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WTO规则与大国开放竞争的后发优势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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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利用后发优势，利用各种优惠政策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采取了购买先进设备、购买专利技术特许、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以市场换技术”等手段，使得我国的产业技术水平以较小的代价获得了引人注目的快速提升，日益成长为“世界工厂”，创造了经济奇迹。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逐渐认识到，真正的尖端技术、核心技术是无法通过引进方式获得的，尤其是像我国这样被西方国家充满戒心的大国，更是如此。在很多人眼里，“市场换技术”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我们让出了市场，却没有换来真正的先进技术。以汽车产业为例，合资的结果是我国的汽车厂家成为国外厂商的装配车间。而长期依靠技术引进的方针，使得我国的许多企业失去了自主创新的动力，陷入落后――引进――再落后――再引进的怪圈，陷入了对国外技术的依附。正因为如此，大力加强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加速提升我国的产业结构与国际竞争力，成为了近两年社会各界的普遍呼声，也是我国政府“十一五”规划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2006年，以美国凯雷基金收购徐工集团为导火索，国内社会各界展开了一场关于外资并购与产业安全的大讨论。很多人认为，外资的大举进入，尤其是收购我国重型装备制造业的龙头企业，会危及中国的产业安全，并且会危害我国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与成功。在很多人眼里，我国的近邻日本与韩国，由于采取了与中国不一样的道路，采取种种手段限制外资和外国产品进入，大力保护国内市场，以强有力的国家政策扶持本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迅速地成长为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大国。很多人呼吁我国政府采取与日本和韩国技术追赶时期的类似政策，认为唯有这样才能培育出我国的自主创新与自主品牌。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在WTO规则下，我国能否成功地复制日、韩两国的发展模式，这是一个问题。
　　
　　一、技术引进、后发优势与中间技术
　　
　　我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体制转型、对外开放等因素。但是笔者认为，我国之所以能够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最重要的原因是具有后发优势。在诸多的后发优势中，最为重要的是技术的后发优势。没有人怀疑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比我国更完善，但是我国近20多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却大大超过了它们，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具有技术的后发优势。我们可以通过技术引进的方式，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技术的快速进步，从而获得经济的快速发展。发达国家由于处于技术的最前沿，只能依靠研发来获得技术进步，这种技术进步当然相对较慢，因此，尽管它们在市场经济体制上更为完善，但是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不如我国。
　　对后发优势战略持批评态度的人们认为，依靠技术引进无法获得最先进的技术和核心技术。这种批评无疑是很有见地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抛弃后发优势战略。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技术差距，发达国家拥有许多介于最新技术和后发国家现有落后技术之间的所谓“中间技术”，发达国家愿意转让这些技术。这些中间技术尽管不是最先进的技术，但是它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原有的技术来说还是要先进得多，因而可以极大地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这些中间技术有很多已经不再是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也有很多是发达国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急需转移出去的技术，因而引进的代价较低，大大低于当初发达国家研发这些技术所付出的代价，也低于后发国家自己去研发这些技术所要付出的代价。这样，后发国家就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较快地把本国的技术提升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尽管后发国家引进的是一些中间技术，但这些技术的引进为下一个阶段主要依靠自主研发获得核心先进技术提供了一个较高的技术平台。因此，我们绝不应贬低通常只能引进中间技术的后发优势战略，这是后发国家快速追赶先发国家的捷径。
　　如果我们脱离现阶段的技术水平，企图一步到位地引进发达国家最先进的技术，那就是标准的赶超型发展战略。尽管人们常常把重工业优先发展等同于赶超型发展战略，从而加以批判，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赶超型发展战略的实质是，企图一步到位地建立起与发达国家同样水平的技术经济结构。只是由于当时世界先进技术产业的代表是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因而赶超型发展战略就几乎等同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在本国经济技术水平较为低下时，即便发达国家愿意转让最先进的技术，也不一定就适合于发展中国家。引进的技术必须与发展中国家原有的技术基础相匹配。超越本国原有的技术基础，企图通过引进发达国家最先进的技术，一步到位地达到技术前沿，必然会陷入赶超型发展战略的困境。因此，后发国家最好是引进适宜技术，这常常就是中间技术。在运用中间技术的过程中，后发国家逐步积累技术知识，逐渐引进更为先进的技术，进而通过自主研发开发尖端技术。技术进步总的来说应该遵循渐进的道路，当然并不排除少数企业的跨越式发展，但作为一个国家总体而言，只能是循序渐进，小步快跑，欲速则不达。
　　即便是被人们当做技术跨越式发展典型的日本，其实也是遵循同样的规则。在明治维新的早期，日本政府用国库的资金向西方国家购买了不少先进的机器设备，创立了一批示范工厂。但是由于这些技术大大超越了当时日本技术人员在短期内通过学习而可以操作的水平，因而不少机器后来也只能废弃不用，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后来日本政府把这些亏损的示范工厂降价卖给了财阀，这不仅是因为国有企业所固有的经营机制缺陷，还因为它违背了中间技术的经济原理。后来日本民间在引进技术时，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不追求最先进，而是尽可能与原有的技术相匹配，结果获得了成功。例如，日本起初并没有引进英国最先进的纺织技术，而是引进了在西欧已经过时的飞梭技术，但相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仍然是先进的技术，并且能够和原有的技术相匹配，容易为日本的纺织工人所掌握、应用，结果获得了很好的效果。
　　
　　二、技术引进、技术模仿与自主创新
　　
　　在不少人眼里，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已经进行了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又有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应该拥有很高的技术水平，现在可以进入到以自主创新为主的时代了。这种说法多少有一些过高地估计了我国的技术发展水平。尽管我国的一些行业确实已经具备了国际先进水平，但是在大部分的行业中，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反对技术引进与技术模仿的人们，往往用两弹一星的成功来否认技术引进战略的必要性。由于中国科学家在国内条件极为艰难的情况下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实现了两弹一星，因而在国内的很多人眼里，其他方面的技术也应该通过技术人员艰苦卓绝的努力实现自主创新，不依赖他国的技术引进，我国也可以实现技术飞跃。因此，在很多人看来，当代中国大量引进国外技术，尤其是通过市场换技术，是由决策当局意志不坚定和技术人员缺少艰苦卓绝的创新精神所致。
　　军工部门的技术创新模式其实并不能够照搬到民用技术部门。我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军工技术部门的研发是不计任何代价，完全依靠财政拨款，利用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机制的结果。因而它只能在小范围内实施。如果它在大范围实施，就会陷入林毅夫等人所批判的赶超型发展战略的陷阱，一边是卫星上天，一边是刀耕火种。
　　在民用技术部门，技术往往是可以引进的，这更多的是一种商业行为，那种不计任何代价的运作方式在这里显然是不适合的。到底是采用技术引进还是采用自主创新，必须由企业自己根据成本与收益的综合评估来作出决定，必须要算经济账。在技术水平较为低下、与外国技术水平差距较大时，外国企业转让技术的索价较低，本国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较弱，作为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当然会选择技术引进。随着本国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与外国企业技术水平的差距日益接近，外国企业越来越不愿意转让技术，索价越来越高。与此同时，本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也日益增强，在这个时候，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会在竞争的压力下，根据成本效益的分析，逐渐转而依靠自主创新。能否实现这种转换，除了本国教育与科技水平的提高之外，关键是看本国企业是否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企业经营者是否是真正的企业家。
　　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需要创新的过程。那些从发达国家所引进的先进技术，往往是发达国家根据自身的要素禀赋结构而研发出来的，往往具有资本密集的特征。这就与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存在冲突，因而要求发展中国家的技术人员根据本国的要素禀赋特征，根据本国劳动力的技术水平，进行相应的适应性的改造，这其实就是一种创新。后发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正是在使用引进技术、进行技术模仿的过程中，通过边干边学的方式逐步积累经验，从低级的工艺改进，到产品改进，再到设计改进，逐步培养出日益高级的模仿式创新能力，在此基础上逐步培养起率先创新的能力。从技术引进、技术模仿到模仿式创新，再到率先创新，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我国许多产业部门之所以陷入落后－－引进－－再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并非因为后发优势战略的错误，而主要是因为这些行业竭力限制民营企业的进入。创新是一个面对未来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很大的事业，一般而言它是在竞争的压力下进行的。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的汽车和其他装备制造业部门都是由少数国有厂商所垄断。我们往往在控制重复建设、进行宏观调控的名义下限制民营企业进入。在这种情况下，少数国有厂商就可以通过行政垄断的方式获得高额利润，它们也就失去了创新的动力。而大型国有企业所固有的官僚本位经营组织方式，对研发人才的不重视，内部经营机制的落后，均大大降低了它们在引进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的能力。加上我国对合资、对进口设备的过度优惠政策，这些企业就更没有在引进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创新的动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