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及其转换路径：一个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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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WTO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同时也面临着能源资源匮乏、增长方式粗放、产业竞争力不强、进出口不平衡四大因素的制约(魏建国，2006)，随着“过渡期”的结束，中国对外贸易将会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如何改善上述的不利条件和规避可能出现的风险，是中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和经济强国的战略课题，近年来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一、现有的贸易战略是否适合后WTO时代新的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的是以比较优势为导向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提升了中国在世界市场的贸易份额和地位。但是，这一战略是否适应后WTO时代新的需求，发展的空间有多大？社会各界对此广泛讨论和争议，由此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看法，可将其归纳为“适合派”、“不适合派”和“中间派”。
　　(一)“适合派”的观点
　　“适合派”认为，以比较优势为导向的贸易战略在中国仍有存在的空间。理由如下：
　　第一，劳动密集型行业在中国仍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贸易形式的转换过程的经验证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在劳动力成本没有大幅上升之前，不宜向资本或技术密集型转化；Chang、Ping(2002)和陶俊(2005)等人也先后用显性优势指数(RCA)法测定，目前中国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仍然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绝大部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行业还处于比较劣势阶段。
　　第二，有利于解决中国最主要的问题。龙永图等人认为，中国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大量人口就业的问题。加入WTO虽然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政策环境，但是，目前中国最具有竞争能力的行业仍然是制造业，最大的相对优势仍然是劳动力。尽管中国的很多加工贸易只拿到5%—10%的加工费，但却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为几千万农村人口创造了就业机会，这是对中国最大的贡献。樊刚和胡鞍钢等人也持有类似的看法。胡鞍钢还从实证的角度分析证明中国正在走一条资本密集、排斥劳动的工业化技术路线，这种排斥劳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与中国国情相悖的。因此.要从根本上转变这一经济增长方式，否则，中国的人口压力将愈来愈大，并将引起愈来愈多的社会问题。
　　第三，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以林毅夫为代表的学者一直强调，发展中国家一般资金比较匮乏，如能选择劳动或资源比较密集的产品并以劳动或资源比较密集的技术来生产，就会快速实现资本积累，为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奠定基础。比较优势战略不仅促进经济快速发展，而且有助于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所以一个国家只有充分地发挥自己经济的比较优势才能实现其竞争优势。近年来，林毅夫进一步指出，未来30年中国要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必须继续发挥比较优势战略；中国要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目标，也必须通过发挥比较优势战略来实现。
　　第四，其他贸易战略在中国不具备实施条件。汤凌霄等人认为，由于实施的条件比较苛刻，战略性贸易政策和竞争优势等其他贸易战略在中国目前尚不具备实施的条件，因而不宜采用。而比较优势理论鉴于其假设前提相对宽松，又比较符合中国国情，现阶段仍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二)“不适合派”的观点
　　和上述观点不同，“不适合派”认为，以比较优势为导向的战略已经不适合中国人世后新形势的需要。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会引发贫困化的增长。王允贵(2001)等人认为，中国加入WTO后，如果依照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分工、配置资源，必然会强化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从而造成劳动密集型产品膨胀和过度出口的情况；同时出口的急剧扩张也必然会造成价格下降，加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弹性小，供给弹性大，可能会使中国出现贫困化的增长。
　　第二，容易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王佃凯认为，比较优势战略过分地强调静态的贸易利益，忽略了贸易的动态利益，不利于产业结构的演进、技术的进步以及制度的创新。通过发展比较优势即使实现了资本积累，也难以使中国获得长期利益。如果完全按照这一优势进行国际分工，在与以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经济发达国家的贸易中，总是处于不利的地位，甚至会导致“比较优势陷阱”。马述忠(2002)、尹翔硕(2002)、张鸿(2005)、张幼文(2005)等人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张幼文还进一步指出，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分工之所以处于不利的地位，是因为：一方面，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可替代性比较强，市场与分工的地位很不稳定；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存在着的体制偏向决定发展中国家将处于不利地位。
　　第三，后WTO时代多种客观因素限制了比较优势发挥。一是我国劳动力的优势正逐渐丧失；二是贸易壁垒限制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三是大国效应限制其发挥(王佃凯，2002；徐元康，2003)。宁向东(2001)进一步证实，实施劳动密集型战略必须要具备两个前提：一是劳动力成本在产品的总成本中所占的比重较大，二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生产者的供给能力并非过剩。而目前一些发展中国家却不具备这两个条件，如不能完成以劳动力廉价获取优势到以技术创新能力获得竞争优势的跨跃，就不能从根本上摆脱以出现经济泡沫为特征的经济危机。
　　第四，容易造成国家整体上的结构风险。童晓燕(2001)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如果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只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只能成为初级产品生产国和发达国家的原料产地，容易造成经济上的不独立。而且，“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带给产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是有限的，会导致“有出口无产业”的现象，这种战略所带来的盲目地扩大出口和引进外资，也积累了国家整体上的结构风险。
　　(三)“中间派”的观点
　　一些学者看到了比较优势的不足，但没有完全否认其在中国继续存在的可能性。看到了竞争优势等战略的优点，但也意识到在中国大面积推广的局限性，不能一概否定，由此形成了有别于上述两种观点的“中间派”。其理由如下：
　　第一，从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来看，传统贸易理论和新的贸易理论是相互联系的，由于国际贸易产生的多因性，很难期望仅仅通过一种理论来解释所有的贸易现象。在比较优势理论与新贸易理论之间并不是对立的或者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更接近于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林毅夫，李永军，2003)。张小蒂(2001)等人认为，竞争优势战略属于广义的比较优势战略。因为在完全竞争的世界里，不存在规模经济与公司活动，产品是同质的，不存在非价格竞争，因此，比较优势直接体现为价格竞争优势，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是完全一致的。在不完全竞争的当代世界中，国际贸易是按照包括了竞争优势在内的广义比较优势进行的，价格竞争优势不但来源于比较优势，还可能来自于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因素。
　　第二，从现实来看，作为发展不平衡的贸易大国，各种贸易理论都可以找到适合的条件和土壤，因此，不能用单一贸易理论作为贸易战略的基础(霍建国，2003；张汉林，2005)。
　　二、中国未来贸易战略调整和转换的路径选择
　　中国加入WTO以来，一些行业的“过渡期”已经或即将结束，中国将面临着更为开放的国际环境，那么，在未来发展道路上，如何调整和选择贸易战略，转换的路径是什么，学界也有不同的思路。
　　(一)比较优势战略是中国长期的发展战略
　　加入WTO后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还必须继续遵循比较优势战略。只要继续发挥比较优势，就可以自然有序地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需要重视以下的因素：
　　第一，企业是否具有自身能力。企业能否获得自身能力决定于其选择的产品和技术所在的产业区段是否符合其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林毅夫、刘明兴，2004)。
　　第二，一个反映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机制和市场体系，可以反映出要素的稀缺性和价格结构。准确的价格信号会引导微观主体经济的使用生产要素，这样的企业就会在市场竞争中获得自生能力。
　　第三，政府的有限作用，主要是制定出有利于比较优势发挥的产业政策，并在收集、处理关于符合本国比较优势及其变化的产业和技术、新产品的市场潜力等信息方面发挥作用；还可以提供一定的财政支持，以补偿企业在产业和技术创新时所面临的外部性固。政府要继续完善市场体系，为企业发展创造公平的环境。
　　第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和结构演进的重要条件。继续选择比较优势战略可以使中国获得更多的资本积累，推动技术的进步。比较优势战略并不排斥技术创新，但对于技术相对落后的中国来说，如果顺应比较优势战略，从先进国家选择适合自身发展阶段的适用技术进行模仿，所花费的成本则低于自己研发这些技术的成本。因此，技术并不是越高越好，引进适当技术和“边干边学”是实现技术进步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