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转型国家市场化改革与民主化进程孪生关系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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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市场化改革是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基本目标，并由此形成统一的市场运行机制和市场体系，实现用市场经济体制取代双轨过渡体制的改革过程，它涉及到与政府的责任，法制建设的关系，最终则要讨论在中国的独特的市场社会形式中，不存在脱离经济民主和文化民主的政治民主问题，也不存在脱离政治民主和文化民主的经济民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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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转型国家；市场化改革；民主化取向；孪生性
　　
　　政治经济学简明词典这样定义：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指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基本目标，并由此形成统一的市场运行机制和市场体系，实现用市场经济体制取代双轨过渡体制的改革过程，它不仅包括狭义的市场即各类产品、要素的市场，更强调并包括国家的市场型管理体制，而且包括了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因此，是一个广义的市场概念。市场化改革是以建立市场型管理体制为重点，以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为标志，以社会经济生活全部转入市场轨道为基本特征的改革；通过市场运行中的各种经济组织和所有制改革，完善市场基础；通过法律重新确认财产所有权，形成真正的商品交易者。为达到这些目标，必须改革和完善国家调节的职能，确立国家对经济有效的宏观调节，以维护和稳定市场运行为目标，确立新的财政、金融体制和各种市场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各种经济法规和法制机构，依法调解市场运行中各种经济矛盾，实现市场行为的规范化。
　　以市场化为主线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取得了伟大进展，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形成。但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改革还存在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需要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理论，在实践中正确推进改革，是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为此我们必须从市场化改革与政府的责任，市场化改革与法制建设的关系入手来总结市场化改革与民主化取向的孪生性及对社会发展的意义。
　　
　　一、市场化改革与政府的责任
　　
　　市场在经济资源配置中越来越发挥基础性作用的时候，政府应做什么，这个问题仍然是在摸索中。以卫生、教育领域改革为例，有人提出现在老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等问题主要来自于市场化改革，认为不如回到政府统管卫生的体制中去。这种想法忽略了卫生产品中公共品与私人用品的经济学要义。例如：卫生监督执法、重大疾病的控制与预防、健康教育等是公共品；计划免疫、传染病预防、地方病防治与管理、妇幼保健与计划生育、从业人员健康教育等，具有公共产品，政府有责任为社会提供；另一方面，医院、卫生院要有盈利目标，要有成本核算，要考虑市场需求，要根据医院与政府资源的关系和所提供产品的性质，来界定这些领域中的市场化比重。实践证明，行政介入过大，会影响卫生机构自我积累能力和发展后劲，“对前期市场化改革的认识分歧，缘自人们的道德评价标准不同。以权利、公正、功利这三个普适性伦理原则来审视我国市场化改革，我们还是很容易地看到改革所体现的道德进步性。但是，由于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大量计划经济下不曾出现的不道德乃至突破道德底线的行为．因而也使人们产生了一些对于改革本身的怀疑和反对。因此，未来的市场化改革必须具有明确的道德取向，明确政府责任，更充分地体现权利、公正、功利原则，成为利益分享、公众参与、推动道德进步的改革。”[1]因此，卫生资源的市场配置与卫生产品的政府责任是需要分工结合的，把握这两方面结合的度，才能实现市场化改革的初衷。
　　
　　二、市场化改革与法制建设
　　
　　1979年以来，国家立法机关把立法当作法制建设的首要工作来抓，据统计，1979～2000年，除了颁布1982年宪法和两个宪法修正案以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333件，年均立法16件；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700多件，年均制定行政法规40件；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6000余件地方性法规，年均立法300余件；国务院部委和省市地方政府制定行政规章3万余件，年均制定1500件。中国政府各个部门清理了各种法规和部门规章2300多件，废止、停止执行或修改了20万件以上地方性法规， 而依法执政，严肃执法，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此外，公民的权利意识、民主意识普遍提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日臻完善，依法司法、依法行政也蔚然成风[2]。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研究表明：虽然在执法方面，当前加大了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加强了对法律法规的解释工作，正在推进行政执法体制和司法体制改革，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但还存在大量问题，而我们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尤其是市场化进程，它包括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文化改革、政府改革等等，只能说要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来进行，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让市场起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但只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方向，尊重人民对利益的保护和对公平性的呼唤，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一定会取得成功。面临如此“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我们应遵循中央决策，明辨是非、审时度势，进一步坚定改革决心和信心，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重大突破，努力将市场化改革大业进行到底。
　　
　　三、中国民主化转轨之路
　　
　　秦晖提出“美国式道路”与“普鲁士道路”的问题时，有人不以为然，他们觉得中国国情与“美国”或“普鲁士”相去太远，还是“四小龙”式的“亚洲价值”国家或同样出现了“腐败市场”的拉美、意大利经验对中国更有可比性。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不可能以这些“模式”来硬套，任何转型社会（如中国与俄国）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秦晖称为“斯托雷平式道路”。是否与所谓改革派、保守派冲突，我们没有明确的结论，公众则自有判断。实际上，运用博弈论的理论看，各利益群体的讨价还价反复博弈相当充分，更重要的是民主的委托授权－代理监督机制解决了把“看守者交易”变成合法的委托代理交易的问题。虽然正是由于这一过程中充满讨价还价与反复博弈，使“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升高，甚至出现阶段性经济动荡，然而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仍然要与民族化进程的改革相联系。
　　然而，如果在民主化时公共资产已经先流失掉，在社会矛盾严重时民主政府分没有可分的，卖没有可卖的，就会丧失平衡能力，如果到了不能不从一些人那里夺来资源给另一些人并且力度超过一般的“二次分配”，社会稳定就会大受冲击。迄今世界各国的民主化成功过程虽然细看各有特点，总的说来无非是两大类：第一类，像拉美、南非、东南亚，民主化以前就是传统私有制、市场经济，民主化以后还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不存在经济转轨问题，在民主化过程中为避免失序所需要的就是一个政治博弈。新兴国家“先发展，后民主”的模式确实成功，问题在于这并不等于“先私有化，后民主”也能成功。中国如果等到公共资产不明不白地“流失”完毕后再来搞民主化，就会面临以上两类国家都未面临过的大难题：长期被说成是“公有财产”主人的公众一旦有了知情权、监督权乃至政府命运决定权时，结果会让他们大吃一惊 。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对经济民主的讨论涉及的是整个社会分配制度和生产方式，因此必不可免地涉及政治民主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讨论经济民主和文化民主问题为讨论政治民主提供了实质内容。1990 年代以来，有关政治民主的讨论明显减少，这显然是因为这一话题仍然充满禁忌。如何在情境中界定民主和规划切合实际的历史目标的确成为需要思考的问题，政治民主不仅是社会实践的目标，而且也是文化反思和历史反思的课题，对政治民主的诠释一方面受制于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另一方面则与国际间的经济政治关系密切相关。在中国的独特的市场社会形式中，不存在脱离经济民主和文化民主的政治民主问题，也不存在脱离政治民主和文化民主的经济民主问题。因此，一方面，我们可以说民主问题在 1990 年代显然增加了新的社会内容，另一方面，讨论经济民主却无法回避政治民主问题。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乐观地认为“市场化”能够自然地解决中国社会的民主问题。在媒体和大众文化已经相当发达的中国当代情境中，特别是中国的文化生产与国际的和国内的经济资本的活动密切联系的时代，放弃对文化生产、文化资本的分析，也同样不能真正理解中国当代社会和文化的复杂性。新马克思主义特别注重经济民主的分析，但文化民主问题似乎基本上没有涉及，这也多少显示了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和现代化理论对他们的潜在的影响。
　　在中国的语境中，国家机器与市场的关系错综复杂，而文化的生产一方面受制于国家机器的运作，另一方面则受制于经济资本和市场的活动，但是，经济和市场也本身从来就不是脱离国家的领域。在当代的条件下，文化生产就是整个社会再生产的一个部分。因此，对文化问题的分析需要超越马克思有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分法，而将文化理解为整个社会生产和消费过程的有机的部分。换句话说，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文化批判一方面需要与对社会政治经济过程的分析相联系，另一方面也要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寻找文化分析与政治经济分析的结合点。在这方面还很少有学者提出系统的理论和观点，因为真正的理论创造需要大量的经验分析和历史研究，而后一方面的工作仍然是相当不够的[4]。因此从政治上层建筑的法律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民主化进程的过程来看都与转型中国家的市场化改革取向具有无法割断的孪生性。
　　作者单位：重庆文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孔令锋，向志强.市场化改革的道德审视与政府责任[J].岭南学刊，2006，6：36.
　　[2]赵凌云.中国法治化与市场化的历史关联与现实互动[J].法商研究，2001，5：35.
　　[3]秦晖.经济转轨、社会公正与民主化问题[EB/OL].www.省略.2006-01-20. ?
　　[4]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EB/OL].www.省略.2004-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