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揭秘美国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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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君门下聚集着许多门客，孟尝君手下甚至有鸡鸣狗盗之士，关键时刻都派上了用场，那就是古代的智囊团。如今叫：智库。全美大约有2000多个智库，华盛顿有一条智库云集的“K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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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作为超级大国，智库的作用举足轻重。现任国务卿赖斯来自胡佛研究所，基辛格、约瑟夫奈都曾在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任职，布热津斯基曾任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动态研究所所长。
　　2005年9月，布鲁金斯学会首推中国项目。该智库宣称，推出中国项目旨在探讨中国转型和兴起的内在动力，分析中国崛起带来的机会与挑战，并为政策制定者提出建议。
　　从2006年10月起，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举办“重塑中国政策”系列辩论会，为期一年，议题涉及中国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台湾问题、中国军事现代化、中国在亚洲的地位、中美贸易问题、温室气体排放、能源、反恐等方面。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2007年4月发表《美中关系报告》指出，作为世界强权的美国应该与崛起的中国合作，尽量促成正面的结果。防务智库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曾仔细观摩电视剧《亮剑》，并试图从中寻找人民解放军的超常规思维。
　　
　　外交关系委员会和兰德公司主导中国问题
　　
　　一位美国官员对记者表示，成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政府除了经常拨款给这个机构开展各种专项研究外，美国国务院每年还派官员到该委员会的纽约总部或项目所在地和智库的专家共同工作，为政府研究和起草新政策。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总裁哈斯在白宫、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工作过，曾担任国务院政策策划部主任多年，对美国政府的各个部门和外国政府都非常熟悉。在这种背景下，2005年年底，外交关系委员会正式宣布由美国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布莱尔和美国前贸易代表希尔斯共同领衔，对21世纪的中美关系做出重新评估。
　　和外交关系委员会相比，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塔莫尼卡的兰德公司与美国国防部的关系更加密切。“兰德”是英文“研究与开发”的缩写，这个机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美国陆军航空队司令阿诺德将军的建议下成立的。冷战期间，兰德公司为美国军方研发新式武器和开发太空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该机构亚太政策中心主任欧尔霍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除了伊拉克和反恐战争，兰德公司的研究重点之一是中国。
　　欧尔霍特说，他负责的部门还在准备兰德公司与中国智库的年度例会。他说，虽然很多“中国通”在做研究时可以查阅中国官方出版物，比如《人民日报》，“但是获取信息的最佳方式还是和中国同行对话”。欧尔霍特还表示，尽管政府官员忙于反恐，公开场合提到的中国问题不是很多，但主管亚太地区的官员“对中国问题并没有任何缺乏兴趣的表现”。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每年都公布专家完成研究项目的各项报告以便公众和政府官员参考。
　　
　　智库的“中国通”
　　
　　美国政府为何把外交、国防等领域的重大对华政策交给智库去草拟？带着这个问题，记者对美国几家知名智库的“中国通”进行了调查。
　　作为最老牌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非常有名。其中国研究项目首位主任贝德有27年的外交生涯，大部分时间待在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在里根、老布什、克林顿与小布什的政府中，贝德曾先后担任过国务院中国处处长、负责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美国贸易副代表和美国驻香港副总领事，可以说他跑遍了与中国业务有关的政府要害部门。
　　企业研究所属于保守派智库，出了不少强硬反华的“中国通”。巴菲尔德曾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顾问，是著名的中国贸易问题专家；李洁明出生于中国青岛，曾任职于美国中央情报局，派驻东亚等国，后转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美国驻韩国大使、美国驻中国大使，目前是企业研究所亚洲部主任。
　　与企业研究所类似，传统基金会的中国问题专家大多以反华闻名。沃尔泽是美国著名军事战略研究人员，长期在美国国防、外交部门和国会任职，先后两次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工作；布鲁克斯曾经在布什政府担任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防部长，目前是传统基金会国家安全事务研究领域高级研究员和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有为中国的美国问题专家就曾感慨地说，华盛顿的智库的确“集中了全世界最厉害的中国问题专家”。
　　
　　一流的“中国问题专家”
　　
　　“中国问题专家”―这个头衔听起来很有高高在上的意思，但在接触中，记者却有另一番感受。
　　这些专家虽然多是美国人，但他们中文都非常好，有的甚至可以用“地道”来形容。比如著名学者傅高义到中国一所高校演讲时，说的第一句话是：“20年没来了，大家别来无恙吧”。康奈尔大学的寇艾伦娶了一位中国妻子，他们在家里都用中文交流。他妻子对记者说，结婚几年来很少说英语，自己的英语水平大大降低了。
　　美国学者们非常注重从“特殊渠道”获取信息。比如，知名学者兰普顿在其代表作《同床异梦》每一章节的注释中，都写有这样的话：“此问题是中国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或学者告诉我的”。除了官方渠道，美国学者还重视从民间获取信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易明告诉记者，她每次来中国访问，无论日程安排多满，都要抽出时间与中国学生接触。中国学生的思维很活跃，可以激发她的很多灵感。此外，这些专家也愿意深入中国社会了解情况。记者在陪同时发现，他们不要求任何中国官方人员参与，只是四五人一组，深入到中国普通居民社区、菜市场、老人健身中心、劳动力市场等地，随机问一些与当地人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他们也会走到一些巷子里，随手抄下那些提供“办证”服务的电话号码。
　　另外，在研究方法上，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多采取很具体的研究方法。从事文化研究的美国学者江忆恩在《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和宏韬伟略》一书中，从明朝永乐至万历年间对外用兵的有关奏折里，对“主战”和“主和”问题进行量化统计，再与中国古书《武经七书》相结合，总结出在中国的战略文化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次重要的。这本书里大量引用中国古籍，让人无法相信，写作者竟是一位没有中国血统的西方人。（摘自：中国网2008年2月2日编辑：何乐）
　　
　　点评：在美国智库兰德公司1999年设想的对中国的战争计划中，就有炸断中国若干条铁路运输干线的桥梁、电网，导致南北运输瘫痪，导致民工滞留南方城市生活无着、形成动乱，导致南方经济中断运转，从而导致台海战争告负的方案。
　　这一理念，曾清晰地展现在那之后的“龙啸”演习和其他常规演习中。
　　这一理念，也因为今年突如其来的雪灾而被再次回味。
　　所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在智库的运作模式上，我们是否也应更多地借鉴美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