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建立中国外贸风险的管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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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体制进行了深刻的改革，外贸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中国外贸存在的一些问题也越发凸显。为此，必须在深刻认识外贸风险的基础上，建立外贸风险的层级管理机制，以确保外贸的持续稳健发展。
　　所谓外贸风险是指一国在进行对外贸易的过程中，由于环境、政策等原因给本国企业和公众带来的负面影响所形成的风险。根据现实经济状况，条件的不确定是每个人面对的实际（贝克尔，2003），因此人类经济社会是时时刻刻由风险伴随的。而Knight（1921）认为风险不完全与不确定性相同。风险是其所有结果已知、或可以得到每个情形的可能发生概率的情况，这样的风险才有进行管理的可能性。
　　对于在不断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并逐渐融入WTO框架的我国来说，面临诸多的不确定因素：加入了WTO，就意味着需要在其规则约束下，采用适当的和积极的外贸管理手段以应对其他国家的贸易保护手段，以最小化贸易开放的成本；外贸的发展对不同类型的劳动力的福利的影响会有很大差别，等等。这些都使得中国外贸开放在长期的收益和对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充满了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导致外贸的发展可能在一定时期与潜在最优路径相背离，这其实就是本文所指的外贸风险。
　　随着历史经验和经济理论的不断丰富，以及信息技术水平的提高，人类识别和评估各种风险的能力大大提高，这些为建立较完善的外贸风险管理机制提供了技术可能。然而，风险管理意识的匮乏、以及在可控成本下高效率地识别和量化风险的实施难度，阻碍了风险管理体系的构建。
　　本文在分析中国外贸存在的风险的基础上，借鉴了中国外贸改革的成功经验，同时以心理学作为基础之一，通过风险的识别、基本试验、时机、行动等模块，归纳出一个对外贸改革具有指导意义的风险管理模型。
　　
　　二、中国外贸风险的描述
　　
　　（一）短期风险
　　
　　由于中国长期“重出口、轻进口”的意识影响，对于出口的优惠政策相应较多，再加上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等比较优势，使得中国外贸总额急剧增长，贸易顺差持续扩大，也因此导致中国外贸一直在无休止的贸易摩擦中负重前行。中国已经连续10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对外摩擦还呈现从贸易领域向投资、金融、汇率等领域延伸的趋势。近些年“中国威胁论”日益升温，就是对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和飞速增长的外贸规模而产生担忧的表现。
　　巨额贸易顺差导致贸易摩擦增多，直接增加了外贸企业的风险，间接地也会影响生产企业和社会公众的福利。与此同时，巨额贸易顺差导致国际收支严重不平衡，增加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加剧了流动性过剩的局面，成为了宏观调控面临的棘手问题。
　　外贸规模急剧增长背后，却是中国贸易条件持续恶化，也就是中国出口产品的相对价格在下降。2005年初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就曾表示：“日本、韩国、东南亚大量的元器件到中国加工、组装后向欧美出口，所以我们对日本、韩国、东南亚都是逆差，而对欧美则有很大的顺差，而实际上我们是‘过路财神’，不能只看外贸总额，更要看到背后财富的分配、利润的分配”。 中国连续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造成对能源、资源的需求大大增加。中国已经多年来都是石油的净进口国，同时，对主要有色金属，例如铁矿石、氧化铝、镍等的对外依存度也很高。外贸商品品种集中度过高，尤其是一国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大量进口能源、矿产资源、关键技术和设备时，则存在贸易结构风险。前者价格需求弹性小，而价格供给弹性大，容易陷入低价竞争，后者则价格需求弹性大而供给需求弹性小，如果供给突然中断，会影响国家经济安全。
　　
　　（二）政策博弈风险
　　
　　随着外贸的高速增长和经济开放程度提高，外贸的波动与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影响日益增强。加入WTO是一个机遇，但是它并不必然意味着中国外贸有了更强的抗波动能力，同时WTO规则对于中国的外贸政策施加了约束，意味着对国家的外贸政策和管理手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按照GATT／WTO的机制设计初衷，GATT的宗旨，是“通过削减关税及其他贸易壁垒，消除国际贸易上的歧视待遇，以充分利用世界资源，扩大商品生产和交换，保证充分就业，增加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提高生活水平”。世界贸易组织继承了GATT的宗旨，并增加了扩大服务的生产与贸易，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等内容。不过，由于国家间的具体情况差异巨大，因此GATT／WTO在漫长的谈判过程中形成了非常复杂的规则和管理机制，并在不同的成员国之间有形形色色的例外、免责和减让。 Rose（2002）研究了是否GATT／WTO的成员国“系统性地”比非成员国有更开放的贸易政策，也就是试图探讨“加入GATT／WTO”和“更开放的贸易政策”之间是否有必然联系。Rose用了68种衡量贸易政策的指标（包括反映开放程度、关税、非关税壁垒的指标，以及一些非官方的指标、基于价格或者残差的衡量指标等等），考察了几十个GATT／WTO成员国加入前后的贸易政策，并同非成员国比较，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不存在确切的证据显示多边贸易成员国身份和更开放的贸易政策之间有联系。.并且从关税、非关税壁垒、价格以及开放程度等指标看，GATT／WTO的成员国和非成员国之间几乎没有区别。
　　在WTO的官方网站上，可以看见这样的言论：“WTO是处理国家间贸易的全球规则的唯一国际组织，它的主要功能是保证贸易流量尽可能平稳、可预见（predictably）和自由”“和更自由的贸易一样重要、也许更重要的是WTO体系的其他原则。例如：非歧视、保证贸易稳定、可预见并透明”诸如此类。不过Rose（2004）用175个国家战后50年来的双边贸易数据，利用重力模型进行了分析，发现“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说明成员国身份可以增加贸易流量的可预见性”所以尽管WTO的目标确实符合成员国的利益，但是其实现还需要一个漫长过程。各国（包括WTO成员国）为实现贸易平稳增长仍需很多努力。
　　可见，目前的WTO机制，并不能保证其成员国一定会面对一个更开放的贸易环境，也不能保证成员国的贸易更加平稳。因此，中国人世后，虽然面对着重大机遇，然而也要在其多边贸易框架的约束下，进行更复杂的“贸易博弈”。随着中国加入WTO的过渡期结束，在大部分产业保护期即将届满、贸易争端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为了以最小的成本履行入世承诺、最大化本国利益，中国必须加快建立和完善既符合WTO规则又符合我国国情的外贸管理体制，实现统一、规范、透明、高效的外贸管理模式。这对于中国政府和外贸企业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长期风险
　　
　　外贸开放在长期中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不确定性，这是构成外贸长期风险的主要基础。
　　首先，从世界贸易发展的历史经验看，贸易开放并不是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充分必要条件，甚至不合理的开放政策可能会阻碍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19世纪初，美国与拉美处于同一水平线上，都是地广人稀。当时美国保护本国企业的发展，而拉美则大量引进跨国公司，让外国到国内建立分公司。当时按照比较优势而进行的国际分工，使得巴西成为了香蕉生产基地，智利成为铜的主要出口国。然而。由于国民经济过分依赖于比较单一的生产结构，使得国际市场相关产品的价格变化对其影响巨大.而买办势力和国际垄断势力对其经济产业的控制使得国家无法再对国内产业进行保护，从而促使巴西等国乃至整个拉美陷入了债务危机。亚洲一些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曾经推行出口导向型贸易政策，当时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创造了“东亚奇迹”。但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东亚这些国家的经济陷入了长期的低迷。尽管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贸易和金融开放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起到了相当的作用。虽不能断言过渡的开放加剧了经济的脆弱性，但不尽合理的贸易结构和巨额外汇储备，减弱了这些国家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
　　其次，贸易开放对于经济的增长作用在不同国家间存在很大差异。Slaughter（1998）分析了贸易对人均收入的贡献在国家间是否收敛。他比较了战后的几个主要贸易一体化集团中的国家在贸易自由化前后的人均收入的收敛模式。然而他的实证结果显示：贸易自由化没有触发人均收入收敛，在贸易自由化前，贸易集团的国家间还显示出人均收入收敛的趋势，但是贸易自由化后，没有任何迹象这种收敛速度在加快，甚至似乎贸易引起了收入分化。Arvind、Subramanian和Wei（2003）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GATT／WTO机制对于世界贸易具有很强的正面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很不平均的。对于工业化国家，它具有很强的增加进口的作用（可能接近68%），然而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口的促进不大；但是，随着发达国家的进口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也相应增加。并且，那些在乌拉圭回合后加入的新成员比之前加入的老成员，进口的增长更快。Kazuo等（2002）利用H－O两国模型，研究了贸易的不确定性。他们引入了“产业分工的外部性”概念，推导结果认为世界市场的均衡路径存在不确定性：在要素密集的一定条件下，同样的初始条件会有多种均衡路径：如果将国家问初始的要素禀赋占比与均衡时的要素禀赋占比、分别排序，则一种均衡路径收敛于的长期均衡中，国家问的两种排序情况会发生改变（也就是一些国家占有的禀赋比例比初始状况时的比例增加了，而另一些国家减少了），而另一种均衡路径保持了原先的要素禀赋占比（也就是每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占比不变），但是收敛于的均衡状态与第一种情况
不同。他们的研究暗示了从初始的要素禀赋状况出发，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国际分工，在存在外部性的情况下，要获得国际市场均衡存在不同的路径，并且可能收敛于不同的均衡状态，也就是一个国家在长期可能的收益存在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