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当前中国贸易逆差深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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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一季度的外贸情况，最令人关注的还是贸易逆差。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进口增幅高于出口增幅8.2个百分点，并且已连续3个月出现贸易逆差，累计贸易逆差84.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74亿美元，增速之快，多年罕见。
　　中国一直是顺差大国，迄今已持续了10年之久，其一方面给中国带来了4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对综合国力的增强、快速的经济增长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在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贸易摩擦日益频繁的今天，持续高额的贸易顺差又似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当前中国经济呈现局部投资过热的背景下，如何看待首季高达84.3亿美元的巨额逆差，成为很多人关注的问题。
　　值得关注的结构性因素
　　从表面上看逆差的产生是因为进口增幅高于出口增幅8.2个百分点。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副部长赵晋平表示，分析这个问题，应该着眼于结构性因素，其呈现出三个特点：
　　一是，从国别结构来看，我国传统的贸易顺差来源的顺差额在增加，传统的贸易逆差来源的逆差规模也在扩大，只是一季度逆差的扩大规模超过了顺差。这说明，进出口的国别结构并没有发生变化，结构性的矛盾进一步扩大。
　　举个例子来说，当中国向美国出口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时，美国的高端技术产品并不一定来到中国，反而是东亚国家的优势技术产品在中国找到了广阔的天地，结果就是中国维持着对美国的巨大贸易顺差，对东亚近邻的大量贸易逆差，而且这种趋势还在扩大。
　　二是，从商品结构来看，产生逆差的主要是和投资品、基础材料有关系的商品。如电力设备、钢铁、金属矿砂、纺织纤维、专用工业设备和科学仪器装置等，逆差都增长得很快。
　　三是与贸易方式有关。从数字上看，一般贸易出现较大逆差是此次逆差增大的主要原因。一季度我国一般贸易出口增长27.1%，而进口增长了41.4%，出现了124.7亿美元的逆差。
　　为什么首季84.3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会表现为这三大结构性特点，其中又能够传递出怎样的信号呢？对此，赵晋平做了深层次分析，他认为，这是短期因素和长期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先看短期因素。去年下半年以来，投资增长带动了整个市场需求的快速增长，这种短期的投资需求的上升也带来对进口原材料和机械设备需求大增，导致进口增长速度超过出口。例如房地产、家电、汽车等行业蓬勃发展，直接拉动铁矿砂进口量不断攀升。而一季度初级产品的进口增幅更是高达62%。
　　另一个短期因素在于，国内对基础能源和原料需求的迅速膨胀，导致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而在国际市场上的大量采购则改变了国际市场上的供求平衡，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际价格的上扬。所以一季度逆差的增加中还存在着进口商品价格上扬的因素。而分析长期因素，首先就是受产业分工和产业转移的影响。
　　赵晋平认为，从对国别结构的分析可以看出，传统的逆差来源逆差在扩大，传统的顺差来源顺差也在扩大，这个现象说明在产业分工和产业转移中所造成的贸易流向是进一步加强的，这是一个长期性的因素。具体来说，比如日本、韩国、东盟、台湾等周边国家和地区，是我国逆差的长期来源。而随着投资带动下的贸易转移，这些国家或地区将大量的产业转移到我国，而它们对欧美市场的贸易顺差也随着产业转移逐渐表现为我国对欧美市场贸易顺差的扩大，同时表现为我国对周边国家或地区的贸易逆差在加剧，而且这种效应日益明显。
　　再从产业分工的角度来看。在国际分工中，我国处于世界性的制造业加工基地，这种定位的长期影响在于决定了我国需要消耗大量的原材料、零部件和能源，甚至需要大量进口。
　　政策调整的影响则是另一个长期因素。这一点从贸易方式的变化可以看出。从今年起，我国出口退税率平均下调了3个百分点，这在客观上起到的作用是，很多企业为了回避国内采购成本的增加，为了保税，便由一般贸易方式转向了加工贸易方式，原来的国内采购部分也随之变为了进口。这也是造成逆差的原因之一。
　　而反映国内采购率降低、进口依存度上升的指标，就是将加工贸易的出口与进口做一个比较。赵晋平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他告诉记者：在2002年一季度，每1美元的加工贸易出口，需要进口0.64美元的零部件和材料，也就是说，国内的加工幅度、增加值率还是比较高的，至少有0.36个百分点；到去年一季度，每一美元的加工贸易出口，需要进口0.68美元的零部件和材料；而到了今年一季度，这一比例变为了每1美元的加工贸易出口，需要进口0.7美元的零部件和材料。这说明，退税政策的调整使国产料件相对于免税进口料件的优势减弱，加工贸易企业也更倾向于使用进口料件，加工贸易出口对进口的依赖程度上升。对此，赵晋平分析说，光是这个因素算下来，就减少了大约10.3亿美元的国内采购，折算成人民币大约90多亿元，相当于一季度工业增加值的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