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研究进展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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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文章以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的构建方式将贸易开放度的度量方法分为指标体系法和模型构建法进行阐述，并对每类方法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评论：尽管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理论上有较为一致的观点，但是在实证研究方面却出现了不一致的结论，文章就实证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与评论。
　　关键词：贸易开放度；经济增长；研究进展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大趋势，对外开放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同时，经济开放又是把“双刃剑”，既能带来机遇，也会提出严峻的挑战，诸多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历程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国外在贸易开放度的度量及测算领域出现了许多新观点、新方法，对贸易开放度的实践和认识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并且国外对经济开放的要求已涉及贸易政策、贸易体制、汇率政策和宏观经济运行方式等相当宽泛的领域。与此同时，关于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也随着贸易开放度度量新方法的出现以及计量分析技术的改进，取得了很大进展。本文就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对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及度量方法研究的新进展，以及关于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和评论。
　　
　　一、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及方法的研究进展
　　
　　(一)研究现状
　　最早的贸易开放度度量是从分析对外贸易依存度开始的，即用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来表示贸易开放度。由于这种度量方法简单直观，所以一直为研究者广泛采用。但是在研究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用外贸依存度来度量贸易开放度的局限性，因为一国外贸依存度受到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国内消费需求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贸易依存度并不能完全反映贸易开放度的变动，例如大国和小国由于经济规模的差异，显然具有不同的结果。Kuznets在60年代就曾提出“小国比大国对国际贸易的依存度更大”的观点。Edwards(1998)也指出，一个国家即使贸易扭曲严重，但仍然可能有很高的外贸依存度，外贸依存度不能真实地反映贸易政策。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外对如何合理度量贸易开放度出现了许多不同看法。总的看来，国外在构建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时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考虑：①基于对结果的影响构建(比如商品价格变化、贸易流量等)；②基于政策影响的范围构建(比如平均关税率、非关税壁垒等)。基于结果的测度方式主要评定可观察到的价格(或数量)与在没有贸易限制时的价格(或数量)之间的差别，而基于影响范围的测度方式主要评定各种关税、非关税限制等的深度和广度。在测度贸易开放度方法上的进展主要体现在两方面：①指标体系法，根据贸易扭曲程度，选取一些与贸易政策相关的指标来避免因外贸依存度不能真实反映贸易政策的问题。②模型构建法(也称为“回归法”)，首先选取一定的指标，然后运用回归计量方法测算其理论预测值，最终通过比较选取指标实际值与理论预测值的差异来度量贸易开放度。
　　1．指标体系法。
　　指标体系法中所构建的贸易开放度指标基本上是基于政策影响的范围构建。有关指标体系法的研究又可分为单一指标法和综合指标法两类。
　　(1)单一指标法。
　　通过比较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上商品销售价格的差异。由于该方法反映了各种影响价格、关税、配额、汇率以及补贴等贸易政策因素，特别是在一些国内没有政策扭曲的国家，价格比较是一种测度贸易政策理想的方法(Harrison，1996)。道拉斯(Dollar，1992)方法是单一指标法的典型例子，道拉斯法是用商品实际价格对贸易开放条件下价格的偏差程度来体现贸易开放度，假设美国市场价格为自由贸易条件下的价格，其计算公式为：RPL=PTi/eiPTux，式中PTi、PTux分别代表特定的某i国和美国国内可贸易商品价格，ei代表该国货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显然，当一国“RPL”值较高时，则表示该国贸易开放度较低，反之亦然。而Rodriguez  Rodfik(2001)运用Dollars方法作为解释国家和地区间经济增长不同的贸易开放度指标时发现，Dollars的贸易扭曲指标对于模型构造和分析数据的适度变化很敏感，并且利用Dollars方法计算的贸易开放度有时会出现明显的失常。
　　一些研究者使用与贸易限制有关的变量作为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使用较多的变量指标有平均关税率、黑市交易费用(BMP)、非关税壁垒(NTBs)、贸易数量限制(QRs)、集成关税率(CTR)等。但是，Anderson  Neary(1994)指出，只有当关税是贸易保护的唯一形式时，贸易开放指数才可以用平均关税率来度量。还有一些研究者采用外汇市场的黑市交易费用(BMP)来替代外贸扭曲程度(Levine  Renelt，1992；Lundberg  Squire，2003)。但是Rodriguez  Rodrik(2001)指出，在利用黑市交易费用作为贸易开放度的代理指标时要谨慎，因为很高的黑市交易费用可能是由于整个宏观政策的失败引起，但是其中有许多的政策可能与贸易开放度无关。在比较Dollar(1992)、Ben-David(1993)、Sachswarner(1995)、Edwards(1998)的研究后认为关税水平和NTBs是测度贸易开放度合适的指标。
　　(2)综合指标法。
　　在利用单一的指标作为贸易开放度指标的基础上，一些学者综合运用多种指标来全面考察一国的贸易开放度，Sachs  Warner(1995)就是综合指标法的一个典型例子。采用“二进制”的做法，Sachs  Warner综合运用5类指标将国家分为开放或不开放两种类型，这五类指标包括：非关税壁垒覆盖范围超过总贸易的40％，平均关税率达40％或更高，黑市交易费用超过20％，为计划经济体制，主要出口商品部门存在国家垄断。由于Sachs-Warner指标构建简单且比较完整，所以被广泛地使用，Charles(2003)认为该指标作为一个合成的指标方式，每一部分都包括了“反开放”政策的一个方面，如果这些政策失灵，那么将导致宏观经济的扭曲，因此，认为SachsWarner指标是最值得参考和采纳的贸易开放度指标。Edwards(1998)利用一组9种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包括SachsWarner(1995)指标、世界银行(1987)世界发展报告对外导向型指标、Leamer(1988)开放度指标、BMP、工业制成品平均关税水平、NTBs、基于Heritage Foundation的贸易政策指 数、贸易关税占总贸易比重、Wolf(1993)的进口扭曲指标，构造了贸易开放度的测度指标，并且测算了每一个开放度指标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Heritage Foundation(2002)以构建的贸易政策指标把国家分为5个层次用以表示不同的贸易扭曲程度。
　　
　　2．模型构建法。
　　在指标体系法基础上，一些研究者通过建立回归模型来构造贸易开放度指标。利用真实值与预测值之间的差异作为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由于这种方法可以看作是真实值与预测值差异的一个原因，所以这种方法可以看作是基于贸易政策的影响结果而构建的。从已有文献来看，采用的模型主要有以下几种：①要素禀赋模型；②引力模型；③出口总量结构模型；④贸易强度模型等。
　　最先采用回归法测算贸易开放度的是Balassa(1985)，Balassa构造了一个“出口总量结构模型”，以出口量为因变量，人均收入、人口、可用矿产资源为自变量，利用43个国家1973—1979年期间数据估计贸易比重，若其残差值为负，则该经济体就被解释为“对内导向型”；反之，则为“对外导向型”。
　　Leamer(1988)使用了包含资本、土地、劳动力、石油、煤炭以及矿产等的Heckscher-Ohlin-Vanek要素禀赋模型，对53个国家在3位数商品分类标准(SITC)上183种商品的双边贸易数据估计贸易强度，然后利用预测值与实际值之差的平均值作为贸易开放度指标。
　　Pritchett(1996)利用回归分析法构造了一个建立在贸易强度模型上测度贸易开放度的方法——把贸易比重作为人口、地域面积、运输费用、石油虚变量、人均GDP、人均GDP的平方的函数，通过该结构调整贸易强度模型估计贸易比重，然后把实际值与预测值之差作为贸易开放度的指标。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把贸易引力模型引入到贸易开放度的度量研究中来。Stewart(1999)以引力模型为基础，提出以该国与其他所有贸易往来国的双边贸易流量为基础计算开放度的方法。Stewart方法以贸易实际流量与以引力模型为基础的贸易流动预测值之比作为贸易强度(tradeintensity)，以计算出来的贸易强度来代替贸易开放度，Stewart将贸易强度分为出口强度与进口强度两类。
　　国内对贸易开放度度量的研究，近期的主要有：李仲(1998)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三个方面研究了我国对外开放的程度：包群、许和连和赖明勇(2003)用五种度量指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贸易开放度进行了测算和比较分析；沈利生(2005)在剖析了传统的外贸依存度定义的基础上，论证了计算外贸依存度的新公式，并对中国、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澳大利亚、俄罗斯的外贸依存度进行了对比。
　　
　　(二)分析与评论
　　综合来看，各类贸易开放度代理指标存在着共同弊端，即难以准确刻画贸易开放度代理指标与真实的贸易开放度之间变动的必然联系。如Dollars方法简单地把价格偏差看作是经济政策作用的结果，但实际上像运输成本、货币及汇率政策等对商品价格都有影响，因此，很难断定价格偏差的波动到底是贸易开放度变化的结果，还是其他影响贸易商品价格的因素发生变化的结果。Sachs-Warner法也存在类似问题，如用“黑市汇价是否超出官方汇率20％”作为区分贸易开放度的标准，因为黑市汇价超过官价20％的国家，基本上都是些通货膨胀率高、外债占本国GNP比重大，以及贸易条件和经济体制差的国家，因此，这些国家的黑市汇价与官方汇价的偏差与贸易政策缺乏必然的相关性。对于Edwards法，从本质上讲，这种方法并没有创新之处，虽然实证研究表明Edwards度量方法的准确性比以往的一些方法都有了显著提高，但是，Edwards的结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作为权数的人均GDP，如果选用GDP的对数作为权数，则Edwards开放度指标可能出现结论的差异。
　　而运用模型构建法所构建的贸易开放度指标，如Balassa方法的缺点首先是利用了较短时期的样本数据，其次是在Balassa的“出口总量结构模型”中要素禀赋被描述为“每一个国家要素禀赋相对于世界的特殊性”，是一个国家相对于世界可耕种土地、资本、受教育人口的比重，在模型中不包括任何直接的贸易政策变量、地理规模和其他潜在的非政策变量。虽然Leamer的方法比直接利用贸易强度作为贸易开放度指标有合理性，但是Pritchett(1996)指出，Leamer的贸易开放度测度指标与其他的指标如进口渗透(ireport penetration)、配额以及关税联系紧密，如果Leamer得出某个国家相对开放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同时很可能会存在较高的关税、配额或者较低的进口渗透。这种构建贸易开放度指标的方法只能说明模型整合了与贸易有关的各种影响因素和这个国家偏离样本中所有国家贸易限制平均水平的程度，因此，这种测度方法只能是相对的，而不能是绝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