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自由贸易区政治经济研究的理论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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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自由贸易区政治经济研究是目前区域一体化研究领域中比较新的一个分支，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对现有理论文献进行归纳总结，依据其假设条件分别从完全竞争假设和不完全竞争假设两个角度对自由贸易区政治经济理论进行述评。
　　[关键词] 自由贸易区 政治经济 理论综述
　　
　　对于自由贸易区的政治经济研究，GH（95）模型作出了卓越的奠基作用。其后的学者多以此为基础，将GH（95）模型中的研究对象由小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区扩展到大国之间以及大国与小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区，研究的对象由两个国家扩展到三个以及多个国家；假设条件也由完全竞争扩展到不完全竞争；利益集团对政府组建自由贸易区政策的游说由事前游说扩展到事后游说，游说行为由本国利益集团的游说扩展到潜在的自由贸易区伙伴国的利益集团以及非潜在伙伴国利益集团的游说等。
　　一、完全竞争条件下的自由贸易区政治经济理论
　　1.小同盟模型
　　GH（95）运用其1994年“保护待售”模型的分析框架对自由贸易协定进行分析。该模型运用两阶段博弈分析了两小国政府在考虑是否加入一个新的贸易协定时所受到的政治压力。在第一阶段每个国家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竞争决定了政府的政策偏好；第二个阶段是妥协的阶段，决定了国际均衡。该模型假设两个规模较小的潜在的同盟成员，每一成员都生产一种单位商品和n种其他商品，单位商品只使用劳动一种要素，而其他商品都是按照劳动和部门专用要素的不变规模收益生产出来的。此时每个游说集团都代表一个拥有专用要素的部门，并寻求自身福利的最大化。捐献活动的目的是获得政府的自由贸易协定政策，来作为对游说集团期望的行动的回报。此时，每个政府的目标函数都是，即为本国各个利益集团总的政治捐献与本国社会福利之和，其中参数a表达了政府对社会总福利的重视程度。当且仅当政府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总收益大于或等于政府不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总收益时，政府将签署此自由贸易协定。
　　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自由贸易协定必须完全使伙伴国之间的贸易自由化，一个政府在两种情况下会支持该协定：一是当自由贸易协定对一般选民产生了很大的福利收益，而受到相反影响的利益集团不能够联合起来打败这种协定；二是当协定对实际的和潜在的出口者创造的利润收益超过进口竞争产业遭受的损失，加上可能给一般选民造成的福利损害。而当伙伴国的潜在贸易存在相对平衡并且协定能给大多数部门提供更高的保护而不是更低的保护时，这种结果更可能出现。而提高的保护只会引起贸易转移，这意味着协定可行性提高更可能降低社会总福利。
　　GH（95）模型虽然探讨了国内政治压力对一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影响，但只是从寻求政府对游说部门给予更高的保护的角度进行分析，而Maggi和Rodriguez-Clare（1998）通过建立小国模型，探讨了国内政治压力促使小国单方面加入自由贸易区的原因。该模型是关于一个小国、两个部门的模型，资本短期不能流动而长期可以流动。分析认为小国政府决定加入自由贸易区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若政府与本国游说集团之间相比具有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政府不愿意加入自由贸易区，因为此时政府通过强大的讨价还价能力获得的政治献金比加入自由贸易区后由于资源配置优化而获得的长期收益要大；二是当政府的讨价还价能力比较低时，若政府不在意游说献金，则加入自由贸易区的意愿较低，因为此时国内保护程度较低，资源配置的扭曲已经比较少了；如果政府对社会福利不在意，政府也不愿意放弃获得政治献金而加入自由贸易区；只有当政府对政治献金和社会福利同等程度、非常在意时才会有强烈动机加入自由贸易区。总之，如果一国政府能从利益集团的政治捐献中得到弥补的话，就有加入一个互惠贸易区来转移国内利益集团政治压力的倾向。
　　Maggi和Rodriguez-Clare(1998)模型存在诸多不完善，如该模型仅设定了一个工业游说集团；严格假定贸易协定为零关税贸易协定，并且仅设定政府有两种极端选择，要么自由贸易，要么完全不削减关税；而且没有考虑到“事前游说”的发生，不考虑利益集团通过游说影响政府签署何种贸易协定；最后就是该模型仅考虑了完全资本流动的情形。
　　2.大同盟模型
　　Maggi和Rodriguez-Clare(2006)认为GH (95)模型，政府仅仅考虑了贸易条件的外部性问题，“政治”并没有影响贸易协定谈判的动机。所以，他们在文章中充分考虑了“政治”的核心作用，建立了两个大国结成自由贸易区的模型。在模型中，考察了两个国家、三个部门、一种生产要素的情形。资本作为生产要素有两种，一种用于生产M1，一种用于生产M2。资本的流动性是模型中的关键参数。模型中政府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时，会考虑贸易条件外部性影响以及“国内承诺义务” 动机的影响，因此博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协定的签署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执行协定时，在协定约束的范围内设置关税。因此模型假定该协定签署时设置了“最高关税”限制，而不是确定的关税约束。国内的利益集团的游说活动分为两种，一种是“事前游说”，即影响政府选择自由贸易协定的决定；另一种是“事后游说”，即影响政府在协定签署后选择贸易政策的决定。
　　文章有三个结论，第一是资本流动性是决定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关键因素。资本在部门间的流动性越强，贸易自由化的程度就越深。因为资本流动性越强的进口竞争性部门受自由贸易协定的影响就越小，所以应在资本流动性强的部门谋求深度的贸易自由化；第二个结论是如果贸易协定的“国内承诺义务”的动机足够强，政府越关注政治献金，贸易自由化程度越深；第三个结论是模型很好地解释了为何贸易协定更倾向于确定“最高关税”水平而不是确切的关税水平。原因是最高关税水平限制会引致事后的政治献金的捐献，以此来降低资本的净收益，减轻过度投资问题，因而降低由于游说活动造成的扭曲。
　　Conconi和Perroni（2004）研究的是两个大国之间的“自我执行”的贸易协定，也考虑了国内义务承诺问题和国际外部性问题。他们的模型探讨了国际贸易协定与本国政策可信度之间的关系。结论是二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的，自我执行的国际协定可以增加国内政策的可信度；同样，为了保持国内政策可信的需要能够促进国际合作。Conconi和Perroni（2005）研究了一个大国和一个小国之间签署自我执行的贸易协定的情况，他们认为这两个国家签署贸易协定的唯一动机来源于影响小国的国内义务承诺问题。
　　关于签署什么样的贸易协定是最优选择的问题，Horn，Maggi和Staiger（2006）建立了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两个大国模型，将贸易协定的不完备性内生化，探讨协定签署的成本与协定的不完备性之间的关系。认为最优的协定倾向于给国内政策工具而非进口税留出更多空间；对于签署协定的成本与协定的完备性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随着签署协定的成本从零开始增加，最初的贸易协定是完备的，然后随着贸易协定的“严格性”（rigidity）增加，最终最优的协定就是没有协定了；一国签署的贸易协定的严格程度与协定面临的不确定性反向相关；一国国内政策对贸易条件的影响能力越低，对于签署的协定保留的可以斟酌的空间就越大，因为此时更需要进口关税来操控本国的贸易条件；对于一国进口产品的垄断能力而言，如果该国进口需求水平低或者说贸易量比较小，签署协定时可以斟酌处理的空间就会比较大。
　　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自由贸易区的政治经济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