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理性应对社会责任国际贸易新规则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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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席卷全球的“道德革命”，将企业社会责任诉求转化为一种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国际竞争进入企业社会责任竞争时代。遵守国际社会责任标准，是提高企业持续竞争力的内在要求，也是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企业无法规避的选择。中国企业必须提高社会责任意识，转换竞争手段，谋求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贸易新规则；合格企业公民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悄然兴起的一场发轫于西方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将企业社会责任诉求转化为一种新的国际贸易规则，标志着国际竞争已进入企业社会责任竞争的新时代。遵守国际社会责任标准，是企业提高持续竞争力的内在要求，也是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企业无法规避的选择。中国企业必须认清这场席卷全球的“道德革命”的实质，转换竞争手段，谋求可持续发展。
　　
　　一、西方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国际贸易新规则
　　
　　经济全球化意味着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并重新分工。以沃尔玛为代表的跨国公司们以其“巨无霸”的实力，在生产成本低廉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构建起全球性的生产和采购网络，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动者和携进者。世界范围内的资源流动和全球化的生产使跨国公司有可能规避在其本国必须执行的国际(劳工)标准，同时又可以不受东道国法律的制约。这种劳工政策上的双重标准，使得跨国公司在第三世界的生产和供应网络中，发生了许多诸如超时加班、超低工资、恶性工伤、工人工作以及居住条件恶劣等非人性用工现象。西方消费者出于道德意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掀起了反血汗工厂运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全球环境恶化、人权及贸易争端、能源危机等系列挑战，使可持续发展理念开始成为各国公认的基本价值观，以美国服装、鞋类、玩具为主的跨国公司开始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用订单的力量、以合同的形式，制定供应商工厂行为准则，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人权查厂”，要求跨国公司改善工作环境、保护工人权利、发展社区伙伴关系。
　　发端于跨国公司行为的西方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后来上升到了联合国以及欧盟等多边国际组织和国际消费者组织、环保组织、人权组织、工会组织和宗教组织等众多非政府组织、美国等国家政府的政策，以国际劳工标准为代表的国际社会责任标准逐渐演化为一种重要的国际贸易新规则，熟悉并自觉遵守这些规则的企业就能获得越来越多的订单而日益壮大，反之则被淘汰或无法进入国际市场。
　　为了适应来自国际组织和非政府机构、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巨大压力，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声明遵守UNGC(联合国的“全球协议”)、GRI(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的非财务事务披露规范)以及AA1000(Account Ability)、SA8000(Social Ac-countability International)等国际社会责任规范和标准，同时着手制定本企业的行为规范，用来规范自身和供应商行为，并且定期发布反映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年度报告。越来越多的媒体，也开始致力于监督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财富》和《福布斯》等权威媒体，在企业评比排名上，开始加上了“社会责任”标准。“道德革命”势不可挡。
　　
　　二、遵守国际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是提高企业可持续竞争力的内在要求
　　
　　今天，股东以外的消费者、媒体与金融、政府、公众等其他利益相关者已经形成了一个与跨国公司命运生死攸关的巨大压力集团，跨国公司必须按照他们形成的共同的价值观来调整经营行为，否则就会被公众所抛弃。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本质是企业利益相关者对跨国公司利益实现机制的重构。
　　因此，一方面，我们看到跨国公司在中国并非完美的化身，从雀巢金牌成长3+奶粉碘含量超标到肯德基“苏丹红1号”事件，从宝洁SK-Ⅱ涉嫌含有腐蚀性物质——烧碱到卡夫被控销售含转基因食品，跨国公司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大打折扣。但另一方面，我们同时也看到了这些世界巨人敢于直面公众诘问的磊落、有错必纠的行事风格，以及更多地跳入我们眼帘的他们的高大身影：20年中，惠普为中国各类公益事业捐赠超过2.5亿元人民币，捐赠力度大大超过全球平均水平；10年来，安利在“儿童、环保、健康”三大公益主题下参与实施了中国1100余项公益活动，累计投入人民币1.2亿元；即便是在SK-II事件缠身的关头，宝洁公司仍在按计划对中国“希望工程”捐款400万元，使得10年来捐款总额超过2000万元。
　　另外，跨国公司们在跨国经营活动中不仅对所有产业链的员工负责任，也对自己的员工负责任。从2005年开始，全球各大跨国公司几乎不约而同地向外界发布了社会责任报告，而且毫不隐晦地“自曝家丑”。在长达77页的2005年责任报告中，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披露了自己在过去两年中因为空气与废物排放被罚款100多万美元的事实。耐克公司在其社会责任报告中，不仅公布了曾被公司视为商业机密的700个供货商的具体情况，同时承认与其签有合同的供货公司中，的确存在着盘剥工人、强制工人超负荷劳动的情况。虽然，我们并不否认跨国公司的公益性投资可能带有着造势做秀或者政府公关的性质，但与那些躲在“黑幕”之后或者对公众下套设局的企业相比，这些阳光下的跨国公司日渐趋浓的社会责任意识及其自觉披露自身“丑陋”行径的负责任行为，显然为他们赢得了未来更大的主动。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谢林提出的“谢林定理”所言：“主动约束自己的随意性和自主性反而会增加自我主动性。”这已经超越了法律的范围，成为一种道德的要求，并且已经转化为市场力量，成为一种新的赚钱的法则。
　　
　　三、中国企业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西方社会掀起的这场“道德革命”，无疑给广大的中国出口加工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由于“中国制造”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中国企业根本无力同采购商进行“企业责任”价格谈判，他们实际能分得的利润份额少得可怜。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以及香港乐施会于2004年所作的报告显示，在一件成本为100美元的T恤中工人工资只占1.75美元。
　　与此同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诉求，却正在成为不可逆转的国际贸易新规则。欧美已开始从社会责任方面来考虑关税的优惠问题，欧盟就规定达到国际劳工标准的产品，关税可以降到7%以下；2005年美国对中国彩电、纺织品的反倾销，就有美国的劳工组织参与；在2002-2005年三年中，沃尔玛在中国的采购以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不达标为由淘汰了40%左右的供应商，许多中国企业立即陷入破产边缘。近几年来，把以劳工权利为主要内容的企业“社会责任”与订单挂钩开展劳工查厂验厂，也早已不是沃尔玛一家的“苛求”，雅芳、迪斯尼、麦当劳、耐克等知名跨国公司几乎100%纷纷采用社会责任标准对下游产业链进行劳工权益评估和监督，对于中国出口加工和外贸企业社会责任的监控已经成为各大跨国公司频频“发难”的重点。从1997年到2004年7月，已先后有8000多家中国企业接受过跨国公司关于社会责任的审核。
　　况且，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要求企业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业已变成不仅仅是出口加工企业而是广大中国企业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