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陈秀芳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摘 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中国煤炭进口依赖性逐渐增大。澳大利亚作为中国煤炭主要的进口国，具有丰富的煤炭资源以及先进的煤炭开采技术，两国之间的煤炭产业合作具有较强的互补性。本文在综合分析中澳煤炭产业合作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了双方合作面临的障碍，由此提出了优化双方合作的推进策略，以期促进中澳煤炭产业健康良好的发展。
关键词：中澳；煤炭产业；障碍；煤炭贸易；优化策略
中澳两国在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上具有高度的互补性。在2015年6月落定的中澳自贸协定谈判，为中澳煤炭产业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根据协定内容，中澳煤炭关税自协定日开始逐步下降至零，为两国煤炭产业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随后，在2017年3月，李克强总理正式访问了澳大利亚，并与澳方达成了一系列协议，旨在推动两国经贸合作向多领域、深层次、全方位发展，进一步为中澳煤炭产业合作提供健康的政治环境。所以，在一带一路战略和自贸协定的新形势下，探讨中澳两国之间煤炭产业合作走势及前景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澳煤炭产业合作现状
（一）合作规模进一步扩大
随着中澳煤炭合作方式的演进，双方煤炭产业合作规模不断扩大。中澳双方通过合并和扩大生产等方法，加快双边煤炭产业合作步伐。2012年，兖煤澳大利亚分公司与澳大利亚格罗斯特公司合并。通过此次合并，兖煤在澳大利亚的开采范围进一步扩大，获得了澳大利亚9个生产矿区，6个勘探项目，煤炭总产能每年约为4680万吨，煤炭总资源为53亿吨。通过此次合并和开采范围的扩大，扩大了中澳煤炭产业合作规模。此外，2016年7月，兖煤澳大利亚分公司的产莫拉本煤矿二期扩产项目竣工投产，将原有年产900万吨的产能提升至1300万吨，中澳双方煤炭产业开采量进一步扩大，推动了中澳煤炭产业合作。在中澳煤炭产业开采量逐渐增加的同时，中澳煤炭贸易额也在逐渐增加。据海关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与澳大利亚煤炭进出口额为91.8亿美元，2016年双边煤炭贸易金额为118.7亿美元，同比增长29.3%。同时，据前瞻网数据显示，2016年来自澳大利亚的炼焦煤占我国炼焦煤总进口的45%，比上年增长24.5%。2017年1月份，我国进口澳大利亚炼焦煤0.28亿吨，占总比45.2%，同比增长21.4%。可见，中国对澳大利亚煤炭需求量逐渐增加，中澳双方煤炭合作规模有望进一步扩大。
（二）煤炭产业供需呈现较强的互补性
中国一直对煤炭的需求量较大，而澳大利亚具有丰富的煤炭资源，能够满足我国对煤炭进口的需求，使双边煤炭进出口贸易合作呈现出互补性。目前澳大利亚煤炭产量和出口量均居世界前列，据澳大利亚联邦产业部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6年澳大利亚煤炭总产量为5.7亿吨，出口3.9亿吨。相较而言，由于中国近年来煤炭产量持续下降，耗煤产业需求回暖，对进口煤炭的依赖性逐渐增大。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市场煤炭总需求为30亿吨左右，进口煤炭2亿吨。其中，自澳大利亚进口0.7亿吨，占中国煤炭总进口量的35%。2016年中国进口煤炭为2.56亿吨，其中0.86亿吨来自澳大利亚，占进口总量的33%。可见，在中澳目前的发展形势下，双方煤炭产业的合作将呈现出较强的互补性。
（三）煤炭产业合作方式逐渐多样化
随着中国和澳大利亚煤炭产业合作的不断推进，双边在煤炭产业的合作方式呈现出多元化态势。除了煤炭进出口贸易外，双方还采取融资、投标、收购等合作方式进行煤炭产业合作。例如，2015年6月，澳大利亚上市公司Atrum与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设备融资协议，获得中国价值1亿美元的采矿设备供应融资支持，用以开发Groundhog北高品质无烟煤项目。2015年7月，中国神华集团以12.36亿美元巨资，成功中标澳大利亚沃特马克项目，并且通过了澳大利亚政府的审批，项目建设工作已逐步展开。此外， 2017年4月，兖煤澳大利亚公司宣布，通过了澳大利亚外商投资审查委员会的审查，获准斥资24.5亿美元收购力拓公司100%的股份，收购计划将于2017年第三季完成。通过此次收购，兖煤将接管力拓澳大利亚南部的三个煤矿，并在这些矿区进行煤炭勘察、开采等生产活动。同时，此次收购，使兖州煤业澳洲公司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独立运营商，煤炭储量、产量将提升到澳大利亚第三位。
（四）煤炭产业合作领域不断拓宽
现阶段，中国与澳大利亚在煤炭产业领域的合作发展迅速，两国合作领域也在不断拓宽。中澳双方从以单纯的煤炭进出口贸易合作，逐渐扩展到煤炭开采、碳封存（CS）、节能减排等技术领域的合作。2013年，澳大利亚CarbonEnergy正式成为郑煤浩沁煤田的独家地下煤气化技术合作方，在煤层气项目上进行技术合作，双方煤炭产业合作领域不断延伸。此后，2016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利用中国碳市场推动CCUS技术机会与挑战研讨会中，中澳两国达成共识，把碳捕获与封存（CCS）和碳市场作为中澳在能源和气候变化政策方面的重要合作领域。并且，中澳双方发表声明称，将在碳封存（CS）领域开展进一步紧密合作，加大两国在煤炭产业技术领域的研究合作。此外，2017年1月24日在悉尼举行的中澳经贸合作论坛上，双方达成共识，在高效清洁能源和煤炭资源利用技术方面加强合作，为中澳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降低碳排放等领域提供强大的助推力。同时澳大利亚计划到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将比2015年水平降低26%到28%。这为中国致力于减排技术创新的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合作契机。
二、中澳煤炭产业合作面临的障碍
（一）中澳煤炭合作海运效率较低
中澳煤炭产业合作中，煤炭运输以集装箱船海运运输为主。但近年来，由于澳大利亚海运企业经营不善，导致许多海运企业破产，造成澳大利亚海运船只减少，严重影响煤炭进出口运输效率。例如，2016年12月23日，澳大利亚大南航运公司（GSS）申请破产。导致澳大利亚大南航运公司通过海运运往中国的煤炭滞留在2564TEU的Imara轮和2526TEU的Wehr Trave轮上，不仅对澳大利亚煤炭企业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也进一步导致了中国对澳大利亚煤炭进口量的减少，阻碍了两国煤炭产业的合作进程。与此同时，中国海运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也面临舱位利用率与运费收入减少及运营能力下降等局面。根据搜航网数据显示，2016年第一季度，煤炭运输企业景气指数仅为62.28点，较前一季度下降6.39点，这对中澳煤炭产业合作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受此影响，煤炭海运效率逐渐较低，给两国煤炭产业合作带来不利影响。
（二）煤炭企业存在偿债风险
近年来，全球煤炭市场形式严峻，中澳煤炭相关合作产业由于债务负担过重，出现了短期现金支持乏力的现象，使两国煤炭产业合作进程逐步放缓。据《澳华财经在线》报道，兖煤澳大利亚公司因资金营运紧张，在2016年2月9日以煤资产抵押，向中国金融机构融资9.5亿美元。但是债务融资交易受澳外资委FIRB、中国发改委、与外汇管理局等监管部门管理的限制，到2016年4月30日才能获得首批援助资金，而第二批资金在9月30日才完成支付，这就表示该企业与中国相关合作企业的合作项目将暂且搁置。从时间较长的审批过程来看，兖煤企业融资不仅影响企业内部的运营，还使中澳煤炭产业的合作进程放缓。与此同时，在中国本土经营的煤炭企业同样面临着偿债危机。据新世纪评级对川煤集团的跟踪评级报告数据显示，2015年川煤集团的债务总额为339.46亿元，较上年增长11.03%，资产负债率为87.94%，同比上升4.09%，负债经营进一步加剧。截至2016年3月，川煤资产负债率已升至88.48%。负债率的升高，加重企业资金运转的困难，导致企业以借债、偿债、再次借债、还更多债务的恶性循环运营模式，严重阻碍中澳两国煤炭产业的合作进程。
（三）中国煤炭产业采矿技术存在局限性
中国因科学研究的局限性，使本国开采技术与澳大利亚开采技术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中国采矿可分为人工开采和机械开采两种，存在土地破坏严重、采矿强度低、运输距离长等缺点。根据采矿工程数据显示，中国大冶铁矿在40年的开采过程中，共采矿8000万吨，采剥总量达3.9亿吨，因为开采挖损、塌陷、压占土地多达16815亩，土地破坏十分严重。另据神东公司数据显示，该公司平均每年以660公里速度掘进煤巷道，损失煤柱高达1000多万吨，在煤炭开采中，破坏大量的煤柱，极大的降低煤炭开采效率。而澳大利亚煤炭产业具有先进技术和高效的采矿工艺。在矿井中设置采矿远程控制中心，井下采矿和运输。并都实现智能化操作，进而缩短输运距离。同时地表一名人员便可控制3-5台铲运机，工作效率极高。根据MountIsa矿数据显示，该煤炭产业矿石开采深度约为2300米，年产量为800万吨，煤炭开采效率较高。此外，矿体结构采用空间式构造，平均尺寸约为40*40平方米，在土地集约利用基础上实现高效开采。可见，中国落后的采矿技术，在面临源紧缺和生态环境恶化的多重压力下，采矿效率不断降低，会进一步阻碍两国煤炭产业合作顺利开展。
（四）澳元波动为中国企业带来结算损失
当前，在中澳贸易中，澳元是其主要结算方式。而随着世界经济不稳定性和投机性的风险存在，澳元汇率也在持续波动，使中国煤炭贸易企业收付汇，存在结算风险。根据汇通网数据得知，2016年4月15日，澳元对美元的汇率创2015年7月以来新高，升至1澳元兑换0.7735美元。在此之后，澳元汇率不断下降，至2016年11月30日，降至1澳元兑0.7482美元。在此基础上，澳元汇率持续波动。2017年3月22日，澳元汇率再次上升为1澳元可兑0.7664美元。由此可知，澳元汇率在短短一年之内，多次波动，这对中澳煤炭企业结算带来了很大的风险性。例如，2016年4月1日，1澳元对人民币4.9547元，2017年4月12日，1澳元对5.0403人民币。那么同样用100000澳元来购买同样的产品，在这两个不同的时期，中国企业将减少8560元人民币的收入。同理，如果采用美元进行两国煤炭产业合作的中间结算方式，中国企业同样也有一定的经济损失。这种结算损失，使中国在与澳大利亚进行煤炭投资贸易合作中，存在不平等交易现象，不利于两国煤炭产业合作。
三、优化中澳双方煤炭产业合作的推进策略
自中澳自贸协定开始实施以来，在中澳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煤炭产业合作逐渐成为了双边贸易合作的重点和亮点。并且，在两国政府的鼓励下，企业投资合作的领域不断壮大，双方煤炭产业合作发展迅速。虽然两国煤炭产业合作受国家政策和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合作进程放缓，但从总体而言，中澳煤炭产业合作具有广阔发展空间。为此，在双方合力为煤炭产业合作营造良好环境的同时，提出以下几方面优化途径，进一步推进中澳煤炭产业合作进程。
第一，构建产能合作示范区，完善煤炭产业链条布局。中澳煤炭产能急剧扩张，为产能合作示范区构建提供了契机。我国应鼓励煤炭企业创建新型的运作模式，例如煤炭企业可通过建立海外工业园区、产业集聚区等产业链走出去的方式，促进产业链条由获取资源向产能输出转变，提升煤炭产业链整体布局，进而提升煤炭企业的经营效益。与企业分散式投资相比，煤炭产能合作示范区可有效规避中澳煤炭产能合作的风险，进一步完善了两国煤炭产业链条布局。同时，应积极鼓励并引导企业借助煤炭开采基地建厂，对就近丰富的煤炭资源，进行开发与深加工，延长煤炭产业的加工链条，从而实现煤炭产业链条的合理布局。
第二，设立煤炭交易专项资金，为中方煤炭企业提供金融支持。现阶段，煤炭交易企业资金短缺是中澳煤炭产业合作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中国可通过设立煤炭交易专项资金，为中方煤炭企业提供金融支持。在政府方面，相关政府部门应支持煤炭交易专项资金的建立。例如，鼓励中国进出口银行与中国财富基金会合作，建立控股公司，并向相关金融机构募集资金，用作中澳煤炭产业合作企业的投资资金。在企业方面，煤炭企业可通过与金融机构合作，以合理化的融资方式，筹集煤炭企业运营储备资金，为财务资金运营提供后备支持。
第三，完善贸易服务体系，缩减煤炭运转周期。在中澳煤炭产业合作过程中，应提前进行实地考察，选择适宜的煤炭储藏基地，作为煤炭周转服务点。该服务点的提前建设，可有效避免在煤炭流通时，因选择周转地点而增加煤炭运转周期，使商品流通时间增加。在煤炭流通过程中，煤炭企业和物流企业应根据货物运输量，选择最佳的运输路径，与合适的承运人，签订货物运输合同，约束双方交易行为，避免因单方面原因，导致煤炭周转时间过长，进而提高煤炭流通效率。并且，应增建两国港口停泊位置，完善港口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港口服务质量，提升海运效率，进而实现两国煤炭便捷化运输。
第四，建立煤炭开采技术研发中心，引入澳大利亚先进的智能开采设备。中国的煤炭开采技术和澳大利亚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在中澳煤炭产业合作中，中国应加强煤炭开采技术创新力，组建煤炭开采技术研发中心，促进中国煤炭开采技术的升级。将国际化技术标准体系，以及数据处理方法投入到研发中心，开发煤炭开采技术运行新系统。同时，在煤炭开采过程中，鼓励研发中心结合智能操作理念进行研发，加大机械化操作水平的应用，减少工人的数量，降低煤炭开采事故的发生。同时，中国可借鉴澳大利亚先进煤炭开采技术，采用环保节能新型煤炭勘探、流态化开采等先进技术，优化开采工艺和改善环境，提高我国煤炭产业的开采水平。此外，中国需要加大对高效开采较薄煤层、大型煤机、智能无轨辅助运输装备等开采设备的引入，进而提升我国煤炭开采技术水平。
第五，加大煤炭开采安全监管力度，保障开采的安全性。现阶段，中国在煤炭开采过程中，安全事故频发，对中澳两国煤炭产业合作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在煤炭开采过程中，应加大对煤炭开采安全监管力度，保障煤炭开采的安全性。一方面，应建立明确、健全的煤炭开采安全管理规章制度，要求相关开采人员严格按照要求实施，在规范操作的同时，保障其安全性。另一方面，煤炭企业应设立安全巡查小组，对煤矿进行定期巡查，避免因未及时发现开采环境中不安全因素，而造成安全事故。与此同时，巡查小组还应对开采设备进行不定期抽查，及时对有问题设备进行维修或者调换，排除安全隐患。此外，应督促煤炭企业构建良好的安全逃生通道，对开采人员进行逃生演练，预防或者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为煤炭企业开采营造安全的开采环境。
第六，推行中澳人民币计价结算，降低双方贸易合作收付汇风险。在2016年10月，人民币正式加入SDR，成为了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因此，在中澳煤炭产业合作过程中，应推行人民币计价结算，用以降低双方贸易合作收付汇风险。具体而言，中国应加强与澳大利亚的货币合作，加大澳元的互换协议规模，增加澳大利亚人民币的占比。与此同时，两国应针对煤炭产业合作，构建人民币跨境结算平台，支持双方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提高人民币在两国的使用率，增加人民币的结算比例。中澳两国还应加强双边银行与相关企业合作，建立中澳金融分支机构，以人民币作为双方煤炭产业合作主要的结算方式，为两国煤炭产业合作提供全面、便捷的金融服务。此外，中澳两国也可通过借助双方银行风险控制机制，用以降低双方煤炭产业合作的收付汇风险，进而推动双方煤炭产业合作。▲
参考文献：
[1]杨坤峰.中澳煤炭产业合作现状及前景展望[J].国际经济合作，2016（10）:87-91.
[2]赵富洋.中国澳大利亚农业合作现状与前景解析[J].世界农业，2015（4）:51-56.
[3]孙欣，刘文革，孙庆刚.澳大利亚煤矿区煤层气开发利用现状及中澳合作前景[J].中国煤层气，2006（4）:6-9.
[4]宗桦.中澳甘蔗产业中氮肥利用率（FNUE）的研究现状与比较分析[J].世界农业，2017（1）:185-193.
[5]马予良.澳大利亚的经济困境以及中澳经济发展思考[J].知识经济，2017（3）:42.
[6]张磊，屠世浩，张东升，牟宗龙，王若帆，张艳伟.中澳采矿工程本科教学体系对比与优化探索[J].煤炭高等教育，2016（3）:18-22.
[7] 王煜.煤炭企业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活动现状及问题浅析[J].港澳经济, 2015(Z2):118.
[8]杨佩桦，侯敏跃.多维视野下的中俄、中澳资源合作比较研究[J].俄罗斯研究，2015，194（4）：133- 171. |
|
发表于 2018-7-15 12:3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