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论明清经济演进的内向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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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资本主义从16世纪起即开始了其全球化的历程。16世纪上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轫阶段。这一时期正值的时清，与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不同，中国经济出现了内向化演进的趋势。正是这两种不同的运动态势，导致了中外经济迥然不同的结果。
　　西方通过世界市场不断进行扩张，中国传统消极保守的“绝缘化”政策导致落后，由中心逐渐边缘化。从唐的强盛开放、两宋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到明清的几度禁海闭关，市场渐被遏制，经济活力沉寂下来，趋向落后。明代至清中期的14-18世纪，中国处于“中心”向“亚边缘”的过渡期，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中国由“亚边缘”沉沦为“边缘”地带。近代中国由于列强的经济侵略和被迫开放使中国的边缘地位更为明确。
　　 一、明清经济内向化演进的形成
　　14世纪叶叶的元末农民战争和国内兼并战争使中国的社会经济遭受了巨大破坏。经过明初的休养生息，明清经济沿着中国封建经济的“轨迹”惯性发展，并一度出现了明万历年间和清乾隆年间的盛世奢华景象。
　　14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500年间，中国传统社会的农业、手和商业的惯性发展是传统社会生产发展的常态，但它与明清时期其它两个因素——消极防守的对外政策和人口增长相互结合、制约、互动时，这种经济形态得到强化并渐形塑成了中国经济内向化演进的模式。

　　这种内向化演进是与同时期的西欧海外扩张的外向化发展相对而言，内向化演进不是不发展，而是发展的方式和发展的方向。其内涵为：发展形式以渐进积累，数量缓慢增长为主，发展方向以内敛形式为主。政府和社会不注重甚至限制、拒绝向外开放，对外经济关系在整个社会经济运作中不占重要地位，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扩张采取退守防御的政策。对内抑制市场关系的发展，漠视甚至反对经济创新，生产力发展以内部积累的形式缓慢变动，国内外市场难以扩大，资源配置呆滞，生产社会化进程难以起步，市场经济萌芽生长困难。
　　明清时期内向化演进模式的形成及其经济停滞状态有如下一些表现：
　　首先，明清时的经济发展、市场的扩大主要是人口压力下的一种经济变动，而不是生产力水平提高基础上的发展。其一，在经济总量增加的同时，由于人口的增长超过经济发展速度，导致人均经济量值的停滞和下降。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社会人口增长异常时期。秦汉时期中国人口5000万左右，到宋元仍在五六千万，最多达到7000万。明清时这种人口增长几乎停滞不前的状况发生了变化，明初人口为5677万，明最多时达1.5亿（注：根据何炳棣《中国人口1368-1953》，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章估计。）。清初人口下降，康熙五十年的“新生人丁永不加赋”和雍正年间的“摊丁入亩”的政策，使乾隆时期及以后中国人口急剧膨胀。到清道光13年人口达39894万（注：参阅染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页。），已近4亿。人口的增长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制约作用，农业生产人均土地面积减少，人均农业生产率倒退，人均所占粮食数下降。宋代每一农业劳动力耕30亩，年产约合2860市斤；明代每一农业劳动力年产粮食2190市斤；清代光绪年间平均每户十二三亩，每一劳动力年产粮食约合2000市斤（注：参阅曹贯一著《中国农业经济史》，中国社会出版社1985年版，第620、852页。由于清粮食生产总数缺乏，光绪每一农业劳动力的粮食亩产为专家估计数。）。清亩产比宋提高了1倍左右，但由于人均土地减少，农业人均生产率反而下降。全国人均所占粮食的数量也在下降（注：关于中国历代人均产品粮占有情况，一般认为唐朝人均占有665市斤为高峰，以后呈下降趋势（参见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保守的估计以明代中叶为高峰，以后下落（参见郑正、王兴平《古代中国人寿命与人均粮食占有量》，《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其二，明清时期手工业和商业人口的增加是人口压力下的一种人力资源配置的微调。明清徽人多经商，缘在于“地少人稠”，“往者户少，地足食，读书力田，无出商贾者，……国朝（清朝）生齿日盛，始学远游，……为商为贾，所在有之”（注：张海鹏、王廷元等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53页。）。明清江南市镇研究专家刘石吉认为：“明清以来，松江府为中心的临近地区形成了一个棉纺织的专业地带。造成此种棉纺织充分扩展的因素实是上举棉花的普遍种植以及此一地区人口压力之增大；此外剩余劳力的充分利用及气候的潮湿、地形的高亢，都是江南棉作与棉织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在专业手工业地区，大部分手工业者并不脱离农耕，没有形成独立的工业部门，社会的产业结构没有重大的改变。其三，商品市场的扩大，一重要因素是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在土地资源日益稀缺的情况下，非农业人口增加的比重较高，对消费市场的扩大有直接的拉动作用。宋代的“苏湖熟，天下足”，到明清时变为“湖广熟，天下足”。17世纪后人口稠密的江南地区在发展棉织业的同时成为缺粮区，18世纪苏州成为全国性的粮米贸易中心；全国的粮食、棉花、棉布流通量由此增加。

　　第二，工农业生产力水平长期没有突破性发展。明清时期江南农业精耕细作，亩产达四五百斤；亩产的提高主要在于亩均劳动量投入的增加。由于地少人多，其生产规模不仅没有扩大反而缩小，小生产的模式日趋强化。手工业在技术分工等方面有所进化，但生产动力、生产机械与宋元比较没有大的改进。明清时的“熟货”丝织品，虽然精美，但制作速度则慢于“生货”。明清时棉纺织手工业虽有一定的发展，但从元末黄道婆把棉纺织技术引入江南至清道光年的500年来，其生产技术、生产形式无大的变革，始终以家庭小生产为基本业态，没有发展成手工工场形式。生产技术惯性渐进是以日积月累的经验为基础的技术进步，往往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换取些许的技术变革。社会对节约劳动力的技术革新缺乏需求拉动。代表社会最高工艺水平的制造品生产也仅是供予宫廷消费，而非满足市场需求。鸦片战争前的农业、手工业的生产技术的变化仍然沿着这一惯性徐徐运动。科学技术被漠视，中外技术交流无法展开，生产技术总体上凝固化，工农业基本工具历千年而不变。
　　第三，人均社会剩余下降（注：王家范、谢天佑研究、估算显示中国封建社会自耕农家庭剩余自汉代以后呈递减之势，至明清已为负数（参见王家范、谢天佑《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经济结构试析》，《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3辑）。此估算虽为自耕农家庭的收支情况，但明清时期生产力水平停滞不前，人口积增，人均剩余随之不断减少则是毋庸置疑的。），社会人均有效需求萎缩，商品市场关系难以向深层扩展。在小生产模式中，社会必要产品比重始终居高不下，商品市场的扩大十分有限，没有根本性的突破，更难以深化。基本生活资料，如粮食、棉布等在广大农村主要自给自足，小生产的家庭耕织并没有分离。必要消费品流通的扩大主要以传统城市的非农业人口自然增长为空间，商品化进程缓慢。明末清初徽商经营木材、茶叶、典当、盐等，走南闯北十分活跃，其富可敌国。但传统商业经营的商品非主要生活用品，更少生产资料，所谓“其货纤靡，其人善贾”，这种商品流通、市场交换仅是自然经济的调节和补充；其运作能量和运作方式不具备市场经济的内在张力。  
　　第四，在对外经济关系上，明清政府采取消极的外贸政策，或闭关，或立行商制度，或限额出口等，导致对外经济交往无法顺利展开。明代从洪武年间到嘉靖年间200年主要实行海禁，隆庆、万历以后部分开禁，从隆庆年(1567)到明亡(1641)才74年。海禁时间是开禁的3倍。清代前期196年，39年闭关，157年基本开放，其中1757-1840年间84年实行广州一口通商的“半闭关”政策。明朝中叶后，因“倭寇”侵扰，常行海禁，商贾裹足，东南沿海市镇趋向衰落。清初由于东南沿海地区反清势力的存在和害怕汉人与外人结合造反，统治者厉行海禁，宣布汉人出海为“自弃王化”，一律杀头。同时严禁外商和洋货入进。1683年收复后曾一度开禁，康熙五十六年又重新禁海，乾隆二十二年闭关浙闽等各口，仅准广州一口通商，并制定了一套核板的行商制度，以限制贸易。1723年，雍正帝下令驱逐西方传教士，连中西方通过传教士的宫廷化的文化交流也中断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明清时期，中国外贸主要有官方朝贡贸易、公行贸易和“非法”的私人贸易，而这两类都不是正常的对外贸易。乾隆皇帝有一名言：“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就是对这一国策的最明白的诠释。自由贸易成为“于定例之外多有陈乞”的非份之想。明清时期的对外经济政策不仅不能与同时代的西欧相比，与唐宋相比，其外贸的比重和对外开放度均不及，出现了明显的倒退。

　　第五，重农抑商经济政策扼制市场关系和产权制度的进步。在经营商业是“末富”政策环境中，商人的正常经济活动常要受到政府的“超经济强制”的干预，商业活动的最大的风险不是来自市场，而是官府“留难”。商人的地位低下，私人财产得不到保护。明清时期在赋税、人身关系上对工商业者有所解禁和宽松，但保障私有财产、维护个人收益方面并无制度创新，市场关系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仍被看作是对“农本”的侵蚀。在15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下半叶英、法等西方国家积极推行“重商主义”和海外扩张政策，大力促进经济市场化的时候，中国明清两代则在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将经济进化阻隔于市场运作之外。
　　在人口压力下，明清社会出现了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同时发展的现象。两者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商品经济的发展以自然经济的发展为基础，“不完全”的自然经济的扩展以商品经济的扩大为条件。两者在发展的空间上存在着一致性。这两种方向背离的经济运动的同时发展，使明清经济处于矛盾而停滞的状态中。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自然经济有销蚀作用，同时也增强了自然经济的坚韧性和抵抗力。两者同时发展并没有改变自然经济的支配地位，自然经济对传统经济的发展仍然具有强大的制约力。这种经济结构和经济运作方式导致明清经济的“回归—循环”式发展模式，最终决定了明清时期有限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  
　　 二、明清经济内向化演进的原因
　　明清经济的内向化演进模式的形成，既有渊源和又有明清现实问题的制约，而其深层是中国封建社会运动机制的因素。
　　中国内向化演进倾向形成有两个历史渊源。一个是周边民族对中原社会的冲击。这种内向化发展的模式是经过历史的多次动荡演化而来的。翻开历史可以看到，在中国的周边历代有不少游牧民族或侵扰边疆或入主中原。秦汉有匈奴侵掠北方；魏晋南北朝有羯、鲜卑、巴、羌、氐等少数民族流迁内地；两宋有辽金割据北国；元朝有蒙军纵横江南。这些周边民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其力量与文明的分离；他们虽有强大的武力，但其文明发展均落后于中原汉族。这些周边游牧民族侵入中原后又为中原文化所征服和改造，但他们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往往使中原经济遭到破坏，甚至导致社会倒退。中原的封建统治者和社会民众都对周边其他民族抱有既鄙视又恐惧的认知定势。另一个是华夏中心论的文化价值观和世界观。“汉官威仪，万邦来朝”渐成为一种传统；社会的价值取向一旦凝结成文化是很难改变的。明清时期这种华夏中心论进一步泛化。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来华，在觐见清帝时拒绝向乾隆帝三跪九叩，其不辞万里来华的使命归于失败。一个自喻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一个向为天下唯一文明的国度。这两者也许会相待如仪，但不可能诚心交往。清朝的统治者不仅拒绝开放外贸，而且抵制一切外来。外使苦心挑选的代表西方科技的礼品，在清廷主人看来仅是奇异的宫廷新玩物。  
　　明清时期的现实问题即是明清社会的“外患内忧”。
　　明清时期中国社会，除了周边民族的骚扰外，又增加了海外异族的威胁。明朝先是有海商与倭寇混杂侵袭东南沿海，后是葡萄牙、荷兰人来犯。倭寇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危害尤为严重。明中叶政府一方面进行军事围剿，另一方面下令海禁。清初，满清统治者为镇压东南沿海地区的反清势力，割断沿海人民与台湾郑成功的联系，厉行海禁。17-18世纪西方商人特别是英商与华贸易频率增加，使臣也多次叩门。清廷对那些“恃强桀骜”的欧洲人心存戒意。清前期、中期长期实行的行商制度一方面限制外商，另一方面切断了外人与中国民间直接交往。
　　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的另一个现实问题就是人口的迅速增长而产生的政治、经济压力。随着人口大幅度增加，资源与人口的矛盾日益突出，社会控制变得十分脆弱，难以承受新的外来冲击，统治者的对外政策越来越倾向保持。同时为了稳定农业，保证人口繁衍增长后的粮食供给，消弭大规模流民、乱民出现引起的社会动荡，进一步推行“抑商”政策，以遏制商业对“农本”的侵蚀。
　　明清中国社会，商品流通、市场活动的经济价值与其政治、社会价值并不一致。商品流通的扩大有利于市场的扩大和生产的扩大，但它的政治、社会价值在统治集团和社会精英士大夫阶层看来却是负面的。14-18世纪中国进出口的长期顺差，白银大量流入，货币商品关系发展，封建伦理日益消蚀，“礼崩乐坏”，“世风日下”动摇和侵蛀着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统治秩序。这一点明清社会与中世纪后期的西欧诸国的情况很不一样。欧洲君主的敛财政策和雇佣军制度使工商业发展的经济价值与其政治价值趋于一致。这是这一时期中西方统治者对商品经济不同态度的根本原因。如果说国内商业还有必不可少的社会需要，那么对海外贸易的态度则更能反映中国统治者的取向。  
　　15-18世纪，尽管有海外异族的侵扰，但这些海盗式的侵扰并不构成真正的威胁。明清时的中国与中世纪晚期的欧洲不同。中国相对周边国家强大和先进，外部压力远比内部压力小。明清时期中国政府主要关注的是国内农业经济和农民社会的稳定。而欧洲，特别是西欧各国彼此边界相连，国家间的竞争压力很大，各国因注重军事实力而注重商贸、制造业等经济发展以便获得税赋收入，强化军力。欧洲各国政府在经济发展、科技发展、外贸发展等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远大于中国——这个以神州自居而睥睨天下的国家。乾隆御制诗有“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之句（注：《乾隆御制诗》第5集，卷26，丁未2《上元灯词》。）。明清统治者既傲视外人，又对外夷心怀怯意，正是这种吊诡思维使他们在对外经济关系上轻易地采取封闭或限制的政策。
　　对世界变化的无知、世界竞争忧患意识的缺乏是与此相关的又一重要因素。由于距离和偏见，中国的上层和士大夫阶层在18世纪前对世界的变化毫无认识，手捧长长编年史陶然自得，封闭了一切向外国的思想。劳民糜财的郑和下西洋被人责为“弊政”，固有一定的道理，而成化年间明廷销毁了郑和所有的航海资料，则匪夷所思。16世纪以后有些西方人写的介绍中西国情民俗的著述传入东土，中原官绅阅之为“海天奇谈”，直至19世纪初叶一些介绍西方的著述，仍被大多数士大夫认为是“化外蛮风”，不足一论。认知空间的扩大没有引起价值层面的观念改变。没有真正的比较，便认识不到差距，对世界变化、世界格局的无知，必然导致盲目自大，故步自封；而越故步自封则越漠视与外交流。这种主流社会认识上的偏差成为明清时期闭关锁国极重要的社会意识方面的原因。  
　　进一步认识明清经济内向化演进的由来，还必须深层次地唐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走向和特质。中国封建社会直至唐宋时期，其对外开放、商品经济和文化科技的水平在世界上都是处于领先地位。唐代中国有人文精神，宋代有科学精神。李约瑟认为5-13世纪中国有世界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科技发展，中国宋代最具文明高度。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科技昌明、发明创造最多的朝代；同时也是商品经济最发达的朝代之一。那么为何宋以后，科学技术没有在生产领域里发展起来，商品经济没有向着生产社会化的方向发展呢？
　　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和科技发展的看，传统社会生产力革命性的突破只能发生在第二产业——制造业。制造业的发展，（手）工业品市场的扩大对科学技术会产生强大的需求拉动，另一方面社会对科学技术的尊重和鼓励也会刺激科技的发展。前者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利益驱动，是科学技术进步基本的物质动力，后者是科学技术活动的社会评判、社会价值取向的因素，是科学技术发展重要的精神因素。在中国，特别是宋代以后这两种动力都十分微弱。首先市场对科学技术的需求很不足。传统市场中最主要的市场主体和市场资本是商人和商业资本。要说明这个问题先要分析传统中国社会的商业和商业资本。宋元时期，中国的传统商业已很繁荣。明清时期由于土地的开垦和农业生产人口的增加使社会剩余总量有所增加，为商业和手工业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城市人口增加，使市场商品流通总量扩大。明清时期传统商业的规模、商人的活动范围和商业资本的积累，都大大超过了前一历史阶段。从历史资料看，明清时期的商人的数量和商路的开拓都有新的发展，长途贩运几乎遍布全国；并出现了积聚百万财富的商人和运作于流通领域的巨额商业资本。但是中国明清商业有两个致命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