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清代中前期图书市场探析

1976908

　　[摘要]相较以往时期，清代中前期的图书市场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有巨大进步，并且呈现诸多特点，本文试对清代中前期图书市场的特点、形成原因及影响进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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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清代图书市场人口流动管理制度
　　[中图分类号]G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53(2011)06―0097―04
　　近20年的中国出版史研究中，清代中前期多为研究者忽视，正如张志强所指出的：“近20年来，大陆地区的中国出版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如断代出版史方面，古代部分至今只出版了宋元明三个朝代的出版史，唐以前的出版史、清前期的出版史仍付之阙如。”其实，鸦片战争之前繁盛的出版业亮点颇多，“为我国文化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不仅体现于普遍意义的古籍整理、文化传承和文化教育上，更体现于特殊意义上的典籍辑佚、典籍校勘和目录编制以及辑佚学、校勘学和目录学理论的形成上”。而且在这一时期，图书市场的发展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均有很大进步，并出现许多新特点。本文试对这一时期的图书市场及图书流通进行探析。
　　1、图书市场的发展及原因
　　明末清初的连绵战乱导致出版业异常凋敝，不仅杭州、南京、建阳这样的出版重镇不复昔日的辉煌，即如四川等地也“因为兵灾，城廓邱墟，都无刊书之事”。但随着清初社会逐渐稳定，经济得以恢复，出版业也逐渐兴旺发达。不但北京、南京、苏州、广州等出版中心得到恢复发展，各省的主要城市，如浙江之绍兴、宁波、余姚、慈溪、嘉兴，江苏之扬州、镇江、常州，福建之福州、泉州、厦门，湖北之武昌、汉口、沙市，湖南之长沙、常德，四川之重庆、成都，江西之南昌，安徽之安庆，河南之开封、彰德、郑州、周口，奉天之盛京(沈阳)、辽阳，云南之昆明等地的出版业均呈繁荣景象。
　　出版业的兴旺为图书市场的繁荣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当时出版业发达之地多有较为集中的书市，如北京就有仁慈寺书摊区、隆福寺书店街、琉璃厂书肆街，南京有状元境书肆街、夫子庙书肆街、花牌楼书店街，苏州有护龙街书肆街等，每街聚集书肆少则几十家，多则上百家。而且，随着出版业的发达，为获得市场和销量导致书籍的长途贩运距离更远，范围更广，典型者如福建长汀四堡的邹、马二姓书商，根据族谱记载，四堡邹、马两家族，长期在外，或沿途贩运，流动售书，或定点售书，寄籍客地者，共约600多人，其足迹遍及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浙江、江苏、山东、云南、贵州、四川及福建等10多个省。其他地方虽未有像福建长汀四堡这样举族参加的情况，但长途贩运图书的书商也很多。如在清人吴敬梓撰写的《儒林外史》第十八回中，就有一段关于杭州书业的文字：“文瀚楼店主人走上楼来，坐下道：‘先生，而今有一件事相商。’匡超人问：‘是何事?’主人道：‘目今我和一个朋友合本，要刻一部考卷卖，要费先生的心替我批一批，又要批得好，又要批得快，合共三百多篇文章，不知要多少日子才可批得出来?我如今扣着日子，好发与山东、河南客人带去卖。若出得迟，山东、河南客人起了身，就误了一觉睡。”可见山东、河南书商到杭州贩书者已不少。
　　此外，清代中前期的图书市场在深度上也有很大的发展。根据明代学者胡应麟的记述，即使是在出版业繁荣的晚明时期，图书流通也仅止于省城和府城层面，在省城和府城之外极少或几乎没有书店存在。直到18世纪，当来自老的和相对较新的生产中心的移民，在江西、湖南、四川和闽南的内陆市镇、甚至乡村地区建立新的商业出版中心时，书店才开始在这些府域和省城以外的地方出现。清乾隆年间，李斗在其《扬州画舫录》中曾记载清代扬州玉版桥头有一乞丐作《小郎儿曲》，“音节如乐之乱章，人艳听之。郡中剞劂匠多刻诗词、戏曲为利。近日是曲翻板数十家，远及荒村僻巷之星货铺，所在皆有，所谓星货铺，就是销售日用百货的杂货铺，多存在于乡村。可见清代中前期诗词、戏曲之类通俗图书的销售已经深入到乡间村落。
　　清代中前期图书市场的迅猛发展，除了由于清朝统治者实行开明的统治政策而使得整个社会秩序稳定、经济发展外，还得益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1.1道路交通的发达
　　清朝中前期政府十分重视发展交通事业，除了维护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外，还修建以北京为中心、四通八达的官路网络，其中包括北京通达各省省会的干线官路及各省修建的通达省内各城市和重要地区的支线官路。这些干线官路和支线官路将省与省、省内各重要城市之间紧密连接起来。另外，较之以往各个朝代，清代交通建设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大力推行县乡间的铺递路、堤塘路和移民实边路建设。以铺递路为例，据《大清会典事例?兵部?邮政?设铺》记载，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安徽、江西、福建等内地18省和盛京将军辖区除了修建驿路之外，还建造纵横交错，将各府、州、县和重要村镇连接起来的铺递道路。到光绪中期，全国共有14799铺，铺间相距一般为10里至30里不等，粗略估计铺递路有30万里。这种铺递路多分布于交通不便的山区，且多系人行道，无疑有利于图书销售销往偏僻乡村。
　　清代交通事业的发达促进了图书市场的发展，特别是南北贯通的大运河和四通八达的官路使得长距离书籍贩运成为可能。如山东聊城，作为京杭大运河边的一个小城市，当地书商既可通过大运河前往出版繁荣的江浙地区采购图书，还可通过大运河将本地生产的书籍发往京津地区。此外，聊城还具备与河北接壤、且与山西、河南北部紧邻的地理优势，本地书商以毛驴、骆驼等运力，通过大小官路，可将图书销售到周边众多府、县，以至张家口、绥远等更远之处。江西浒湾是清代中期兴起的重要的出版中心，它地理位置优越，前滨抚河，后通官马大道，书商往南可到达福建建阳地区及福州地区，沿抚河顺流而下可达南昌，往东经鄱阳湖到昌江，昌江逆流而上，经景德镇到达皖南的祁门，再经休宁、屯溪可达江浙地区。而这种远距离的图书贩运保证了出版业落后地区的用书需求，推动了当地的文化发展。例如清初山西出版业尚未恢复，即使到乾隆末年“山西一省皆无刻板大书坊，其坊问所卖经史书籍，内则贩自京师，外则贩自江浙、江西、湖广等处”。
　　1.2明清时期频繁的人口流动
　　明清时期人口流动非常频繁，先后出现过“洪武大移民”、“永乐大移民”、“湖广填四川”和岭南客家移民等几次大的移民浪潮。频繁的人口流动对图书市场主要产生三方面的影响：一是使某些地区的书业得到恢复与发展，如清初四川地区由于连年战乱，加上大兴文字狱，所以在康、雍、乾三朝四川本地书坊稀少，专业刻字铺几乎没有。直至乾隆年间，一批江西书商先后人川，才推动了四川出版业的恢复与发展。由于其书坊多以“经”和“元”命名，如“耕经堂”“肇经堂”“玉元堂”“一元堂”“尚有堂”“大观堂”“尚贤堂”，时人总称为“经元八大家”。而北京琉璃厂作为北京书坊的集中地，书商   也多由江西和河北迁徙而来，久而久之形成了“江西派”和“河北派”。二是使得木板雕刻技术传播更为广泛，如江西和福建的移民将雕版技术带到四川岳池县，而岳池的雕刻工匠为了追求更高的报酬迁移到那些缺乏雕刻技术的地区(甘肃、云南和贵州)。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沿途传播了他们从江西和福建移民那里学到的技术。三是有利于书商的长距离图书贩运，如前所述福建长汀四堡的邹、马二姓书商，其足迹遍布南方各省。仔细考察其销售网点之分布，与福建客家人口的迁移模式，特别是与当地邹氏和马氏家族的迁移走向和模式存在着惊人的一致性。这是因为在这些地方，书商不仅在语言上、文化上能尽快融入当地移民社会，而且书商还可以得到在那些地区定居的近亲或远亲的帮助。当不能利用这些关系的时候，他们便主要依靠那些新近从四堡迁移过来的移民。
　　2、图书市场的其他特点
　　除了在广度和深度上超越以往各个朝代，清代中前期的图书市场还呈现以下特点。
　　2.1书商利用市场调配出版资源
　　这在一些大型书坊上的经营上表现明显。由于成本较高，且市场有限，刻印大部头书籍往往风险很大。为了印制、销售大部头书籍，清代中前期的出版商多利用市场来调配资源，以减小风险。如重庆“善成堂”敢于承揽大部头书的出版，办法就在于其利用岳池地区刻板业价廉、工精、时快的优势，将刻字工作转交岳池刻字工人，从转手中获利。而山东聊城“书业德”书庄销售诸如《五经备旨》《十三经注疏》《资治通鉴》《官板四书》《史记》等大部头书籍，并不自己雕版印刷，而是通过京杭大运河从江南地区书坊购来印好的书页子，然后装订成书销售到北方各地，是谓“南书”。而像《三国》《水浒》《列国》《西游记》《隋唐演义》《彭公案》《岳传》《聊斋》《小五义》《聊斋志异》等通俗小说及其他卜筮、星相、风鉴、兽医、画谱、棋谱和启蒙书之类的小部头，“书业德”才自己雕版刻印，是谓“府书”。可见，为了降低市场风险，借重市场配置出版资源已成为当时一些大型书商的共识。
　　借重图书市场调配资源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图书价格的下降，虽然今天很难对清代中前期的书价水平作精确考察，但是书价相对低廉却是不争的事实。根据研究者的估计，乾隆以前平均每册6钱左右，而到嘉庆时期，黄丕烈《士礼居刊行书目》所记书籍平均每册3钱左右，比乾隆时书价降低了一半，到咸丰时期，书价每册约1.5钱银。
　　2.2引进较为先进的书业管理制度
　　清代中前期的图书市场上，有实力的书坊多采用开设分号的方式来进行市场扩张。如江西人杨宏道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左右在泸州创设“宏道堂”，道光初年“宏道堂”在成都、重庆两地设立分庄，道光三十年(1850)以后，又在宜宾、乐山、汉口等地设分庄，成为集出版、印刷、发行于一体的大型木刻书坊。江西人傅金铎约在康熙末年创设的“善成堂”，总局设在重庆，道光初年起，先后在北京、成都、山东聊城、济南、济宁、菏泽、张家口、包头等地开设了18处分庄。“总分号”制度除了能够增强书商的经济实力和抵抗市场风险能力，更大的优势在于其能充分利用各地出版资源，如“善成堂”聊城分号，以出版所谓“闱圣”书籍，即状元、进士的撰文选集而闻名，有《顺天闱墨》《直隶闱墨》《山东闱墨》等。其中《山东闱墨》由“善成堂”济南分号收集资料，然后送“善成堂”聊城分号刻板印刷，而《顺天闱墨》《直隶闱墨》则由“善成堂”北京分号印好现成页子，由运河运来聊城，加工成书后与《山东闱墨》运往济宁、北京批销。这充分利用了各分号的优势，保证了这种场屋用书的时效性，正因如此，“菩成堂”聊城分号经销“闱墨”数量，为其他书庄所不及。
　　2.3图书市场的高度同质化
　　各地出版商虽然在规模上不尽相同，但是其出版的书籍名录却具有惊人的一致性。清代中前期图书市场流行的书籍主要有三类。一类是教育类书籍，这是各地书市上最畅销的书，场屋之书如四书五经，启蒙读本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幼学琼林》之类，以及一些诗集如《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声律启蒙》。另一类是实用性的使用手册，主要包括《医学三字经》《御纂医宗金鉴》等医学手册，《酬事锦囊全书》和《家礼集成》之类的家用百科全书，以及其他与算命和行运有关的书。第三类就是通俗小说、戏曲之类的消遣性文学读物，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包公案》《西厢记》《琵琶记》等。这种高度同质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依照美国传播学者梅尔文?德弗勒的“文化规范论”，编辑作为传播者和把关人，通过有选择地提供信息或突出某些问题，能使读者体会到或知道什么是社会上所赞同或认可的价值、信仰与行为规范，从而促使读者根据社会文化规范来行事，采取社会文化规范认可的行为。这样加强现有的社会文化规范，促使社会“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