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摘 要：清代东北的沿海贸易始于康熙中叶，乾、嘉年间得到长足的。东北向南方输出的主要是大豆、杂粮等农副产品，从南方输入则以棉布等手品为主。营口是随着东北沿海贸易的发展而兴起的港口城镇．清代中叶逐渐取代锦州成为东北沿海税收额最高的海口。鸦片战争后营口成为东北第一个通商口岸，完全是由于它当时在东北沿海贸易中的地位。
关键词：沿海贸易；营口；锦州；牛庄；没沟营
营口是随着东北沿海贸易的发展而兴起的港口城镇，清代中叶已是东北沿海税收额最高的海口，它成为东北第一个通商口岸实属必然。但无论在古代史还是近代史中，营口开埠之前的一直未引起应有的关注。本文首先考察清代前期东北沿海贸易的实况①，然后锦州、牛庄与营口在东北沿海贸易中的地位和变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关于清代前期东北沿海贸易，笔者所见最早的研究是日本学者加藤繁先生1943年发表的《康熙乾隆における满洲と支那本土の通商につぃて》(后收入《史考证》，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1973年出版，全文见中氡镜谌?淼?31—148页《康熙乾隆时代关內外的通商》)。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松浦章、中国学者郭松义、朱诚如、董玉瑛、谢景方、邓亦兵等陆续发表了一批论文。笔者也曾撰写《清代前期的山海关与东北沿海港口》、《清代前期的山海关与东北沿海贸易》二文，主要利用的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关税档案(以下简称档案)。
一、清代前期沿海贸易的发展
东北地区原为满族(女真)等少数民族居住区，明政府在辽东设辽东都指挥使司，又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地区置努尔干都司，并确定辽东行政上归于山东布政司。清王朝建立后，开始对东北进行开发，各地商人也纷纷前来贸易。
南方各省商人赴东北贸易始于康熙中叶海禁开放之后。如康熙四十九年上海县上字73号商船“装载各客布匹、磁器，货值数万金，由海关输税前往辽东贸易”；华亭县华字90号商船领有“县照及江南海关部牌，揽装茶叶、布、碗等货”, “前往关东贸易” (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1)。康熙后期已有大量南方海商前来辽东半岛，江苏、浙江、江西三省商人还在盖州修建了三江会馆(民国《盖平县志》卷16)。乾隆以降南方海船到辽东贸易的数量大大增加，位于渤海湾西岸的锦州开始成为闽广商人贸易的重要港口。如乾隆十四年福建闽县蒋长兴商船从上海装载茶叶到锦州发卖，在锦州购买瓜子、黄豆等货返航(《历代宝案》第二集卷31)。乾隆十六年山海关监督的奏报称：“锦州海口税务情形每年全以瓜子为要，系海船载往江浙、福建各省发卖，其税银每年约有一万两或一万数千两，或竟至二万两不等”[1](P399)。
渤海湾内山东、天津与东北的贸易比南方各省更早。明代辽东属山东布政司所辖，辽东的粮食、棉花布匹等军需物品多依靠山东供给。嘉靖年间渤海湾内的民间私贩开始冲破禁令发展起来,有记载称：“山东、辽东旧为一省，近虽隔绝海道，然金州、登莱南北两岸间，渔贩往来动以千计，官吏不能尽诘。”(《明世宗实录》卷460)清代海禁开放以后，渤海湾内各港口间的贸易进一步发展，“奉天南面……宁海、复州、熊岳、盖平等地方与山东登、莱二府对峙，商船不时往来”。(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630)
有相当一部分南方海船也参与了渤海湾内的商品贸易。如江南船户夏一舟于雍正十年正月受雇于徽州商人吴仁则，装载绵花253包从南通州开船，到山东莱阳县卸货；该船于三月转往关东南金州，五月受雇于太仓州商人周豹文，装炭380担运抵天津交卸；其后又受雇于 商人徐梦祥，到山东海丰县装载大枣287石，十月十二日开船返回家乡[2]。该船在渤海湾内山东、关东、天津之间转了一大圈，历时九个月。又如苏州府元和县船户蒋隆顺等，于乾隆四十九年三月受雇于镇江府客商，装载生姜到天津交卸；六月受雇于天津客商，前往关东牛庄运粮到山东黄县交卸，该船就在黄县过年。翌年二月起又多次受雇前往关东运粮，分别载至天津和山东黄县、利津等地交卸；十月受雇于福建莆田县商人，到山东海丰县装载枣子，拟运到宁波交卸(《历代宝案》)第二集卷73)。该船在渤海湾内天津、关东、山东之间往返数次，历时达一年半之久。
大豆和杂粮是东北输出的最主要的商品。江南地区从东北输入的商货以大豆为最大宗。如乾隆十四年苏州府常熟县船户陶寿及客商蔡立三等装载生姜到天津发卖，然后转往关东大庄河口购买黄豆返回(《历代宝案》第二集卷31)。乾隆三十九年太仓州崇明县商人“持钱三千吊自本县发船，十月初一日到关东海州地换买黄豆”，该船装载黄豆200石于十月十四日返航。嘉庆十二年十月苏州府镇洋县商船前往关东金州贸易，装载黄豆360石、秫米10石，以及海参400斤于十一月初七日返航[2]。
闽广商船从东北输入的大豆也为数不少。如乾隆四十二年福建海澄县静字1320号商船从厦门贩糖北上，在锦州装载黄豆262石、瓜子7l袋等货返航(《同文汇考》卷73)。嘉庆十八年七月海澄县静字1749号商船从上海装载茶叶前往锦州贸易，十月廿七日从锦州返航， 该船所装货物计有黄豆1000石、白米12包、瓜子30 包、鹿肉8包、牛筋5包、木耳7包以及大量药材[2]。
山东从东北输入的商品以杂粮为主。山东半岛的登莱二府丘陵山地较多。是山东最主要的缺粮区。清代前期尽管清政府严禁东北粮食输出，却曾多次特准山东从东北运粮。清代中叶山东半岛人口增长，更加仰赖东北的粮食，有记载称“山东登、莱二府向赖奉天高粮、粟 米、苞米三项粮石”(《清宣宗实录》卷280)。山东福山县的烟台、利津县的铁门关都是东北粮食输入的重要港口，昌邑县下营海口也是“通关东，米船岁人关东豆及高梁无数”[3]（P248—250)。
天津从东北输入的主要也是杂粮。天津与东北的粮食贸易始于康熙年间，从雍正至乾隆初年清政府曾屡屡下令：“奉天海洋运米赴天津等处之商船听其流通，不必禁止”，甚至减免关税，以鼓励商人贩运。不过，这些多属因灾特许。乾隆中叶随着东北粮食供应能力的提高，清政府对奉天粮食输出的限制逐渐解除。康熙年间天津赴东北贸易的商船“不过十数艘”，乾隆年间已增至数百艘[4]。据统计，乾隆四十三年六月至十月前往锦州贩粮的天津商船就有199只，其中“往回三次者四十四只，二次者九十只”[5]。天津居民靠“搬运粮石生活者”“不下数万人”，天津八大家中也多有以贩运粮食起家者[4]。
棉布是东北从南方输入的主要商品。据《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估计，清代中叶苏松地区每年进入长距离运销的4000万匹棉布中，约有1500万匹销往东北和北京[6](P278—279)。明代江南棉布的北销须经由运河，清代则多由海路北上。乾隆末年刘河口淤塞，北行沙船改泊上海，销往东北的棉布在此汇集北运，故有“沙船之集上海，实缘布市”之说[7](P45)。
东北从山东输入的主要也是棉布。乾隆年间山海关监督金简奏报称：金州进口之“山东白布每捆三十五六疋至四五十疋不等，历来每捆仅估三十三疋纳税”[8]（P32）。乾嘉年间山东已形成好几个商品布输出区，如济南府齐东县每年从“布市”上汇集棉布数十万匹，“通于关东”；章丘、长山、邹平所产棉布多先汇集到周村，然后转贩东北。山东半岛登州府所属各州县地不宜棉，棉花系从江南输入，但家庭棉纺织业却相当普遍，有商贩收布销往东北[9](P90—92，327—328)。如雍正十年福山县福字9号船，装载布匹、线带、布鞋等往关东贸易[10](P716—717)。乾隆三十九年福山县一艘商船载有青布480匹，白布26疋前往奉天，拟出售布匹换买粮食[2]。
棉布之外，东北从南方输入的商品还有绸缎、茶叶、纸张、糖、瓷器等各种手工业产品，输出商品则除大豆、杂粮外，还有干果、海味、药材等农副产品。《赤嵌笔谈》记载，福建海船赴东北贸易“贩卖乌茶、黄茶、绸锻、布匹、碗、纸、糖、曲、胡椒、苏木；回日则载药材、瓜子、松子、榛子、海参、银鱼、蛏干”等(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2)。又据加藤繁先生记述，金州城天后宫正殿内的屏风上镌刻有各种商货名称和捐银比例，末尾题有“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五日众商公立”字样，加藤繁先生在文中开列了这些商货的名称，现转录如下(见表1)。
表1 乾隆年间金州天后宫屏风上开列的商品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缎子 绸子 丝线 包头 毛串 夏布
估衣 布袜 帽箱 红白糖 苏木 花胡椒
黄白蜡 南北药材 槐子 细杂货 粗杂货 竹筷
经折烟杆 官粉 杂布 烟叶 丝烟 铜器
锡 生熟漆 炮竹 鹿觔 ~棉花大包 ~棉花小包
扛连 西纸 红纸 ~线麻 ~檾麻 ~大麻子
南白布 白布 绵货 鹿角 布鞋 草帽子
白矾颜料 锡箔 茶叶 青茶 干菜 曲子
糖果 枝元 乾生姜 槟榔 山果 杂油
草香 脂并 倭元 铁器 瓷器 海味
~松子瓜子 ~芝麻薏米 ~山茧 琉璃 黄表 花尖
草纸 川连 ~杂粮 ~元豆 ~苏并 ~豆并
钉油 ~山妯
——————————————————————————————
资料来源：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中译本，第三卷第142页。
表1所列商品当然绝非仅进出金州一口。我们可把它看作是东北沿海与南方各省贸易往来的主要商品。据加藤繁先生考察，打有O印的棉花、线麻、檾麻、大麻子、松子、瓜子、芝麻、薏米、山茧、杂粮、元豆、苏并(饼)、豆并(饼)、山紬等是金州输出之货品，其余没有O印的货物大部分应是输入商品。其中．紬、缎来自江浙；“南白布”应是来自江南的棉布，所谓“白布”大约指山东所产；茶叶来自江苏、浙江、安徽等省，红白糖则产自福建等等[11](P143—145)。
我们还可做进一步的分析。如纸张也是南方北上的重要商品，上表中扛连、川连、黄表都是纸的品种，再加上西纸、红纸、草纸等，在全部70余种商品名称中占了6种。清代纸张产地主要有福建、江西等省。福建的纸张产自闽江上游的延平、邵武二府，顺闽江而下至福州出口。乾隆四十四年福建闽县船户林攀荣就是“装载纸货由福州出口”到锦州发卖(《历代宝案》第二集卷65)。茶叶中乌茶、黄茶来自福建，青茶来自浙江、安徽。乾隆九年锦州海口所到茶叶有“浙绍土茶”和“青茶”，“浙绍土茶每箱七十余觔”；“青茶系徽州土产之极粗者，在地买价每觔不过二分，卖价百觔三四两不等。”(档案：乾隆九年十二月初六日奉天府尹霍备奏折)瓷器以江西景德镇所产为最，前引康熙四十九年由上海北运的瓷器等应是从江西输入的。琉璃是山东颜神镇的特产，销行颇广；颜神镇亦产瓷器，并以结实耐用、价格低廉著称，“运销关外者甚伙”[9]（P211—212)。福建、和广东是清代最主要的糖产区，广东《澄海县志》记载：“邑之富商巨贾当糖熟时，持重资往各乡买糖，……侯三四月好南风，租舶艚船装所货糖包由海道上苏州、天津” (嘉庆《澄海县志》卷6)。天津在渤海湾之内，广东糖船既然到天津，当也会到辽东半岛的各海口。再如生姜为江南所产，枝元、槟榔是广东果品，苏木、胡椒则产自东南亚。均由海船贩运北上；瓜子、松子、鹿肉、鹿角等则为东北特产。至于南北药材种类繁多，山海关税则)载：“杂贩南药材每百斤税一钱五分二毫五丝”，南药品种有乳香、没药、香附、茯苓、贝母、樟脑等(乾隆《户部则例》卷65)。从东北输出的药材最名贵的当属人参、鹿茸，此外还有甘草、丹参、柴胡、防风等，前述福建海澄县静字1749号商船嘉庆十八年十月从锦州返航时，就装有甘草15包、丹参5包、赤芍药7包、柴胡4包、防风6包、远志10包等大量药材[2]。
随着沿海贸易的发展，东北各海口征收的商税大幅度增长。山海关关税定额康熙年间为25000两，到嘉庆初已增至111129两。而实征税额往往超过定额，达到12—13万两①。 |
|
发表于 2018-7-16 12:1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