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摘要]随着抗战史的深入，沦陷区的研究日益受到史学界的关注，但也有一些没有充分地展开讨论。这一时期，江浙沦陷区的蚕丝业受到了致命的创伤。日本不仅对蚕丝业进行无情地摧毁和破坏，而且还建立了蚕丝统制机构“华中公司”，对沦陷区蚕丝业的蚕种、蚕茧、生丝全面实行统制。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江浙的家庭制丝业在困境中奋力抗争，于1938－1941年之间为江浙蚕丝业的继续生存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关键词]抗日战争；华中公司；家庭制丝业
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太湖流域一带，气候温和，土质肥沃，栽桑养蚕，最为适宜，自古以来就是丝茶之府，鱼米之乡。在蚕丝业中，江浙两省的地位，几乎占着全国蚕茧总产量和生丝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有人曾赞美中国的蚕丝，认为它是“最纤细、最匀称、最坚韧，也是最光亮的纤维”。然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开始成为生丝的生产国和主要输出国，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日本的蚕丝业尚处于形成阶段，但是日本很注意国际市场的需要，在蚕丝生产的标准化和机械化上下功夫，使得机械缫丝业很快。中国丝绸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开始受到日本的威胁。到1905年，日本的蚕丝出口总数已与中国的蚕丝出口总额差不多。1909年，日本已经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生丝输出国。1913年，日本出口的蚕丝数量，相当于同一时期中国蚕丝出口数量的两倍。1915年，在世界蚕丝总产量中，日本占50.7％，而中国仅占三分之一左。[1]日本在世界生丝市场上已成为中国的劲敌。
一 华中公司对江浙蚕丝业的掠夺和统制
1937年秋，抗日战争爆发，日本获得了一次对中国蚕丝业落井下石的机会，使中国的蚕丝业受到了致命的创伤。受害最大的是上海丝厂，几乎被战火摧残殆尽。随着战火的迅速蔓延，不久就危及中国制丝中心的太湖流域。这样一来，极其繁盛的江浙丝厂，或破坏，或烧毁，或倒闭，结果完全停止生产了。“江苏蚕区战时被侵占之八年内，丝产损失总额为208，000公担；浙江蚕区丝产损失总额为424，000公担。”[2]曾因蚕丝而富庶起来的江浙地区也因蚕丝而败落下去。
日本削弱中国国力的经济战略不是一味破坏，而是企图在削弱中国的同时使自己获益，这就是日本经济力量运用的双刃剑。日本把削弱中国和掠夺中国合为一体。最初是尽量破坏，后来改变了方针，以日华“携手合作”为诱饵，建立统制机构，对我国的蚕丝进行掠夺。这样，既可攫取江浙的蚕丝业资源，又可打击中国的蚕丝业，使之无法与日本蚕丝业竞争。1938年4月，日本有关机构策划筹设“中支蚕丝组合”，这一组合的目的是“为谋日华蚕丝业之调整起见，至华中蚕丝业恒久经营组织确立为止，经营华中蚕丝业”（中支蚕丝组合规约第二条），从而“华中蚕丝业恒久经营组织确立后，即将事业交其接管而自行解散”（第十六条），作为掠夺江浙一带丝业的应急机构。它企图经营和统制整个蚕丝业，包括“一、蚕茧及其他蚕丝类的买卖处理，二、丝厂的经营，三、蚕种的制造及配给”（第五条）[3]1938年夏，春蚕登场时，日方又勾结汉奸，以华商合作名义，在无锡成立“惠民公司”，以廉价收购太湖地区的蚕茧。1938年8月，日本与伪维新政府实业部部长王子惠勾结，在上海成立“华中蚕丝株式会社”，中文名称是“华中蚕丝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中公司”，继承了中支蚕丝组合的一切事业，并将 “惠民公司”并入其中。 “华中公司”资本总额为一千万元，八百万元的现金出资由日方承担，二百万元的实物出资由伪方出资，包括工厂、机械器具及其他设备等。“华中公司”虽然是以中日合办为前提，但事实上，则由日本人经营。该公司有两个系统组成，一为“华中蚕丝总店”，在店本部除设秘书及检查两处主任外，并设总务、经理、原料、工务、调查、研究等课室；另一为支店、出张所及蚕桑场，计有苏州、无锡、杭州、南京等支店。1938年9月29日指使维新政府公布《实业部管理丝茧事业临时办法》，赋予华中蚕丝株式会社蚕种制造业、茧行业、机器缫丝业的独占权。这样，江浙两省的制种场，可以说无一幸免于难，悉数为华中蚕丝公司掠夺。华中蚕丝公司还通过控制茧行，与行主订立包烘高收契约，掠夺蚕茧，蚕茧价格则由日伪的茧价评议委员会拟定。日伪收购蚕茧时，可以任意压价，这样一来，沦陷区的蚕丝业完全处于日本的严密统制下，直至1943年11月，由于外销断绝和日本在军事上屡遭打击，蚕丝生产急剧萎缩，华中蚕丝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宣布解散为止。
二 江浙家庭制丝业的抗争
这种行径，遭到中国人的抵制，不少工厂拒绝与“华中蚕丝公司”进行“合作”，有的迁避上海英法租界，有的被迫停产。大量缫丝工人不甘过牛马生活，转移到从事家庭手工缫丝。从而，“战前从事斯业的职工的百分之七十，和应由斯业消化的蚕茧的百分之七十，都无人需要，处在低廉状态下，……其结果，当然也闲置着几乎同样多的制丝设备，对利润很敏感的小资本家和小商人们，当然就利用这些条件从事经营起家庭制丝社来。”[4]另一方面，欧洲战争爆发后，军事用丝量猛增。早在1938年上半年，德国即大购华丝，每担生丝价格从1000多元，连连上涨，最高时达6000元左右。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养蚕农户拒绝卖茧而自缫土丝的日益增多；家庭制丝社也开始产生。到 “1940年，仅湖州 、嘉兴 、海宁、 德清、 崇德、 嘉善等县就有四十多家农村家庭手工缫丝工场。” [5]（见表1）苏南一带家庭制丝业也迅速发展，如无锡一县，一时达三百家之多。
表1： 江苏浙江家庭制丝社场数和釜数统计（1940年）
地 区|工 场 数|釜 数
江苏省无锡|330|5，053
常州|1|60
江阴|4|68
其他|3| 104
计|338| 5，285
浙江省已调查|21|1，114
未调查（估计数）|20|1，400
计|41|2，514
合 计|379|7，799
资料来源：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史资料》）第四卷, 中华书局1962年,第83页。
由上表可以看出大多数的家庭制丝业都集中在无锡地区，而浙江省只不过占了总数的三分之一。这里的原因是和这两处养蚕地带的条件和经济条件紧密相关的。对外贸易的刺激促使新兴养蚕业的地区的生产最迅速地发展，而在比较发达的传统养蚕业地区，受对外贸易的相对较弱。一些新兴的养蚕业地区对技术改革的反应更为灵敏。
浙江虽盛产蚕茧，但是这一带的养蚕本来就是以缫丝为目的的，当地民间缫制土丝的历史悠久。土法制丝主要是农民家庭手工生产，大都采用木制的脚踏缫丝车，结构简单，加热的灶，有用竹为筋涂以粘土的泥灶，砖砌成的砖灶和利用缸改制成的缸灶等。灶上置普通铁锅，配以脚踏转动的木制丝框。这是产土丝地区的农民常用的三绪土丝车。
法国于1828年发明利用蒸汽为动力的缫丝车，意大利对这种缫丝车进行了改进，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大为提高。但当时，我国缫丝业还停留在手工缫丝阶段，所产土丝质量逊于厂丝，因此到了清朝后期，土丝的出口价格和销路日渐不如厂丝，浙江制丝业走上了改良土丝的道路，即将旧式缫丝车加以改良，甚至把分散于农家的土丝车适当加以集中，以工场的形式来进行缫丝，这就是手工缫丝工场的出现。但由于浙江民间缫制土丝的历史悠久，农民不肯轻易放弃，致使手工缫丝工场发展缓慢，开办机械丝厂反而迟于上海、江苏等地。甚至在上海机械缫丝厂已经建立的20世纪20年代，浙江蚕丝的大多数仍然是在家内缫制的。大约在1926年，浙江的土丝用茧为900000担，厂丝用茧240000担，厂丝用茧所占百分比为21.1％。[6]因此，在缫丝厂遭到日军严重摧毁的情况下，蚕农开始转向他们熟悉的土法制丝，是很的选择。
无锡养蚕业的真正发展出现在20世纪，那时它成了机器缫丝厂用茧的主要产销中心。同样在1926年，江苏的土丝用茧45500担，厂丝用茧则为499500担，厂丝用茧所占百分比为91.7％。[7]“无锡一带的养蚕业与杭州、湖州、盛泽、震泽等地的养蚕业不同，没有他们那样悠久的历史，而是在上海制丝业兴起以后，作为其原料蚕茧供给地发达起来地。因此，与那些地方相反，那些地方本来就是把生产蚕茧作为生丝生产过程的一部分，为制丝而养蚕，无锡则本来是以生产蚕茧为其最终目的的。从而，尽管这一地带产生了过剩的蚕茧，也很难转向土法制丝。换言之，在这一地带，蚕茧对于农民完全是商品，丝的生产与茧的生产本来就是分工的。”[8]现在，由于上海丝厂和茧商在战乱漩涡中不能收购蚕茧，加之蚕区普遍处在炮火之下，治安极其恶劣，农民要想卖掉自己的蚕茧是非常困难的。在这两难情境中，无锡一带的农民只能运用残存的缫丝设备，转而组织家庭手工制丝工场。这就是家庭制丝社集中于无锡一带的原因。
在日伪的魔爪下挣扎生成的江浙家庭制丝业，其处境和条件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一切因陋就简，将住房稍微改装一下，便变作工场。燃料用砻糠，煮茧用老虎灶，夫妻儿媳，全体动员，真所谓名副其实的家庭化丝厂。” [9]按照1939年维新政府公布的《实业部管理手工制丝业暂行办法》中规定：“凡小型制丝工场之设备，应以旧式木车为主，惟关于增加生产及改良出品，得采用机械。但每一工场设备，不得超过二十釜”。[10] 因为家庭制丝社的设备拥有五十釜以上，其产品可以与一般机制生丝毫无区别地进行交易，但在二十釜以下设备简陋的那些手工制丝场，规模小，就不可能生产上等细丝，其品质大都与土丝毫无区别，也不可能讲求生产效率，这一点对处于幼小阶段的家庭制丝社来说是极其不利的。江浙的手工制丝场便始终不能与日本经营的大丝厂竞争，这是其一；日本之所以允许二十釜以下的手工缫丝工场存在，是因为华中公司丝厂恢复得很少很慢，从而造成了蚕茧过剩，那么，家庭制丝社大量出现于养蚕地带，把过剩蚕茧吸收掉消费掉，这比蚕茧流进租界丝厂，其破坏统制的危险性就小的多，这是其二。当然，任何想法都是和日本的 “以战养战”政策所相符合的，那就是考虑其在中国占领区的复兴问题。
虽然规定每一工场设备不得超过二十釜，也规定“独资或二人以上合资经营小型制丝工场，不得同时经营两个以上之小型工场，亦不得与其他同业合作，或用厂屋及设备。”[11]但是事实上，在敌伪控制薄弱的地方一百釜以上的丝厂也是存在的，他们在名义上分割为不满二十釜的几个丝厂去登记，其实私下里，这几个丝厂共同使用着一所房子，动力装置也是共同使用着。但以上情况毕竟是少数，大部分的家庭制丝社不仅规模小，其条件也与机器缫丝厂无法比拟。“其工场，多狭窄挤轧，污秽不洁。刮毛选茧，缫丝摇经，并集一处。被毁工厂之残余机器，以及无锡铁工厂所造之新机，意大利式，日本式，铁制，混杂拼合，杂乱异常。甚至通热气之水管，发生小孔有喷水泄气者。女工自十六七岁小姑娘至六十岁以上的老婆婆，皆有之。盆工（即煮茧釜中理茧丝头绪者）有九岁之幼女加入者，十岁之男童亦有之。”[12]而其生产设备极其陈旧，煮茧也相当原始，如使用老虎灶和煮茧锅就是在木箱里蒙上铅铁板，以盛热水，放茧进去，用扁常的木棒敲打，或者把茧装在铁丝筐里去煮。（见表2、3）
表2江浙家庭制丝社生产规模情况
无锡县釜数|工场数|江苏省（无锡除外）釜数|工场数|浙江省釜数|工场数
10釜以下|27|10釜以下|1|10釜以下|2
11—20|38|11—20|4|11—20|6
21—30|13|21—30|0|21—30|0
30—50|12|30—50|2|30—50|5
51—100|8|51—100|1|51—100|6
101釜以上|1|101釜以上|0|101釜以上|2
小计|99|小计|8|小计|21
资料来源：彭泽益编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四卷 , 中华书局1962年版, 第87页。
表3江浙家庭制丝社煮茧设备情况
地 名|使用老虎灶（煮茧灶）者|使用煮茧锅者|使用煮茧机者|情况不明者
江苏省无锡|15|78|5|2
其他地方|0|3|2|3
计|15|81|7|5
浙江省|0|11|4|5
合 计|15|92|11|10
资料来源：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四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88页。
在敌伪，华中公司为了削弱我国丝业与日本丝业间的竞争，不惜摧残压迫，使江浙地区的家庭小丝厂处处受限制。而且这些家庭小丝厂如此的规模和设备，即使采用机械缫丝，它对于产丝量的增加部分而言，仍旧是属于土丝而不属于机器丝，这对华中蚕丝公司来说是正中下怀，既可以借家庭制丝社阻止租界丝厂的发展，又可以降低中国的生丝出口质量，真可谓一箭双雕。
江浙地区的家庭制丝社，是走投无路的蚕农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由一家一户或者几家稍稍联合而发展起来的，它的资本额和正规的大型机器缫丝厂相比是微乎其微的。从华中蚕丝株式会社的调查报告中我们就可窥见一斑：“1941年无锡地方的家庭制丝厂，调查过的95个厂，按资本额分类，资本在3000元以下的占45％，3000元到5000元的有22个厂，占23％，资本在5000元至10000元的仅15个厂，占16％，资本在10000元以下的占84％，10000元以上的15个厂，其总资本只占全体的46.7％。无锡家庭制丝厂的平均资本不到6300元。”[13]（见表4）
表4 无锡家庭丝厂资本额调查表（1941年）
资本额分类（元）|工场数（家） | 百分比％ |合计资本额（元） | 百分比％
1000以下|12| 12.5| 10，800| 1.8
1000以上至3000|31| 32.6| 74，500 | 12.5
3000以上至5000|22| 23.2 | 105，450| 17.7
5000以上至10000|15| 15.8| 127，000| 21.3
10000以上至20000|14| 14.8| 239，000| 40.0
20000以上至50000|1| 1.0| 40，000| 6.7
合 计| 95| 100| 590，750| 100
资料来源：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四卷 ，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86页。
这样的资本情况，其本身的发展就已经很成问题，更何况华中公司在原料茧的来源和生丝的出售方面提出许多限制。在蚕种统制方面，规定华中方面的蚕种，均归华中蚕丝公司统制配给，蚕种的生产、配给的数量及价格，也由该公司制定。于是，“华中公司”获得了“江苏省二、一六三、~~~张制造能力的九十五个蚕种制造场，浙江省一、二一二、~~~张制造能力的三十四个蚕种制造场，即共计三、三七六、~~~制造能力的一二九个蚕种制造场的经营许可”。[14]在蚕茧的统制方面，规定华中方面所产出之茧，经“维新政府”实业部茧价评定委员会公定价格后，统归华中公司收买，以资统制价格及配给；因治安及地方状态，而华中公司实地收买之区域，当委托特约者代为收买。[15]江浙两省沦陷区内三百多个茧行，都被置于华中蚕丝公司控制之下。他们以极低的价格收茧，对蚕农进行掠夺，如“1941年秋茧收购价格，每担伪币八十元，仅及1936年的五分之一。同时，对蚕农售茧只付三分之一的现款，其余出给票据，票据规定要等到将茧缫成生丝出售时才可兑现，在物价暴涨的情况下，蚕农持到期票证兑现，几乎是一束废纸了。”[16]如此这样，华中蚕丝株式会社就拥有独占的不准别人染指的茧行利用权，或阻止统制圈外的丝厂成立，或将它收到自己的系统之内。蚕茧的启运则凭日军特务机关所发的“搬运许可证”，更可恶的是，华中公司还定出了不付现款的毒辣办法，就是茧子已经运送到城中，而茧款还分欠在各农户身上，农民卖出了茧子，所拿到的只是一张“联票”，而且往往无法兑现。这样，切断蚕茧的来源，使租界丝厂无法存在。在生丝统制方面，规定所有机制丝业，均归华中公司统制经营及一手贩卖，但家庭缫丝工场，指定其适当数量配给茧料，其产出之丝由华中公司贩卖，严格禁止生丝自由运销：“家庭缫成之丝，亦需经敌伪之手，方可运至上海。每丝一担，并须预纳税捐，另加运费，俟到沪后，即抑价迫售与敌商丝厂。”[17]切断他们与其他外国出口商的关系。这样一来，许多家庭制丝社纷纷面临困境，因为他们资本小，要获利，全靠周转得快,而且战争时期，治安又差，堆积大量的丝就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无奈之下只能低价出售给日伪丝厂。
家庭制丝社在这样多方面的压迫下，虽然力图冲破困境，“化整为零”地分别奋斗，然而最终还是难以抵抗现实的压力。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生丝在美国的销路随即断绝，茧价过渡低落。而日本在中国沦陷区内加紧搜刮粮食，粮荒一天天严重，与其他各种物价比较，粮食价格腾涨的很快，大米价格，1941年时每担279元，1944年涨至7300元。这样，与其生产较贱的蚕茧，靠养蚕收入来购买粮食，还不如减少养蚕而专心致力于直接的粮食生产。况且，当时燃料亦极其紧张，于是太湖地区农民纷纷连根挖除桑树，以充燃料，把桑园改种粮食。于是，江浙两省的桑园面积，1940年为2，005，595亩，到1942年仅1，403，917亩，两年之内减少了将近百分之三十。同样的，这一地区的产茧数量也从1940的768，365担减少到了411，500担。[18]江浙两省蚕茧生产的萎缩，使上海租界丝厂于1941年年末由于原料来源困难而完全停工了，而 1938年末产生，1939年后达于全盛的江浙家庭制丝业，由于丝业的不景气和统制的加强，到1941后开始衰落了。
蚕丝业一直以来就是江浙地区的经济命脉和出口贸易的支柱，然而，日本侵华战争无情的炮火将它摧毁了。战前的缫丝厂，倒的倒，毁的毁，战后代之而起的家庭制丝社，由于处处受欺压，苦撑了三年，在战争厮杀地最疯狂的时候，终于跨了，倒下了！
然而即使是这样，家庭制丝业在这样一个特殊环境中所起的作用却不容忽视。它的存在，不仅对华中公司的蚕丝垄断造成了很大的障碍，而且使一大批蚕农和缫丝工人有了一个继续谋生的机会，使江浙的蚕丝业得以一息尚存。 |
|
发表于 2018-7-14 18:4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