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自由福利视角下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深层原因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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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连续三十多年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9.8%。但自2010年后经济增长速度趋缓，GDP增长率2014年为7.4%，2015年仅为6.9%。对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原因，学术界多运用传统框架从需求、供给、技术和要素禀赋等经济系统本身因素分析，无法在更本质的层面考察经济增速变化的深层原因。福利经济学认为福利最大化是人类行为的目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把福利的内涵界定为自由，指出自由是人类发展的目的。本文尝试运用系统分析方法，以基于自由本质的福利最大化为系统目标，通过分析福利最大化目标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影响方式和影响途径，在更深层次探讨导致我国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和对策。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福利经济学中福利的相关概念主要有幸福、效用、快乐、偏好等，不同经济学家对这些概念的本质与内涵具有不同理解。黄有光认为福利就是快乐。阿玛蒂亚森强调要以自由看待发展，个人的实质自由、功能性活动等非福利因素决定了个人福利水平。阿玛蒂亚森还强调正确评价福利水平不仅要分析自由实现的结果，还要分析实现自由的过程[1]。本文把福利定义为人的自由、自由实现后的主观感受及自由实现过程的合意性，以全面反映人类行为的结果。而自由在一般意义上是运动的无阻碍状态。人的自由本质上是人类社会系统运动的无阻碍状态，是人类社会系统功能的体现。　　二、自由福利视角下1978年后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内在逻辑　　从西方经济学的传统视角看，福利是经济发展的结果，经济发展的状况决定福利水平的状况。但如果运用系统分析方法考察，则福利作为社会经济系统的系统目标，不是经济发展的被动结果，而是对经济发展具有引领作用。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引领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为：社会福利内涵随社会经济发展而变化，引领经济结构演化和优化。经济结构的演化和优化过程，即经济发展过程。经济发展使经济系统功能发生演变和提升，进而实现社会经济福利增进的目标。同时，经济系统功能的演变和提升对经济结构又具有反作用，促进经济结构的演化与升级（如图1）。　　因此，经济发展的本质是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引领下，经济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不断优化升级，使一定资源、环境条件下，社会福利水平持续提高的过程，而经济增长则是经济系统功能增强的结果。多数经济学家认为，1978年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带来的人口红利和国际产业转移带来的全球化红利。但是人口红利和全球化红利的存在仅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从自由福利视角看，19782010年，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内在逻辑为：开放使我们融入到世界系统中，与上一层次系统建立起日益紧密的联系；改革使我们内部结构发生质的演化和升级；同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福利最大化目标引领世界经济结构发生了一场巨大的自组织优化运动，而我们恰逢其中，内外环境和条件的契合造就了人类经济发展史的中国奇迹。　　三、自由福利视角下2010年后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深层原因　　2010年，我国人均GDP达到4260美元，按照当年世界银行的标准，首次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深层原因在于社会经济结构和福利目标的阶段性变革，使我国传统方式下的经济发增长对国内外福利增进的边际效益递减，福利增进空间变小，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具体而言，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与福利增进存在以下突出问题：　　（一）经济增长的国际福利增进边际效益降低导致外部动力下降　　一方面，我国工资水平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带动商品价格上涨，使我国的经济增长对国际消费者剩余增进的边际效益降低。另一方面，随着总体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与国际平均收入的差距也不断缩小，使我国经济增长在全球范围内缩小收入差距、增加最低收入阶层收入方面的福利增进效应显著减小。在整体福利最大目标的引领下，由于人类社会系统自组织机制的内在作用，部分劳动密集型等产业和资源将不可避免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造成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减少和一定程度的资本外流，降低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和速度。我们要获得新的全球化红利，就必须转变增进国际福利的方式，重新定位在国际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功能和位置。　　（二）收入增长的国内福利增进边际效益下降导致内在动力不足　　一方面，国际上经济学家，根据传统效用福利经济学研究显示，一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以后，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对社会福利和居民个人福利增进的边际效益就会出现下降。2015年，我国人均GDP已达8000美元。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一般物质商品的满足程度已经较高，使收入增长带来的以基本生理自由为主的传统经济福利增进空间变小。同时，现阶段能够满足居民个性化物质需求和心理、心灵等高层次需求的商品和服务又供给不足，使高层次经济福利可得性不足。以上两个原因使我国居民收入增长的福利增进边际效益下降，居民主观福利与客观福利增进背离，进而导致我国整体经济活力变弱，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三）经济福利增进与非经济福利矛盾凸显制约经济增长空间　　进入中上等收入水平后，随着我国国民福利层次的提升，居民开始更加追求生活质量和公平正义，收入差距、资源和环境消耗与破坏对福利增进的负效应开始凸显，特别是资源和环境高消耗型产业对福利增进的总效应由正转为负，都会内在限制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空间。除了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冲突，我国经济福利增进与非经济福利的矛盾还凸显于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力军，农村转移人口群体的非经济福利缺失方面。这突出表现为农村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问题，每年数以千万计的农村转移人口的子女得不到应有的教育、亲情和照顾，对他们的生理、心理和精神健康造成实质性的损害，其中许多儿童由于缺乏父母照顾发生意外，而造成伤害和死亡。因此，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和体制下，我国经济福利的增进是建立在数千万儿童、数以亿计的农村老人与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非经济福利实质性损害基础之上，这对我国国民的整体福利水平提高造成巨大影响，这种模式注定是不可持续的。
　（四）居民福利目标差异扩大加剧经济体系内耗
　　按世界发展经验，一国进入中上等收入水平后就会进入矛盾多发期，其内在机制，即是发展到这一水平后，国民对福利目标的追求出现变化和分化。一方面，新、旧福利目标会产生冲突；另一方面，此时，社会群体出现明显分化和分层，不同人群处于不同阶层和层次，具有不同偏好，对福利目标的追求出现多元化，使资源的配置和利用出现多种矛盾与冲突。这要求社会经济体系进行深度的变革和重构，最大限度协调不同国民福利目标，重新塑造共同福利愿景，以适应和协调国民对实现新福利目标的要求。否则，共同目标对社会的各个子系统的引领作用就会降低，使社会凝聚力下降，社会经济系统的有机程度和组织程度降低，刺激反向激励和分配性努力，消弱正向激励和生产性努力，造成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倒退。
　　四、自由福利视角下促进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对策与思路
　　我国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命题的本质是：对外，新条件下如何以新的方式促进全球福利增进，并在利用新方式促进全球福利增进过程实现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重新定位；对内，如何实现中国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突变和升级，继续提高国民福利水平。
　　（一）构建市场主导的全球创新资源配置体系。
　　从自由福利视角看，技术进步和创新是即定资源条件下提高社会整体自由度和福利水平的根本途径。当前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较改革开放初期明显缩小，但差距仍然存在，创新的空间依然可观。目前，我们与国际先进技术的差距主要在于前沿技术和核心技术领域，而这些技术很难通过传统方式引进、消化和吸收。因此，我们要改变传统的技术引进模式，充分发挥企业在创新中的主导作用，鼓励企业走出去，构建全球技术创新资源配置体系，打造以我为主的全球技术创新链。重点一是鼓励企业在国外设立研发中心，充分利用国外的创新机制、创新人才、创新环境和创新成果，提高我国企业的整体技术水平。二是鼓励企业开展技术并购。一方面，对国际上拥有前沿技术和人才的中小型科技公司开展积极并购；另一方面，利用市场竞争周期和经济周期，积极寻找并购那些拥有核心技术的行业龙头企业的机会。
　　（二）切实提高人口城镇化质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率持续上升，但城镇化质量低。城镇化的突出问题是城镇人口的新二元结构问题和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背离问题。问题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把城镇化看作经济增长、创造GDP和财政收入的工具，而忽视了城镇化对国民福利增进的价值。当前要切实贯彻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理念，重点解决城镇非户籍常住人口，特别是农村转移人口的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要赋予居民居住、迁移的自主选择权，这不仅本身是居民自由的体现，具有福利建构性价值。而且长期看，赋予居民居住、迁移的自主选择权将使居民对地方政府具有用脚投票的权利，有利于倒逼政府执政理念的变革，促使政府逐步加强、完善公共服务职能，还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具有增进福利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性价值。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要使农村转移人口实现家庭整体转移，而不仅仅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待农村剩余劳动力要保有基本的人的尊重，而不是作为创造城市财富和GDP的工具。因此，在推进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过程中，要切实做好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保障工作，重视新城市居民社会参与的需要要把高质量的人口城镇化作为解决农村转移人口家庭离散问题、留守儿童问题、留守老人问题和化解我国经济福利与非经济福利矛盾的主要抓手之一，这不仅能够直接有效的提高国民福利水平，还能够延长我国传统红利的持续时间，提高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果，更能有效促进我国社会结构的变革与优化，进而为社会和经济长期发展构建良好基础、提供持续动力。
　　（三）打造文化产业新比较优势
　　中低层次经济福利商品与服务供给过剩，高层次经济福利可得性不足是当前我国经济福利的主要特征，也是导致收入增长对居民福利增进边际效益下降的重要因素。高层次经济福利的来源，一是高品质、个性化的物质商品。这有赖于我国创新能力、企业经营能力的提高，该领域，目前我国仍然不具备国际比较优势。高层次经济福利的另一个来源是非物质文化产品的消费。文化消费是个人心理自由和心灵自由等精神自由的实现途径，这是人类自由的高级部分，是人在基本自由实现后，拓展自由度的主要方向。因此，提高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发展文化产业是进一步提高国民经济福利、培育经济新增长点的重要方面。同时，我国有5000年灿烂的文明发展史，在文化多样性、文化影响力、文化传承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国际优势，以此为依托，着力推进国际文化交流，促进文化产业走出去，打造文化产业新比较优势，为国际社会提供高层次文化经济福利，可以成为我国继廉价商品和资源类商品之后增进国际经济福利的新途径。
　　（四）创造中低速经济增长下的繁荣
　　繁荣的内涵，从福利视角看，就是人民的自由、快乐与福利水平不断得到提高，幸福感不断上升。达到中上等收入水平后，人们越来越多追求非物质福利。同时，当前我国经济总量庞大，经济活动对环境和生态的负面影响凸显，而人类社会的稳定发展和福利最终依赖于更高层次的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运行和发展。因此，一方面，我们必须正视当前面临的资源和环境约束，约束我们自身的活动，摒弃过度的物质主义，减少对自然和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我们要努力创造非物质福利，增进非经济福利，通过增加人民自由与快乐，不断提高福利水平。对中国而言，尤其要摆脱福利增进对经济高速增长的依赖，创造经济中速增长、甚至在将来低速增长下的繁荣。小国不丹，自1998年起强调快乐的重要，在全国推行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国家文化与良好的政府等四大快乐支柱，取得世人瞩目的成效[3]。我们应该牢记，经济增长本身不是最终目标，自由、快乐与福利最大化才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最后，摒弃过度的物质主义，积极创造非物质福利，增进非经济福利，即可以把文化等非物质消费领域培育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也可通过增加国民安全感、公平感、幸福感，提高国民对传统收入差距的容忍度，使资源配置有更多空间向效率倾斜，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参见[印]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112
　　[2]乌杰.系统哲学基本原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15
　　[3][澳]黄有光.快乐之道：个人与社会如何增加快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1
　　（王岳龙，1976年生，江苏无锡人，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福利经济学、社会资本理论、财政理论与政策）出处：中国经贸导刊作者：王岳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