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美贸易投资政策及实践对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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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常态下的中美贸易投资 政策及实践
（一）双边贸易大幅提升，中间品贸易异军突起
自中国加入WTO以来，中美双边贸易大幅上升，经贸关系日渐紧密。据商务部统计，2015年双边贸易额达5583.9亿美元，同比增长0. 6%，中国已超过加拿大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美国也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四大进口来源地。与此同时，随着全球价值链的重新布局，中美中间品贸易也呈现不断上升趋势，自2013年以来中间品贸易额占比达到了20%以上。对此，一方面，从中间品出口来看，受金融危机困扰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但后危机时代增速喜人。2003-2010年期间，中美中间品出口贸易额占总出口贸易额的比重在15%左右，尽管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略有下滑，但总体呈现出在稳定中缓慢上升的态势，中美中间品出口贸易在我国的出口贸易中逐渐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从中间品进口来看，增长相对缓慢，贸易依存度较高。21世纪以来，中美双边经济贸易合作发展迅速，领域越来越宽广，水平不断提高，虽然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有所加重，但是中美之间重要的贸易伙伴关系毋庸置疑。多年来，美国一直保持与中国较高频率的国际贸易，成为中国最大的进口国来源地之一。据海关统计，2015年中国从美国进口1487. 36亿美元，约占中国全年进口总额的8. 85%。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统计，美国已经成为中国第二大进口国来源地，进口额仅次于日本。但值得关注的是，长期以来，中国中间品进口大部分依赖日、美两国，使得我国中间品贸易依存度相对较高，会增大贸易风险。中美中间品进口贸易占比明显要高于其他国家与地区，且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
（二） 走出去加速推进，双边投资曲折前行
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积极开展对外投资，全方位、多层次地融入国际市场，参与全球竞争将成为我国企业谋求更好发展的必然选择。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企业参与境外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推动铁路、电力、通信、工程机械以及汽车、飞机、电子等中国装备走向世界，促进冶金、建材等产业对外投资。在此重要战略机遇期，密切关注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现状、问题和前景，是深入理解全球化内涵的必然要求，有助于更好地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和服务，更有助于中国企业不仅走出去还要走进去。
具体而言，一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国别（地区）结构日趋多样化，投资步伐加快。如表1所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投资活动日渐频繁，投资国家和规模逐步增加。其中，美国和中国香港是对外投资较早的目的地，自1986年开始已近30年，且投资企业记录也相对较高，分别为4154个和10686个，占对外投资总规模的11. 5%和29. 6%。同时，对外投资的国别机构也逐步多样化，既有美国、英国和德国等发达国家，也有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还有津巴布韦、尼日利亚和赞比亚等非洲欠发达国家；既有技术寻求型投资，也有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投资等。
二是规模差距悬殊，危机后走势不一。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对华投资波动较大。美国经济分析署的数据显示，美国对华净投资2008年增至历史最高值，2009年降至负值，且2011年再次出现16. 63亿美元的资本净流回。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新批设立美资企业1176家，同比上升10. 8%，美国对华直接投资26.7亿美元，在对华直接投资中排名第六。2015年美对华投资项目总计达6.6万个，实际利用美国直接投资25.9亿美元，分别占中国已批外资企业和实际利用外资的8%和2.18%。2016年美对华投资开局良好，1-4月，美国对中国投资20.6亿美元，仅次于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新加坡，上升至第四位。与此同时，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则增长较快，2008年为4. 62亿美元；2015年，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则增至83.9亿美元，实现了60. 1%的较高增长，美国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三大目的地（见图1）。
三是双边直接投资都以制造业为主，服务业投资趋于增加。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领域，对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的投资趋于增长。截至2000年美国对华制造业直接投资为70. 76亿美元，占美国对华投资总额的比重为63. 5%，截至2006年美国对华制造业直接投资147. 59亿美元，占美国对华投资总额的比重为55. 8%，截至2011年达到267.1亿美元，所占比重为49. 2%，截至2014年达到345. 52亿美元，所占比重为52. 5%，其中，以满足当地市场需求的食品业和化工、冶金和交通设备等重工业为主，计算机和电子产品的投资规模也较大。2000年美国对华服务业的直接投资存量为8. 09亿美元，占美国对华投资总额的比重为7. 3%，2011年为146. 37亿美元，所占比重为27%，2014年为203. 14亿美元，所占比重为30. 9%，其中，对金融业的投资整体呈增长趋势，所占比重为5.2%，但总体上仍然较少。而中国对美投资的行业分布中，除金融服务业外(38.8%)，非金融类对美直接投资制造业占比最高(17.2%)，与美国对华投资基本一致，但信息传输、软件和教育等技术密集型对美投资较少（见图2）。
四是双边直接投资在两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联系中相对较弱。美国的对外直接主要分布在加拿大和欧洲地区，而对华直接投资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2008年之前不足2%（2005年除外），国际金融危机后出现波动，2010年对华直接投资占比为1. 09%，2014年为0. 71%。与此同时，中国引进美国投资占中国引进外资的比重也较低，并且下降趋势较为显著，2004年为6. 5%，2014年降至1. 87%。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亚洲和非洲地区，2011年对美国直接投资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比重为2. 43%，2014年增至6. 17%（见图3）。从美国引进外资的角度看，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所占比重更是很低，2009年之前都低于0. 2%，2011年为0.25%，2014年增至8. 22%。
（三）全球价值链重新布局，中美贸易和投资利益面临再分配
中美两国贸易额流向与贸易利益的流向相背离，形成名义顺差一利益逆差怪象。透过中美两国贸易差额的表象不难发现两国贸易额的流向与贸易利益的流向并不一致。后者对一国的福利改善和经济发展更具有战略意义。因此，我国名义上的贸易顺差也许并不意味着我国在中美贸易中有巨大的获利，而身处价值链高端位置、具有贸易逆差的美国反倒更有可能利用技术优势和优质的分工地位获得大量的贸易利益。原因是我国国际化起步晚，水平较低，与众多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十分明显，还未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仍然需要从中央政府到各企业通力合作，促进科技技术进步，跻身国际先进生产行列，在全球化生产中获得更大的贸易利益。具体来说，要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提升新一轮贸易投资规则谈判的话语权；要不断发展教育以及相关的培训机制，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以及技术水平；提高我国企业的竞争力以及提升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对外贸易结构；创新激励机制；优化相关配套服务体系；完善产品要素的价格体制等。 二、中美贸易投资政策及实践
对创新活动的影响
（一）中美双边贸易的创新驱动力有待提升
中美双边贸易对我国创新活动均呈现积极影响，但受到行业异质性和贸易协议的调节作用和研发密度、人力资本以及行业市场规模等因素制约。因此，释放中美双边贸易对我国企业创新驱动作用，仍需诸多努力。首先，我国要正确看待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美贸易利得分配的不平衡和中间品出口贸易对我国企业的创新驱动效应不明显的现实，调整对美中间品的出口结构，认识到美国对华反倾销等贸易壁垒的设置这一系列行为的本质，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充分利用WTO规则来解决纠纷。同时，我国产业的发展动力要从依赖于要素低价优势、制造业出口导向和高强度投资驱动，转向主动参与国际分工的产业重构和培育新的比较优势。既要依托于对传统制造业的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推进以现代服务业开放化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还要通过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依托于内需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最后，在主动嵌入全球创新链的过程中，中国可以利用其庞大的内需力和资本大规模走出去的机会，虹吸全球更优质的先进生产要素，获取更多的全球智慧和资源，进而为我所用。这也与新常态下我国新一轮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主要内涵相吻合，在加入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基础上，逐步全面地转向嵌入全球创新链，实现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轨道发展。
（二）走出去创新溢出的东道国效应显著
中国企业对美投资与出口的交互影响会提升创新绩效，对亚洲发达国家投资和出口会抑制企业创新绩效，对发展中国家投资和出口的影响则不明显。我国企业对欧美发达国家同时开展对外投资和出口会促进企业创新绩效，体现了对外投资与出口的互补作用。出口为对外直接投资开拓了市场，积累了经验，降低了对外直接投资可能遇到的社会文化差异等外来者劣势因素，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开展，拓宽了对外直接投资吸收欧美开放的技术溢出渠道，加速了对外直接投资获取技术溢出和吸收转化为逆向溢出的过程，有助于显著促进我国企业创新产出绩效提升。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也为出口提供了销售推广和售后服务，使我国出口免于遭受东道国进口市场的激烈竞争，增进出口的深度和广度（蒋冠宏和蒋殿春，2014），拓展和保障了出口市场份额，加速了出口的升级和技术溢出。同时，中国高研发密集度行业企业对欧美发达国家开展直接投资会促进企业创新，对亚洲发达国家开展直接投资反而阻碍企业创新，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直接投资会对企业起促进作用，对金砖国家开展直接投资的影响则不明显。中国高资本密集度行业企业对欧美发达国家开展直接投资会促进企业创新，对亚洲发达国家开展直接投资反而阻碍企业创新，对发展中国家开展直接投资对企业创新没有明显影响。中美对外直接投资创新效应与其他发达经济体比较，差异显著。我国企业对欧美发达国家开展直接投资会显著促进企业创新，并且出口、高技术机会和高资本密集度的调节会加强这种促进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企业向美国开展直接投资对企业创新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这可能是因为中美双边进出口规模更大，中国是美国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而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出口与投资间所体现出的互补作用更显著。
（三）中美投资创新补偿效应驱动我国经济绿色转型
妥善处理外资与环境规制的关系，实现新常态下的经济绿色转型，是十三五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由于外资一直是促进我国经济技术进步的基础性力量，其必然成为我国企业绿色生产、经济结构绿色转型不可忽视的途径之一。所以我国要继续拓宽外商投资渠道，鼓励环境友好型地引进外资，支持以外资为载体引进先进节能环保核心关键技术和设备，提升内资企业面对环境规制的能力，实现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外资的技术溢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企业研发投入衡量的吸收能力，所以除了鼓励高水平引进来外，还要注重引入外资的环保生产研发本地化政策和环保知识产权保护政策，鼓励企业之间的技术、专利的交易，通过更强的示范效应、联系效应促进内资企业向清洁型、环保型生产转变。另一方面，环境规制的加强会额外增加企业的成本并迫使内资企业向面临同样处境但在技术改造升级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外资企业看齐，促进外资的创新溢出，但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要根据区域、产业特性来选择符合企业理性决策的参与约束与激励约束下以市场为基础的环境规制工具（如排污权交易、环境补贴等），让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以促进外资企业的绿色生产方式的溢出或者内资企业自主绿色技术升级，同时尽量避免诸如排放限额、环境标准等控制一命令型规制工具。
三、中美关系新常态背景下贸易和 外资影响创新活动的政策措施
后危机时代以来，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军事领域，中美双方扩大共同点，消除不信任，管控分歧，使中美关系往前走，不偏离轨道是未来两国关系的主要着力点。在此背景下，探讨中美两国贸易和外资政策及实践对创新活动的影响，分析目前双方存在的贸易和投资摩擦及相关政策性障碍，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对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一）积极推动中关全方位的贸易投资往来，尽早成立更为全面的省州和城市间贸易投资联合工作组，拓展合作领域，加强深层次贸易投资关系
大力推动中美省州和城市间经贸合作，对于深化中美经贸关系，扩大两国共同利益，加深利益融合，丰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内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2015年6月召开的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中美就深化地区经贸合作进一步达成了共识，具体成果的相关表述为：中美双方对工作组寻求在促进中美地区经贸投资合作，加强双边经济联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感到鼓舞，欢迎建立类似机制，并尽力为两国地方政府间更密切的经贸往来创造条件。事实上，2013年以来，商务部先后会同江苏、内蒙古等七个城市与加利福尼亚州，会同北京、上海等八个城市与芝加哥市，会同河北、辽宁等四个省与艾奥瓦州，会同天津、福建等五省市与德克萨斯州，分别建立了部分中美省州和城市间贸易投资联合工作组。在此基础上，双方应巩固已有成果，尽早建立更为全面的省州和城市间贸易投资联合工作组，更深入地推进中美贸易和投资往来。
（二）着力发展中间品贸易，调整优化贸易结构，由传统贸易模式为基础向以价值链为基础的贸易发展战略转变
全球价值链的变化，使国家间的联系程度更加紧密，利益纠葛在一起。生产的一体化，对要素流动性、资源配置效率、市场规则整合度提出了新要求。我国应该在中美中间品贸易中不断适应全球价值链生产贸易模式的新特点，促进商品、投资、服务、知识及人员在中美生产网络中跨境流动。中国的贸易新战略应向以价值链为背景的贸易发展战略转变。以附加值贸易统计为基础，理解中国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参与程度、所处的位置、贸易差额等问题。新型的分工模式将基于比较优势的国与国之间分工从产业、产品层面深入到产品内部的工序和流程，中国贸易的转型不仅局限于一般贸易中不同要素密集度的产品间的调整（从低技术水平和低增加值的价值链向高技术水平和高增加值的价值链间的调整），还将更多地体现在某一产品在不同工序间的升级，由此引发产品层面的国际产业转移，即产品内生产过程( task)的转移。中国的产业升级政策设计时，需要由传统的产业政策向以价值链为基础的产业政策调整。
（三）对外投资企业要因地制宜，审慎抉择；同时对外投资与出口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鉴于对不同国家的对外投资与出口对企业创新的差异化效果，在走出去过程中，企业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加强对国家政策和行业趋势的敏锐感知，针对所属行业及行业竞争状况，通过各种渠道加深对东道国人文社会和市场状况的了解和认知，抓住国家一带一路和大力鼓励走出去的历史契机，对各种可能的风险和机遇加以评估，有所斟酌，有所比较，谨慎选择投资东道国，在实施国际化战略进程中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进而寻求长期发展的可能。企业应同时开展对外投资和对外出口，通过出口或者投资与东道国当地社会建立网络联系，不断积累国际化经验，通过二者的有效配合发挥出口与对外投资的互补效应，建立开拓市场和稳固市场的良性联动机制，加深与东道国的社会关联渠道，提高获取技术外溢的能力，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同时，增强企业自身实力，增强抵御不确定因素带来的风险的能力，增加研发投入，提高技术外溢额吸收转化能力，内外结合，有效提高创新产出绩效，获取更大的发展前景。
（四）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施创新驱动，培育产业创新竞争新优势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中，要由低技术产业（生产环节）向高技术产业（生产环节）调整，由低附加值行业（生产环节）向高附加值行业（生产环节）调整。对于低技术制造业，特别是纺织品、皮革与鞋类，这些行业曾经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但近年来，比较优势正逐渐丧失；通过产业转移的方式，将低端生产环节转移至东盟、非洲等地，中国企业向设计、营销等高端环节转变。对于中等技术制造业，如化学品与非金属矿产品、基本金属与金属制品行业，通过技术创新，提升这些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对于高技术制造业，如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电子、电器与光学设备行业，加强技术投入，鼓励技术创新，并通过在发达国家设立研发总部等方式，提升技术水平并占领国际市场。从要素成本优势向以人才、资本、技术、服务、品牌为核心的竞争优势转变，构建新型创新生态系统。培养中国本地企业及中国跨国公司的竞争力，促进低端参与型贸易格局到自主主导型贸易格局的转变。培育中国的跨国公司，通过并购、对外投资等方式，提升技术水平，提高品牌知名度及构建国际营销网络。
（五）政府扮演好企业服务者和坚实后盾的角色，对贸易和投资中存在的政策性摩擦和壁垒给予积极支持和帮助
政府要加强与他国政府的沟通谈判力度，加强与美国的磋商谈判机制，减少美国对华不合理准入限制，严厉抗击不正当竞争和保护主义，保障我国企业的正当权益，努力为企业营造良好的投资发展环境。把握住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契机，加深与各国政府的沟通与交流，政府先行，为企业开路引道，做好信息搜集工作，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切实做好鼓励企业走出去的引导机制，针对不同行业企业，实行差异化引导，为其找寻合适发展空间提供合理政策支持，做企业发展的坚强后盾。
[本文受科技部国际合作司中外创新对话专项研究重大课题中美两国贸易和外资政策及实践对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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