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万村千乡”的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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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就好像是跳一场“双人舞”。只有有主有次，职责分明，这支舞才能跳得和谐，二者才会有比较完美的合作。“万村千乡”若要想切实达到造福千家万户的效果，必须吸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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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在经济工作中提出“新农村建设”，标志着领导层对于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促进城乡社会和谐发展等以往在工作中有所忽视的领域给予了高度重视。而商务部牵头的“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则是建设新农村的一项重大举措。当然，任何一项政策的出台，都总有不同的声音进行反馈和评价。而“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从来都有利于大家更清楚的理解和审视一项政策的利弊。
　　
　　“是非”里的“是”
　　
　　实施“万村千乡市场工程”，是构建农村现代流通网络、开拓农村市场、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重大战略举措。这是政府对于”万村千乡”工程的官方评价。从实施措施和效果来看，工程的确可对改善农村消费环境，促进经济良性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首先，对于净化农村消费环境，摆脱消费中的“囚徒困境”，建立买卖双方的长期博弈机制有重要作用。博弈论告诉我们，博弈双方必须建立起长期博弈机制，才能达到集体理性的“双赢”局面。否则，如果双方只是一次性博弈，或者双方可以预见到博弈什么时候结束，最终结果都只能是两败俱伤，也就是常说的“囚徒困境”。农村消费市场也是一样的道理。买卖双方就是博弈双方。由于农村消费往往是流动摊点，“一锤子买卖”，没有形成重复博弈机制。商家或厂家即使在一次买卖中欺骗了农民消费者，也不会受到相应的惩罚。因此，假冒伪劣产品泛滥，商家出售商品时总是以次充好，完全不足为奇。在“万村千乡”工程的推动下，商家在农村的零售行为有了固定的地点，这就意味着交易告别了以往集市的那种一次性交易，建立起了很好的长期博弈机制。一方面，由于店铺的固定投入大，沉默成本高，作为卖方的零售商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结束店铺的生意，从而会倾向于从长期利益出发来经营。另一方面，作为买方的农民即使在短期内买到次品从而利益受损，在长期内却可以“用脚投票”，选择不在此处购买商品，把市场中那些缺乏信誉的商家驱逐出去，形成“良品驱逐劣品”的良性局面。
　　“万村千乡”的推行还有利于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交易费用。新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交易费用是阻碍买卖双方成交的主要原因。而交易费用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交易频率，交易的不确定性和专用性资产。旧式的流通渠道以不规范的“夫妻店”和集贸市场、流动摊点为主，买卖双方的信息机器不对称，因而交易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些流通渠道设施极其简陋或根本没有任何零售设施，当然更谈不上其他的专用性资产，因而更增加了交易费用。
　　从对整体经济的影响来看，开拓农村市场，是拉动消费，扩大内需．促进经济良性发展的重要举措。作为一个大国，经济增长不能过多地依靠外部资源，而应该实现更多的内源性增长。与美国相比．我国的经济发展则过多地把精力放在了对国外市场的争夺上。这样一来，必然会引起外部经济环境的恶化，近年来层出不穷的贸易摩擦，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与其花大力气争夺国外市场，还不如多下点功夫在国内消费者身上。中国九亿人的农村，被许多学者看作是继续释放能量的消费市场，因此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启动内需的重要砝码。推进“万村千乡”工程，改善农民的消费环境，也就为促进农民消费积极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另一个角度说，200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把增加农民消费作为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也为解决内需和三农问题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交汇点。
　　在具体效用上，“万村千乡”工程还具有提高农村消费基础设施，改善农民消费环境的作用。过去，广大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一向差强人意，大大制约了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举个简单的例子，农村一项存在着电网老化，供电不足，电压过低，电费过高，电视信号、手机信号覆盖率低等问题。这就导致了农民即使有消费的资金能力，也没有消费条件．直接导致了家电和手机普及率在农村明显比城市偏低的事实。(如1998年彩电、冰箱、洗衣机在农村的普及率分别为32．59％、9．25％和22．81％，大大低于在城镇的普及率105％、90．57％和76％。)再者，农村地区一直存在着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供销社网络被严重破坏，而新的销售模式又迟迟没能建立起来．长期依靠“夫妻店”、集贸市场等原始销售形式，主流销售网络缺位的这样一种尴尬局面。购物渠道不畅，使得农民为买一件普通的商品可能也要奔波上数十里山路。这样付出的交通成本、时间成本不说，如果商品有什么问题，退还和修理也相当不便。“万村千乡工程”的目的就是要在农村地区建设起接近农民的商店，让农民不愁有钱没处花，东西坏了没人管。
　　零售设施实体的建设，不仅有利于改善农村消费的硬件设施，也有利于改变农民的消费心理，引导大众消费朝着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农民们往往在日常生活中省吃俭用，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在红白喜事，婚丧嫁娶等方面，却爱讲面子，比排场，形成了“一人结婚，全村随礼；一家死人，全村举丧”人情往来不断的不良风气，让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积攒的积蓄都付诸东流。更有甚者，把大把的金钱花在封建迷信活动上，形成了“学校冷冷清清，庙宇香火旺盛”的不正常局面。要改变这些不良消费习惯，当然需要从经济、教育、科学和文化等方面多管齐下。但是零售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净化整个消费心理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其余的理想都是空谈，这一点毋庸置疑。
　　
　　“是非”里的“非”
　　
　　世界上从来都没有十全十美的政策。太过一致的声音可能会潜藏着巨大的危机。相反，反对的声音能让我们更好的认清未来的方向。以下的一些反对“万村千乡”工程的理由，的确不无几分道理。
　　首先，国内需求，尤其是农村市场的需求，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启动吗？内需的增长能够带动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这一点各方有识之士已经达成共识。但是，内需决不是凭空想象的九亿人大市场这么简单，而是与农民的实际收入水平、支出项目，以及消费心理等许多因素密切相关。一厢情愿的建设数目庞大的农家店，盲目冒进的推进“万村千乡”工程，不仅有可能超过了农民的实际需要和消费能力，而且可能适得其反，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从1998年开始的家电生产特别是彩电生产热潮也许能充分的说明这一点。当时，家电行业一些实业家把农民的消费欲望主观的当作了消费潜力，并且乐观的判断，中国农村家电业的消费高潮已经到来。于是．很多家电生产企业都相应扩大了自己的生产能力，增加了产品数量。但残酷的结果却让企业很快认清了现实：家电消费特别是农村市场持续低迷，使得中国家电业陷入了供不应求的惨淡局面．直到今天很多企业都没有完全获得喘息的机会。有了前几次开拓农村市场却无功而返的惨痛教训，相信政府和企业在面对农村市场时都会更加小心谨慎，不能让盲目的热
  
  
       情和自信一下子冲昏了头脑。
　　实际上，农村市场难以启动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的收入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有点西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收入是影响消费的第一因素。不管别的因素怎么变动，只要收入不变，消费就很难有大的增加。回顾建国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历程，除了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得到了比较多的实惠．其它大部分时期都是为总体经济做出了贡献甚至牺牲。有数字表明，到20世纪80年代末为止，通过对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和合同订购方式，农民为我国工业化做出的资金贡献累计达7000亿元。20世纪90年代之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仍高达每年1000亿元左右。农业牺牲的严重后果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为1．9：1，90年代末这一比例为2．6：1，到2004年，这一数值进一步扩大到3．2：1。这一巨大的收入鸿沟，直接导致了城乡消费的差距：2004年全国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7．2％，而同期城市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已经下降到37．7％。
　　另一方面，预期消费的逐年扩大是农民消费中最沉重的负担。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是压在老百姓身上的“三座大山”。和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在住房和养老方面的压力较小．但教育和医疗的开支却让农民不堪重负。拿教育来说，据安徽省城调队对某县的家庭子女教育费用支出调查显示．供养1个在校生，县城需要1．4个就业者的收入，农村则需3．8个劳动力的收入，培养一个大学生需要该家庭拿出一个劳力18年的纯收入。在医疗支出方面，“一人得病，全家返贫”的现象在农村依然很普遍。除此之外，农民还有种子、化肥和农药等生产性支出，以及自然灾害导致减产等生产性风险。种种重压之下．农民能做出的唯一选择就是拼命压缩当前消费，增加储蓄以备不时之需。
　　基于以上分析，不难发现，我国农村市场需求不旺的根本原因不在别的，而在于农民收入停滞不前，手中没有余钱可花。常言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因此，如果一味只顾进行农村销售网络的硬件建设，忽视客观条件和增加农民收入等配套措施的进行，美好的愿望恐怕也只能变成水中捞月。
　　
　　是是非非中的“双人舞”
　　
　　政府的“万村千乡”工程在这次农村市场建设中的角色定位是否恰当，也是一个值得争议的话题。当然，政府和企业在经济生活中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历久而常新的话题。一般认为．政府扮演的是大环境创造者和“幕后英雄”的角色，而企业才是经济舞台上最具活力的演员。如何避免政府当演员，而企业只当观众的尴尬局面，是中国政府在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过程中要不断学习的一个课程。政府要做的事并不是管理企业的具体运营，而是要负责制定规则。而在制定规则时也不仅仅是依靠行政力量强力执行，而是在仔细研究企业行为之后，制定出能引导企业往正确的方向前进的规则。
　　尽管政府在此次“万村千乡”工程中一直强调要以企业为主题，但从政府的工程目标和手段来看，还是带有很明显的行政色彩。比如三年内建立25万家商店，这是不是政府应该管的范围。这些目标是应该由企业这个微观主体来计划开店数目还是由政府来硬性规划，规划之后有没有意义，这些问题都很值得深思。
　　企业在响应“万村千乡”工程建设的过程中，一定要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本地农村消费特点，考虑到目标市场的消费能力，不能超越实际消费能力引入零售业态和商品品种；一定要考虑到零售店的经营布局，不一定在每个乡村都形成市、镇、村的三级销售网络，而是因地制宜，科学发展；一定要根据当地消费者的需要来选择商品品种，既保证产品安全可靠，又保证符合农民朋友的消费层次和习惯。
　　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就好像是跳一场“双人舞”。只有有主有次，职责分明，这支舞才能跳得和谐，二者才会有比较完美的合作。
　　(编辑／何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