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国会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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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过去30年快速的经济增长，推动中国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收入水平达到4382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刚好达到中上等收入国家的水平（Cai，2012）。同时，中国也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制造业生产国（World Bank，2012），甚至高技术产业的生产和出口在2008年也居世界第一（据OECD统计数据①）。然而，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支撑中国这些壮观的规模和速度的，其实是以低廉的要素成本（尤其是劳动力）和资源环境代价为基础的比较优势，长期而言不具有可持续性（王小鲁、樊纲、刘鹏，2009）。由于中国制造的产品低端、利润微薄，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处于劣势地位，其低成本优势会因为汇率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环保成本提高、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而受到冲击（刘林青、李文秀、张亚婷，2009）。如果逐渐失去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而尚未获得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则中国将面临比较优势真空的挑战，亦即面临落入比较优势陷阱的风险（蔡昉，2011）。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低收入国家以低成本劳动力和国外技术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由要素在部门间重新配置和技术赶超所带来的生产率提高潜力最终消耗殆尽，要素成本（尤其是劳动力）上升导致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国际竞争力下降，如果不能通过创新提高生产效率，中等收入国家就会陷入困境（World Bank，2012），即中等收入陷阱。显然，在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后，比较优势从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到主要依靠生产效率的提高转变，就成为中国的必然选择，亦即跨越比较优势陷阱是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这就需要对比较优势有准确的认识与把握，尤其需要通过长历史时期的纵向比较与跨国的横向比较，方能准确判断中国到底是否会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然而对此问题，尚未有研究基于理论和实证进行充分论证，对其解答也就付之阙如。
针对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在对比较优势陷阱问题的源起进行梳理之后，基于揭示生产率、要素禀赋、地理特征及制度等多种因素对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影响机理的RHO理论，采用改进的Levchenko和Zhang（2011）对比较优势的测度方法，选择典型的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后发国家的样本，就比较优势的测度结果进行跨国跨期比较分析，其结果表明中国的比较优势正从低等技术产业转向高等技术产业，如果这一进程能够持续，则中国能够像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一样避免落入比较优势陷阱，而持续的技术创新可能是避免陷阱的重要推动力。
二、文献回顾
关于比较优势理论，众所周知可追朔到斯密的绝对优势说和以李嘉图为代表的比较优势说，而赫克歇尔、俄林则提出了禀赋比较优势说，经萨缪尔森等人的形式化，形成了现代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比较优势理论）基石的四大定理：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HO）定理，斯托尔珀萨缪尔森（Stolper-Samuelson，SS）定理，要素价格均等化（FactorPrice Equalization，FPT）定理和雷布津斯基（Rybczynski）定理（杨小凯、张永生，2001）。这4个定理的核心概念是要素丰裕度和要素密集度，前者又称为要素禀赋，后者是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同投入要素之间的比率。针对比较优势理论静态及比较静态分析的不足，学者们沿着这两个核心概念试图将其动态化，即要素丰裕度动态化，代表性研究是Vernon（1966）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要素密集度的动态化，如Findlay和Grubert（1959）、Oniki和Uzawa（1965）、Findlay（1970）、Chen（1992）等通过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对要素禀赋、产出结构的及贸易格局的影响，分析比较优势的长期变化趋势。这些研究的结论一致认为，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始点的贸易模式和比较优势在长期经济增长中不会发生变化，而是会得到强化，其根本原因在于自由贸易下的要素价格均等化（Bond et al.，2003）。
在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框架下，后发国的比较优势只能集中在初级产品、至多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与贸易中处于从属地位，而且由于要素禀赋和技术水平都是外生给定的，使得后发国比较优势的转换和升级根本无从谈起（Olofin，2002）。因而比较优势理论如不加分析地应用于发达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会影响到欠发达国家竞争力的形成和经济的发展，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最先洞察到这一问题，并籍此提出了幼稚产业保护论（李义平，2009）。在20世纪50年代，一些研究者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和发达国家的制成品之间的非对称贸易，由于两类产品的价格需求弹性不同，会导致在长期中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Singer，1949；Prebisch，1950）②。Bhagwati（1958）进一步的研究指出，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某种原因（一般总是单一要素供给的极大增长）使传统商品出口规模极大增长，其结果不仅使[(www. ) 专业提供专业论文代写和发表教育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得该国贸易条件严重恶化，还会导致该国国民福利水平绝对下降，称之为贫困化增长（Immiserizing Growth），Pugel和Lindert（2000）将贫困化增长明确界定为：扩大一国贸易意愿的增长可以导致该国贸易条件如此严重的恶化，以致使该国的境况变得更差，并指出了其存在的3个前提条件。可见，在非对称的贸易模式下，发展中国家依赖初级要素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未必能带来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地位的提升，甚至还可能导致贸易条件恶化和福利水平下降，并形成路径依赖和恶性循环。
针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局限性，一些学者以新增长理论和自由贸易为基础提出了赶超理论，即后发国能通过模仿先进国家的技术而实现更快速的增长，并在长期中与发达国家趋同（Abramovitz，1986；Grossman and Helpman，1990）。但有学者指出，这种赶超可能因为后发国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和跨国直接投资（代替技术转移）而难以实现，导致后发国陷入赫克歇尔俄林陷阱（Heckscher-Ohlin Trap）（Lohrmann，2000）。实际上，除了人力资本积累和跨国直接投资的问题外，赶超理论还面临一个很大困境，后发国的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