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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产业内贸易对东亚经济周期协动性影响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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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7-15 16:12:2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得以迅速推进。首先,在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各国(地区)明确了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的共识。其次,中国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经济始终保持高速增长,强化了其他东亚各国(地区)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的动力。再次,作为地区性大国,中国的一系列努力加速了泛东亚经济圈各国(地区)的经济整合,尤其是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全面启动,成为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标志性事件。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加速推进,使得有关东亚经济周期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得以突现,东亚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周期是否同步,彼此间经济周期波动关联存在哪些影响因素都成为国际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热点。杜群阳、宋玉华(2005)证实了东亚经济周期和次区域经济周期的存在性,并指出产业内贸易等传导机制问题是未来东亚经济周期研究的重要方向。值得一提的是,在当前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下,产业内分工已取代产业间分工成为东亚各主要经济体贸易模式的基础(郑绍阳、周昕,2007),因此,本文将研究视角集中在产业内贸易对东亚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影响,利用1990-2009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证实了东亚经济周期的协动性,进而比较分析了贸易强度和产业内贸易对东亚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影响。
一、相关研究现状与评价
有关东亚经济周期的理论研究主要包括:东亚经济周期的存在性与同期性问题(薛敬孝等,2010),东亚各经济体间经济同步波动的影响因素(张兵等,2006;宋玉华等,2007)。本文的研究视角集中于产业内贸易对东亚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影响,对此领域的国内外文献进行了梳理。
Frankel  Rose(1998)认为,在特定产业冲击起决定作用时,如果产业间贸易是主要形式,贸易一体化会促进不同国家在产业间的专业化分工,导致特定产业冲击的不对称效应,两国间经济周期的同步性会减弱。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如果产业内贸易占据主导地位,专业化并不会导致特定产业冲击的不对称性,因为专业化主要在产业内展开。也就是说,当两国间产业内贸易比重大于产业间贸易时,贸易联系对经济周期同步性产生积极的影响。Gruben et al.(2002)在完善Frankel  Rose提出的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对21个发达国家在1965-1998年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产业内贸易对国际经济周期同步性具有积极效应,产业间贸易的影响则并不确定。Firdmuc(2004)发现,贸易强度对国际经济周期没有影响,而OECD 1990-1999年的数据证实产业内贸易与国际经济周期有显著的正相关性。
Shin  Wang(2004)对12个国家1976-1997年间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产业内贸易是使得韩国与其他亚洲国家经济周期同步的主要因素,而整体贸易并不是导致经济周期协动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产业内贸易是解释国与国之间经济周期波动同步的最主要原因,仅仅提高整体贸易额并不能增强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周期同步性。Cortinhas(2005)对1962-1996年间东盟五国数据的经验检验证实产业内贸易对GDP在国与国之间的同步性存在积极作用。Caldern等(2007)基于147个国家1960-1999年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与经济周期同步性显著正相关,但显著性弱于发达国家之间。他们的研究结果进一步揭示,在发达国家,贸易强度的增加会导致产业内专业化程度增强,在此情况下,特定产业冲击会对贸易伙伴国均产生影响。
Eric C.Y.Ng(2010)基于24个OECD国家和6个非OECD国家1970-2004年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在对两国经济周期同步性的影响方面,由片断化生产(Production Fragmentation),即外包生产引致的大量互补品贸易的积极作用,超过了替代品贸易产生的消极作用。因此,片断化生产是导致国与国之间经济周期同步的最主要因素。
任志祥、宋玉华(2004)采用线性回归方法分析中国和主要贸易伙伴的产业内贸易与经济周期协动性之间的关系,发现产业内贸易与经济周期协动性呈现出较强的正向关系。随着产业内贸易比重的提高,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经济周期的协动性趋强。罗斐、庄起善(2005)的实证研究发现,东亚各国(地区)间双边贸易强度的增加并不一定带来两国宏观经济波动相关性的提升,他们认为这是由于东亚国家和地区贸易的主要形式是产业间贸易而非产业内贸易所导致的。石柱鲜等(2009)对中日韩贸易与经济波动的分析表明,双边贸易强度对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影响取决于双边产业内贸易强度的大小。产业内贸易强度大,则双边贸易强度与经济周期协动性为正相关;产业内贸易强度小,则双边贸易强度与经济周期协动性为负相关。
二、中国与东亚各国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测算
本文实证分析的样本国家涵盖了东亚的地区性大国、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东盟主要国家,具体是:中国、日本、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等9个国家(地区)。分析对象行业为16个SITC二位码行业,即SITC54、59、61-66、68、69、72、74、76、77、82、84。
本文选择调整后的Grubel  Lloyd指数(GL指数)作为产业内贸易水平的计量方法,分别求得中国与其他8个东亚国家(地区)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例如,计算中国与新加坡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时,先计算i行业的中国与新加坡产业内贸易指数,再根据每个行业在中国对新加坡16个行业进出口总额所占比重为权数,加权计算出GL指数来表示中国对新加坡贸易的整体产业内贸易水平。
利用UNCTAD的贸易数据,本文得出了1990-2009年间中国与东亚各国(地区)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表1)。一般认为,调整后的GL指数在0.5以上,则产业内贸易在两国贸易中占主要比重,反之则表明产业间贸易占主要比重。
分析计算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首先,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与东亚各国(地区)产业内贸易水平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如中国与印尼的GL指数从1990年的0.0245增长到2009年的0.3884,增长14.85倍,中国与菲律宾的GL指数从1990年的0.0646增长到2009年的0.3912,增长5.06倍。其次,总体而言,中国与中国香港、泰国、新加坡和韩国之间的GL指数均值达到0.6588,0.5493,0.5375,0.5100,均在0.5以上,中国对这些国家(地区)的贸易往来中,产业内贸易占主导地位。中国与日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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