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金融发展、FDI与中国制造业出口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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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加快了国际化的步伐，表现之一是出口贸易尤其是制造业出口的迅速增长，2009年中国出口贸易总额达到了12016亿美元，其中制造业出口贡献了90%以上的份额。从全球视角来看，中国制造业出口在全球制造业出口贸易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1992年中国制造业出口额仅占全球制造业出口额的3.56%，而到了2009年，这一比值激增至12.58%，中国制造实至名归。但是，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传统制造业由于抵御冲击能力强，吸收就业人口多，得到了发达经济体的重新重视，许多国家制定了重振制造业的战略，特别是随着人民币升值步伐的加快，劳动力和原材料价格的攀升，我国出口增速出现减缓趋势。因此，如何提升我国的贸易竞争力成为中国式增长面临的严峻挑战。相关研究表明，健全的金融体系有助于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高出口竞争力，但这种作用对于不同贸易部门存在较大差异，在外部资金需求较多的行业作用更加明显（Beck，2002）。尽管为出口企业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能够帮助它们克服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中国目前却面临着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的双重考验，政府始终坚定不移地把抑制通货膨胀列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并选择连续加息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控制通货膨胀。这种选择保证了社会稳定，也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但无疑会使出口企业面临巨大融资缺口，在银行信贷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如何寻找其他融资途径以缓解信贷约束成为出口企业的当务之急。新的证据表明，FDI恰恰可以弥补发展中国家企业的信贷约束（Manova，2008）。
本文基于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框架，将我国对15个国家（地区）80余万条制造业出口数据归类到我国产业分类，同时测度了能够反映中国特色的外部融资依赖度，分析金融发展对出口贸易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影响机制。此外，针对FDI大举流入中国的客观事实，本文论述了FDI对于缓解国内金融市场融资约束，促进制造业出口二元边际的机制。
二、文献综述
新近发展的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新新贸易理论）表明，一国的出口贸易增长可以分为集约边际（intensive margin）和扩展边际（extensive margin）两个维度的考量①。但是标准的异质性模型是在金融无摩擦的假设下进行研究的，在现实世界中，很多出口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往往不能得到满足，即使生产率水平足够高，但由于融资约束的限制，仍然无法克服固定成本，进入出口市场。近年来，部分文献将金融因素融合到新新贸易理论中去，为贸易与金融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Chaney（2005）基于扩展的Melitz（2003）模型证明，当企业面临着外生性的流动性冲击时，某些企业虽然跨越了出口的生产率门限，但由于生产率仍然欠缺，国内销售而获得的流动性无法弥补出口沉没成本，仍然无法进入出口市场。Manova（2008）在Chaney（2005）基础上，进一步放松了流动性的外生性约束，将信贷约束内生于模型之中，指出信贷束进一步强化了企业的自我选择行为，只有最具生产率的企业才能进入出口市场，而金融发展有助于缓解信贷约束，对出口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都有积极影响。Muls（2008）进一步融合Chaney（2005）模型与Manova（2008）模型，指出企业不仅面临着外部融资约束，也面临着外生性的流动性冲击，融资约束的缓解使得贸易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都会得到改善。从实证角度，金融发展能够改善企业融资约束已经得到了众多研究的证实（Demirg andMaksimovic，1998；江伟、李斌，2006），这些研究都表明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提高企业的外部融资能力，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部分学者开始基于新新贸易理论视角研究金融发展改善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出口二元边际的机制。Mu-ls（2008）利用比利时的数据，发现流动性约束使得企业进入出口市场机会下降，并且出口目的地数目更少。当企业更容易获得融资时，企业能够获得更多出口收益和出口更多的产品。Bellone等（2010）使用法国企业数据分析了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融资约束是影响企业出口决策的重要因素，出口企业在进入出口市场之前就比非出口企业表现出更高的金融优势，具有明显的事前效应的特征。此外，金融优势不但提高了企业出口的可能性，还缩短了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时间。Minetti和Zhu（2011）基于意大利制造业企业数据的研究认为，信贷约束不但影响了出口选择，也显著地抑制了出口量。Manova（2008）采取Heckman两步法进行估计，表明金融发展对贸易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均有积极影响，这种效应在外部融资依赖性行业和资产抵押率低的行业更加明显。
上述文献关注的焦点都放在银行系统对于企业出口的影响。最近的证据表明，外国直接投资同样可以缓解企业信贷约束，刺激出口。当融资系统缺乏效率时，子公司可以接受来自其母公司的额外资金。Harrison和McMillan（2003）基于象牙海岸1974-1987年企业层面数据探讨了FDI对于缓解国内企业融资约束的效应，他们发现FDI对于缓解国内企业融资约束有着积极影响，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尤为重要。针对中国制造业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Hricourt和Poncet（2009）分析了外资流入缓解中国企业信贷约束的作用，他们根据1999-2002年中国企业数据研究发现，FDI显著缓解了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但对国有企业的缓解作用并不明显。Li和Yu（2009）使用中国2000-2007年制造业企业数据研究了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融资约束程度越低，生产率越高，出口量越大；此外，他们还发现，FDI对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有重大帮助，跨国公司的子公司比非跨国公司融资约束程度更低，出口量更多。Feenstra等（2011）使用中国2000-2008年制造业企业数据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尽管已经有部分学者基于企业层面和HS高位数级的产品层面数据分析了中国出口二元边际的结构，但制造业层面的分析仍然比较少，针对金融发展与中国制造业层面出口二元边际的相关研究就更加匮乏。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来，FDI大举流入中国，其提供的资金恰恰可以在事实上部分替代银行信贷，起到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产业出口的作用。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在一个新新贸易理论的研究框架下，统筹考察金融发展和FDI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
三、模型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