校学报的传播生态环境分析》认为，学报作为社会信息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既受到传播场内部信息资源环境、编辑和受众生态环境的影响，又受到传播场外部制度、政策等行业环境的制约，改革与完善现行的学术评价与考核机制，逐步建立良好的学术环境与社会人文环境，构建高校学报健康发展的生态系统，是当今学报编辑学研究的新课题。
　　从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美学、管理学、经济学等视角向编辑学领域交叉和延伸的研究更多。比如，赵均的《编辑出版学中的‘期待视野”》，从德国大学教授姚斯接受美学中的“期待视野”理论出发，讨论编辑出版学中作者、编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段乐川的《论编辑的职业认同及其培养》，从现代心理学、职业社会学出发，探讨编辑职业认同的内涵和建构。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来探索编辑学研究中的有关问题，不失为一种方向和潮流，值得关注，值得提倡。
　　4、关注新技术条件下的编辑出版工作
　　在电子计算机和现代通信技术的强力支持下，互联网将人类的文化传播带进了网络时代。网络时代的到来，开启了数字出版的大门。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数字出版、互媒体等给编辑出版工作带来了挑战。面对挑战，编辑出版人何去何从，成为本年度关注的焦点。
　　2010年9月，中国编辑学会科技读物编辑专业筹备委员会在苏州召开现代技术条件下编辑出版工作研讨会，七十多位代表参加会议，人选交流论文64篇。论文围绕现代技术条件下的编辑出版工作进行论述，或揭示数字出版的概念和内涵，或描述数字出版的发展趋势及现状，或探讨数字出版的发展思路及赢利模式，或阐述数字出版条件下的编辑工作特点、质量控制、版权保护、编辑人才培养和利用现代技术搞好传统出版等问题，大部分言之有物，不乏创见。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郝振省的《新技术条件下编辑出版工作面临的挑战》就比较有代表性。文章认为，要做好新技术条件下的编辑出版工作，不仅要充分肯定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对编辑选题策划、与作者沟通、市场营销的积极作用，还要认识到它们对稿源的质量、编辑的时间、工作的精确度等有负面影响。面对影响，编辑应该存利去弊或扬利克弊，对内容的加工要深，争取出版物有较强的生命力；对内容的选择要精，言之有物，保证出版物有真正的价值：编辑主体更要志存高远，完善自我。
　　业界与学界对该主题的探讨也比较热烈。比如，刘捷的《网络时代传统出版业的生存困境与发展出路》，不但看到了网络时代传统出版业的生存困境是机制观念、出版模式、营销模式、从业人员、国际竞争等方面的不适应，更指出发展出路是转变观念、创新机制，资源整合、深度加工，再造流程、打造系统，创新模式、加大赢利，拓展品牌、增值服务。牙韩影的《数字出版对编辑实践的新要求》(《出版广角》，2010(12))、张灵的《时代对纸媒编辑、出版提出的新要求：从“互媒体”关系和“低碳社会”建设的角度来看》(《出版发行研究》，2010(9))等论文，面对新技术给编辑工作带来的新变化，积极地提出应对之策。发现问题就等于解决了问题的一半，抓住问题并提出解决对策是创新思维的一种重要方式。这些建设性的意见，既凝聚了编辑出版人的真知灼见，显示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又探索了编辑创新的具体途径，有利于编辑出版业的改革与发展。
　　5、观照编辑学研究的发展进程
　　以历史的眼光回顾过去、审视现状，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2010年作为“十一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本年度对以往研究成果的整理、研究脉络的厘清、研究内容的综述也进行得有声有色。
　　首先是从宏观上总结我国编辑学研究60年来的发展进程、发展规律与伟大成就。姬建敏的《我国编辑学研究60年回眸》，从原始科学阶段(1949年一改革开放前)到常规科学阶段(1978年一至今)，从新时期编辑学的兴起、深化到2l世纪的转型，以时间为线索，回顾了我国编辑学发生、发展的历程及取得的丰硕成就。王振铎的《编辑学研究60年的6大发现：编辑学理论创新与学科发展》，从学理创新与学科发展的高度总结了编辑学研究60年来的6大发现：发现了编辑学的专业普遍性与媒介贯通性；发现了编辑活动的主体与主体性：发现了编辑活动的“主体间性”特征，找到了编辑科学的学理；发现了编辑活动早于出版活动，大于出版活动：发现了编辑建构的“媒介间性”特征；发现了编辑学与出版学的学科链及其与其他人文科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初步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编辑媒介学学科体系。二者作为这方面研究的代表，简明的论述，洗练的总结，不仅勾勒了我国编辑学从无到有、编辑学研究由浅入深的学术脉络，其浓厚的学术史意识和学术创新精神，也张扬了中国人首创的、富有中国特色的编辑学在人文社会学科中的位置和发展前景。
　　其次是从微观层面展现和揭示我国编辑学研究近年来或莱一阶段的研究状况与未来趋势。比如，郭玲、王会的《编辑出版学研究的不同视角》，对近年来我国编辑出版学研究主体的多元性、研究视野的广泛性、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研究成果的丰富性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综述。吴平、黄星的《编辑学研究五年》，不仅从编辑学理论、编辑活动与编辑规律、编辑主体、中国编辑史、编辑出版学科与专业教育、新时期编辑、部门编辑学七个方面对2006―2010年的编辑学研究进行了分析、归纳，还指出：近五年编辑学研究没有整体上的突破，但在研究成果数量和研究内容上有一定提升、扩展，编辑思想史研究的出现是这一时期的亮点。
　　此外，姬建敏的《试述2009年编辑学研究》(《中国编辑》，2010(4))、米加德的《编辑心理研究进展》(《出版科学》，2010(5))，也都从各自的学术背景出发，以编辑学研究一个时段(2009年)、一个方面(心理研究)的成就为突破点进行概括和总结。张文彦、肖东发的《2000年以来中国出版史研究综述及未来趋势》(《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20(1))，范军的《中国出版史研究综述》，虽然是对2000―2009年、2006―2010年中国出版史研究情况的概括，但也涉及编辑史研究的某些内容，有一定的学术厚度。
　　6、解析编辑家的典型个案与聚焦数字化时代编辑出版人才的培养与教育问题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文化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离不开历朝历代编辑家做出的卓越贡献。编辑家作为撑起文化大厦的支柱，作为编辑队伍中的佼佼者、领军者，对他们的研究从编辑学研究开始就没有停止过。2010年的研究依然是风生水起，研究者多，研究成果丰盛。蔡姗的《林穗芳的编辑规范研究揽胜》，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前两年才去世的编辑大家林穗芳先生对编辑规范研究做出的贡献。黄雅玲的《萧乾副刊编辑思想论略》(《河南大学学报》，2010(1))和张东明的《赵树理的编辑经历及特色》(《中国编辑》，2010(2))等，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编辑出版人才的培养和教育问题，作为编辑出版学高等教育的核心和关键问题，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编辑出版学科开设以来，对此的研究就没有停止过。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相关研究更加深入，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总之，2010年编辑学研究亮点多，问题也不少。但编辑学研究“在路上”，只要研究在继续，就会有所改观，有所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