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荷兰病、低端分工与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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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我国的制造业现在处于一个很繁荣的时期，从表面来看不仅使我国的国际收支得到改善，而且提高了国民收入，但这有时也会产生一些不利的后果。本文重点分析了荷兰病和低端分工对我国国际贸易发展的影响，揭示我国国际贸易繁荣表面下的一些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 荷兰病低端分工国际贸易
　　2005年我国进出口总额1422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2%，相当于“十五”时期初2001年的2.8倍。其中，出口7620亿美元，增长28.4%；进口6601亿美元，增长17.6%。出口大于进口1019亿美元。自2002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已经连续4年保持20%以上的高速增长，2005年继续稳居全球第三位。然而，在我国国际贸易繁荣表面下，还是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荷兰病及其诊断
　　
　　初级产品出口部门的繁荣固然能改善国际收支地位和提高国民收入，但有时也能导致国民经济结构发生某些不利的变化。60年代，荷兰发现了蕴藏量丰富的天然气。随着开采量和出口量的上升，天然气出口收入快速增长（如1976年达20亿美元）；经常项目从1967年～1971年的年均1.3亿美元赤字变为1972年～1976年的年均20亿美元顺差。但是，天然气带来的不仅仅是源源不断的财富，而且还有一系列不利于国民经济结构正常运转的副作用；天然气出口收入的急剧增长提高了荷兰货币（盾）的汇率（70年代中期比70年代初期高出16.4%），从而使制造业部门在面对外部竞争时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而工业生产的下降又导致失业率上升（从70年代初的1.1%提高到70年代后期的5%以上）。这种由于国内居民拥有国内自然资源的价值的改变而引起其他生产品制造部门竞争力和产量下降的情况被称为荷兰病（DutchDisease）。
　　在分析荷兰病时，一般常采用澳大利亚经济学家科登等人提出的模型。这种模型将国民经济分为3个主要部门:繁荣部门，即初级产品出口部门。该部门得以繁荣的主要原因可以包括:国际市场价格上升、发现新的矿藏、技术进步导致产量上升等等。落后部门，即生产其他贸易产品的部门，其中包括生产进口替代品的部门。这些产品既可以是工业制成品，也可以是农产品。非贸易产品部门，主要包括服务业、公用事业和交通运输业等。
　　当繁荣部门中出现繁荣时（即在初级产品出口部门提供大量出口收入时），这一繁荣会产生出两种不同的影响：
　　一是消费影响。由于繁荣部门的收入得到增长，用于非贸易产品部门的消费也会随之扩大。如果对非贸易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为正数，那么，由繁荣部门的增加收入所导致的对非贸易产品的过度需求必然会提高非贸易产品的相对价格（相对于贸易产品而言），进而导致实际汇率升值。虽然繁荣部门的收入中有一部分也被用于落后部门，但这种消费不会导致该部门生产的贸易产品的价格上升，因为这些产品的价格一般是依据国际市场价格而定的，而且这种过度需求还能通过进口来得到满足。
　　二是资源流动影响。繁荣部门中的繁荣还能提高这个部门中可移动要素（即劳动力）的边际产值。因此，繁荣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会上升，从而促使落后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中的劳动力流向繁荣部门。劳动力从落后部门流出后，该部门的生产会下降。此外，劳动力从非贸易产品部门流向繁荣部门后将进一步提高由消费影响引起的对非贸易部门的产品的过度需求，并进一步促使汇率升值，导致更多的劳动力从落后部门流向非贸易产品部门。
　　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落后部门很可能是农业部门。这样，消费影响和资源流动影响可能会导致非农业化或非工业化和非农业化同时出现。由此可见，在诊断荷兰病时，一般说来要注意以下3个症状:非贸易产品的相对价格上升或实际汇率升值;落后部门中贸易产品产量下降，非贸易产品产量则有可能上升;落后部门中贸易产品出口量减少。
　　
　　二、荷兰病、低端分工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影响
　　
　　1.荷兰病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影响
　　在要素禀赋中，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力要素供给丰富方面，我国拥有世界上价格最低廉的劳动力。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作为加工制造的中心，承接着国际产业的转移，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优势，吸引着相当一部分国内、国际加工制造环节的投资，但这也给我国带来许多的问题。在我国制造业繁荣的同时，劳动力将会从落后部门流出来，而我国的农业部门就可能是这样一个落后部门。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久而久之我国农业部门的生产将会受到一定负面影响。虽然在2005年我国粮食增长3.1%，油料增长0.4%，水果增长4.8%，蔬菜增长2.2%，但如果不是受到制造业这一繁荣部门的制约，我国农业的增长速度应该会更快。因此，我国农业部门的这一表面上的增长仍然应被视为荷兰病症状。
　　另一方面，我国人民币受到了很强的升值压力，受压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国的对外贸易年年顺差，而且外汇储备持续上升。但其根本原因是我国在加入WTO后制造业部门的繁荣。由于制造业部门的收入得到增长，用于非贸易产品部门的消费也随之增大了。我国对非贸易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又显然为正数，那么由制造业部门增加收入所导致的对非贸易产品的过度需求必然会提高非贸易产品的相对价格，并最终导致实际汇率升值。可以预见的是我国的实际汇率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升值。
　　荷兰病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会阻碍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正常运转（即所谓“非工业化”和“非农业化”），而且还会影响非传统出口商品的发展，而非传统出口商品的欠发达又会加剧对传统出口商品的依赖，进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尤其在繁荣部门的繁荣持续不长的条件下，荷兰病的危害性更严重，因为繁荣部门以外的出口产品的减少会加剧国际收支状况的恶化，而开发新的出口商品销售渠道和重新获得业已失去的海外市场则将付出更大的代价。
　　2.低端分工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影响
　　从理论上分析，在要素禀赋中，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力要素供给丰富方面，相对而言，资本、技术、知识要素的供给不如其他贸易伙伴；尤其是密集使用技术和知识的产品生产，不具有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按照比较优势定位不同贸易伙伴的国际分工位次，我国大多数产业仍处在低端分工位次上。即便已有一些高新技术产品生产，但主要还是处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低端生产环节，仍然是劳动密集型。也就是说，在国际分工的中低端位次上，我国产品或生产环节具有国际竞争力；但在中高端分工位次上，我国产品或生产环节一般不具有国际竞争力。
　　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作为加工制造的中心，承接着国际产业的转移，由于加工贸易国内采购率低，加工链条短，往往只承担产品增值链条中附加价值较低的加工组装环节，致使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低位。这使得国际国内市场迅速扩大，简单粗放的产业扩张模式在中国再次显现，表现在外贸领域则为大出大进、粗放增长，由此带来外贸依存度较高、引发贸易摩擦、国民受益较低等诸多问题。
　　首先，粗放增长模式造成进出口产品结构单一、市场较为集中，这使得美欧日等主要贸易伙伴的国内经济增长常常对中国进出口产生直接影响，并成为引发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
　　其次，粗放模式致使外贸增长更多地表现为数量型增长，使得中国的出口产品在全球产业分工中仍处于低端，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国民福利的贡献相对有限。同时，还将因低工资引发的打工群体大量社会及保障问题留在国内。
　　最后，这种粗放增长模式还造成中国对外部资源、能源依赖程度日渐加深。随着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国对外部资源的依赖程度也在逐步提高。比如，石油、铁矿石、氧化铝等重要的资源、能源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所必须的新的要素供给。在能源消耗增量中，中国所占的比重是非常高的，甚至超过了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所占的比重。而对短期波动影响最大的，正是在增量中所占的比重。从动态的角度来看，中国对外部资源的依赖程度在逐步提高，这是中国经济在未来发展时期中回避不了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