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国际贸易对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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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温室气体排放和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作为能源消费大国和发展中大国，我国的排放量也在不断增加。国际能源署（IEA，2009）发表报告称，中国因化石燃料消费而产生的排放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排放国，这使得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面临极大压力。
针对发达国家对中国碳排放快速增长的责难，历史排放少、人均排放低是我们常用的反击武器。最近，有关贸易引致碳泄漏的观点流传甚广，为中国参与气候谈判增加了新筹码。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高排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低收入国家生产，在高收入国家消费的国际贸易模式所造成的，即发达国家将高碳排放的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从中国进口制成品，享受着低碳好处，却将污染和排放留给中国。因此，作为消费者的发达国家理应承担一部分排放责任，而不是将此全部推给作为生产者的中国来承担，这是不公平的（齐晔等，2008；朱启荣，2010）。碳泄漏的观点实际指出了所有参与国际分工的国家，不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应该共同承担减排责任。
国外一些学者针对中国的国际贸易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其结论倾向于支持碳泄漏的观点。Shui和Harriss（2006）的研究表明，美国每年从中国进口大量产品，这些产品所隐含的占中国排放总量的7%～14%。类似地，Li和Hewitt（2008）发现，与没有中英贸易、所有进口品由英国自己生产的情景相比，通过进口中国产品，英国在2004年减少了大约11%的碳排放，英国的碳排放被转移给了中国。并且，由于中国生产的碳强度相对更高，中英贸易还将进一步加剧全球温室气体排放。Liu等（2010）的研究表明，1990-2000年期间，中国对日本是碳排放的净出口国，不过由于该期间日本对中国出口品中的隐含碳表现为持续增长①，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中国的碳净出口。情景分析表明，双边贸易有助于总体碳排放的减少，这一点与Li和Hewitt（2008）的结论不同。然而这些研究主要针对的是出口产生的排放，并不能全面反映国际贸易对排放的影响。我国既是出口大国，同时也是进口大国，如果只是单方面关注出口对排放的推动作用，而忽略进口对排放的抑制作用，其结果可能会高估国际贸易对排放的影响，进而为政策制定提供错误信息。
近年来，国内也有一些研究考察了我国对外贸易的碳排放效应。齐晔等（2008）估算了1997-200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的隐含碳，发现我国通过产品形式为国外承担了大量碳排放。王海鹏（2010）、李艳梅和付加锋（2010）、张友国（2010）的研究均表明，出口隐含碳的增加主要来源于出口规模的扩张。朱启荣（2010）发现，我国出口贸易品有高碳化的趋势，导致隐含碳的增加。以上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碳泄漏的观点。然而，李小平和卢现祥（2010）的研究却不支持碳泄漏的观点，他们发现2000年和2005年，我国净出口隐含的分别为0.16亿吨、1.06亿吨，5年间仅增长了0.9亿吨。由于出口增排量仅仅是总增排量的一部分，从净出口增排量占出口增排量（27.26亿吨）的3.3%推知，净出口增排量占总增排量的比重必然小于3.3%。因此，贸易顺差虽然导致了排放的增长，但并非主要因素。他们还发现，我国单位出口品的碳强度小于单位进口品的碳强度，贸易开放度越高的产业，其碳强度越低，贸易实际上有利于节能减排。
由此可见，现有针对中国的研究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国际贸易与排放关系的认识，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大多数文献集中于研究我国进出口的隐含碳，而对于贸易导致的排放的变化则关注较少，仅见于张友国（2010）的研究。朱启荣（2010）也仅限于从进出口产品的含碳量相对多少来解释贸易对我国排放增长的影响，并没有细致地研究进出口、贸易结构等对排放变化的真实影响。其次，从研究方法上来看，多数研究采用的是结构分解法（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SDA）。然而，SDA在分解过程中会产生交互项问题，存在测算结果的不一致、因素权重的可比性不强、交互影响分解难等问题。虽然两极分解法、中点权分解法、加权平均分解法等多种方法被用以解决上述问题，但这些方法采用不同的方式将交互项归并到其他项中，导致分解结果的差异较大，降低了分解结果的准确性和结论的可靠性。而对数平均迪氏指数分解法（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LMDI），能够很好地克服交叉项问题（Ang，et al.，1998），并且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应用（Ipek Tun，et al.，2009；Oh，etal.，2010，Vinuya，et al.，2010；徐国泉等，2006；王锋等，2010）。但是这种方法也存在分解路径较为有限的缺点，无法分析贸易、需求等因素的碳排放效应。如果将两种方法相结合，既能克服各自缺点，又能很好地发挥各自优势，在分解方面将具有更高的准确性和适用性。这是目前文献所缺乏的。
针对以上不足，本文提出了SDA与LMDI相结合的新方法，采用可比价投入产出表，将我国排放变化的影响因素分解为能源效率效应、能源替代效应、技术变化效应、国内最终需求效应、出口效应和进口效应等，重点考察与贸易相关的后两种效应。后续行文如下：第二部分为SDA与LMDI相结合的分解法，第三、第四部分分别为数据说明和结果分析，最后为本文结论。
二、排放增长的新分解法
根据投入产出分析得知，总产值可以由下式表示：
其中，X为总产值向量（n1），n表示行业总数，为里昂惕夫逆阵（nn），A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nn），Y为最终需求向量（n1）。Y=Q+S-M，Q为国内最终需求向量，S为出口向量，M为进口向量，均为n1维。
定义E=能源消费量/总产值，为能源强度向量（n1），反映能源效率的高低；P=排放量/能源消费总量，为排放系数向量（n1）。
故排放量向量C（n1）可以表示为下式：
对于（4）式右边各项如果采用SDA会产生余项问题（Chang and Lin，1998），而对余项的不同处理会导致结果不同（李景华，2004），因此本研究采用Ang等（1998）提出的LMDI分解法，将（4）式右边多项式第一项分解如下：
在等式（5）的右边多项式中，第一项表示能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