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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是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和排放的急剧增加。中国的排放量从1990年的24.61亿吨上升到2009年的75.13亿吨。① 同时，中国的对外贸易飞速增长，从进出口总额的名义值来看，从1997年到2008年的12年间，贸易额年均增长18.8％。贸易开放度从1997年的34.1％增加到2008年的57.3％。② 另一方面，绿色壁垒的不断强化成为国际贸易的新趋势。随着欧美等发达国家在2009年提出碳关税（Carbon Tariff）概念，即对来自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高耗能产品进口征收特别的排放关税，更加剧了贸易与环境之间的矛盾。从本质上来说，这是具有内在增长机制的贸易活动对自然资源需求的无限性和具有内在稳定性机制的生态环境对资源供给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正因为如此，人们很自然地将快速增长的贸易与近年来中国的能耗和环境污染状况联系起来，认为贸易的扩张是中国节能和环境污染状况难以有效改善的一大原因。因此，贸易对环境产生了何种程度的影响，既是中国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依据，也必然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
图1显示了中国30个省区③ 19972008年的排放量与贸易开放度（用贸易依存度表示）散点图。从图1可以看出，贸易开放度与排放量似乎存在正相关关系，这是否意味着贸易开放恶化了环境？不过，这其中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或反向因果关系：较宽松的环境规制（更多的排放）通常会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能够带来更高的贸易开放度。因此，更高的贸易开放度可能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同样，图2所显示的中国30个省区19972008年的碳强度（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1997年不变价）④ 与贸易开放度散点图，我们也不能得出贸易开放可以降低碳强度的结论。
图1 排放量与贸易开放度
注：数据来源将在本文第四部分给予说明，下图同。
图2 碳强度与贸易开放度
那么贸易对中国污染排放的影响到底怎样？应当如何看待和应对贸易对中国环境造成的影响？本文以二氧化碳排放和碳强度为例，客观认识贸易对中国环境的影响，这对于政策制定者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有关贸易开放与污染排放关系的现有研究文献进行述评；第三部分介绍本文的计量模型并考虑相关变量的内生性问题；第四部分是数据及其处理；第五部分是实证结果分析；第六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关于贸易开放和污染排放之间关系的研究文献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检验污染天堂假说（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该假说主要指污染密集型工业从环境规制严格的国家或地区向环境规制较弱的国家或地区进行转移。对于污染天堂假说的检验主要有以下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通过建立贸易流向或FDI区位选择模型来检验环境保护强度变量在贸易流向或FDI区位选择中的作用或贡献（Cole Elliott, 2003a; Copeland Taylor, 2004; Dean et al., 2009；陆旸，2009；耿强等，2010）；第二种方法是进行个案研究，即对某些公司的区位投资决策或某些特殊产业的区位转移行为进行个案分析（赵细康，2003）；第三种方法是构建污染产业转移指数，其典型的方法是采用净出口消费指数（NETXC）来衡量一国污染产品的净出口相对于其国内消费的变动，某污染产品的净出口相对于其国内消费的比重逐年增加就表明该污染产业向本国转移了（Mongelli et al., 2006；李小平和卢现祥，2010）。总的来看，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原因可能在于：环境规制的内生性问题；环境规制成本只是总成本中很小的一部分，并不足以影响国际贸易的流向（Jaffe et al., 1995）以及要素禀赋假说与污染天堂假说相冲突（Elliott Shimamoto, 2008）。
另一类是主要研究贸易开放对环境的影响。Grossman Krueger（1991）提出国际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可以划分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思想。基于这一思想，Antweiler et al.（2001）首次将国际贸易对环境的影响模型化，实证发现贸易自由化总体上可能减少了污染。Cole Elliott（2003b）将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合称为规模技术效应，他们的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减少了和BOD（生化耗氧量）排放，但增加了和NOX（氮氧化物）排放。Copeland Taylor（2005）和Frankel Rose（2005）进一步指出，为了分析贸易对环境的影响，不仅要考虑贸易的内生性，还要关注收入的内生化。国内学者对开放经济下的中国环境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沈利生（2008）、张友国（2009）等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定量测算贸易的环境代价，结果表明贸易对中国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影响已不容忽视。陈迎等（2008）和刘强等（2008）分析贸易含能量（Energy Embodied in Trade）和贸易含碳量问题，指出贸易是中国排放增加的重要原因。一些学者采用经济计量方法分析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如Ang（2009）利用宏观时间序列数据考察了中国排放的影响因素，发现排放与研发强度和技术转移负相关，而与收入水平、能源使用量及贸易开放度正相关。在上述各种研究方法中，面板数据模型由于样本量大大增加，可以减弱多重共线性、能够识别和度量一些纯粹横截面模型和纯粹时间序列模型所不能识别的因素（如消费偏好、能源价格、环境政策等）、降低估计偏差等诸多优势，已被多数实证研究文献所采用。
目前，国内基于分省的排放数据集中研究贸易开放对环境影响的文献比较有限，而且很多实证文献没有控制有关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普通最小二乘估计和固定效应估计是有偏和非一致的。因此，本文较为全面地估算了中国30个省区19972008年的排放数据，并梳理了贸易开放、经济增长和污染排放之间关系的相关理论，考虑到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和遗漏变量问题，深入研究国际贸易的中国环境效应，这对于中国贸易政策、产业政策以及环保政策的制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计量模型及内生性
国际贸易对东道国环境的作用机制存在两种假说：一是贸易的环境收益假说（Vogel, 1995, the Environmental Gains from Trade），国际贸易不仅为东道国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也使东道国了解国际环境标准和国别标准以及国外消费者的环境偏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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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7-15 16:0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