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工业规模结构的“二元”分化及治理对策 ――兼论国有企业摆脱困境的有效措施

4154371

　　一、规模结构的现状及比较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１９９６年我国的全部独立核算工业，包括国有、集体、股份、外资、港澳台资工业企业，总数一共有五十万六千四百多家，其中大型企业有７０５７家，占总数的１。３％，中型企业有１６８７０家，占总数的３。３％，小型企业有４８２５１８家，占总数的９５。３％。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同其它所有制类型企业的规模结构相比较，具有明显的趋向大中型化的特征。１９９６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共有８６９８２家，仅占全国工业企业总数的１７％，其中大型企业有４９４６家，占我国全部大型工业企业总数的７０％，中型企业有１０８１７家，占我国全部中型企业总数的６４％，小型企业有７１２１９家，占我国全部小型企业总数的１４％。由此可见，国有企业的大中型企业，同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比较，具有明显的规模优势，构成了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主体，是我国实现国民化的主导力量。
  从工业产值方面进行考察，１９９６年，我国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总产值为２７２８９亿元，占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总产值的４３％，其有大型企业的总产值为１７２８２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２７。５％，占我国全部大型企业总产值的６９％，国有中型企业的总产值为５２２７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８。３％，占我国全部中型企业总产值的５４％，国有小型企业的总产值为４７７９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７。６％，占我国全部小型企业总产值的１６。７％。１９９６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所创造的增加值为８７４２亿元，占我国全部工业企业创造增加值的４８％，其中国有大型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我国全部工业增加值的３３％，占全部大型企业创造增加值的７６％，国有中型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我国全部中型企业创造增加值的５７。８％，国有小型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我国全部小型企业创造增加值的１７。６％。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重要地位，不仅体现为在我国工业产值所占的比重，而且更为明显地体现在创造的增加值方面，包括职工工资、福利、资本积累和上缴利税等，国有工业企业创造的增加值比重，明显超过其创造的产值比重，不仅体现了国有企业对全社会的巨大贡献，而且也体现了具有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相比之下，我国集体工业企业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９６年占全国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３０％和２８％，股份制经济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５。２％和％５。２％，外商企业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１９。４９％和８。５％，港澳台企业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８。５７％和７。３２％，除股份制企业的创造增加值比重，与产值比重大体持平之外，集体、外商和港澳台企业的创造的增加值比重，均明显低于其产值所占的比重。①   
  根据１９９５年全国工业普查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对不同所有制类型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进行比较分析。１９９５年，国有大型工业企业的数量，占全国大型企业的比重为７３％，三资大型企业所占比重为１１％，集体大型企业所占的比重为８。２％，其中乡镇大型企业所占比重为３。３％；国有中型工业企业的数量，占全国中型企业的比重为６６％，三资中型企业所占比重为７。８％，集体中型企业所占比重为２１％，其中乡镇中型企业所占比重为８。５％；国有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６１％和６９％，中型企业分别占２０％和１６％，小型企业分别占１８％和１４％；三资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２７％和３２％，中型企业分别占９。６％和８。７％，小型企业分别占６３％和５８％；集体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６。２和６。３％，中型企业分别占１３。６％和１２。７％，小型企业分别占８０％和８１％；乡镇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４。６％和４。８％，中型企业分别占１０。４％和９。９％，小型企业分别占８５％和８５％。从上述数据中可看出，国有企业的生产集中程度和规模经济水平，远远高于其它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体现了国有企业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集体企业的规模经济水平较低，主要因大批乡镇企业的平均生产规模较小，城镇集体企业的平均规模高于乡镇集体企业，三资企业的平均规模则介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之间。②   
  二、“二元”分化趋势及负面
  尽管我国的国有企业的大中型企业，构成了国民经济的主体和中坚力量，但是，其规模经济水平和生产集中程度，同西方工业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很大差距。英、美等国国实现工业化过程中，一般呈现企业规模大型化和生产集中化的趋势，但是，近年来，我国出现了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趋向小型化，生产集中程度趋向分散化的态势。这种趋势的形成有许多的经济原因，其中包括乡镇、私人、三资企业的迅猛增长，国有企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特别令人担忧的是，从９３年以来，随着国有企业所占的经济比重不断萎缩，工业规模结构小型化和生产分散化的趋势加剧，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均面临严重困难，其它各类企业的亏损面也呈扩大趋势，私人、乡镇、三资企业集中进入的产业，多属于所需投资较少和企业规模较小的领域，特别是生产过剩的轻纺、家电制造行业，从而加剧了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必然产生严重的社会负效应，包括企业经营困难和亏损状况不断恶化，职工下岗大幅度增长影响社会稳定，银行债权和政府税源遭受重大损失，等等。因此，对于企业的规模结构与所有制结构的变迁，及其对社会经济效益的种种影响，我们有必要深入来龙去脉以及治理对策。   
  解放前，我国的私人企业的资本积累速度很慢，难以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加速工业化进程。一五计划期间，我国利用公有制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优势，迅速建立了一大批大规模工业企业，大大提高了许多行业的生产集中程度，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八十年代，我国推行了改革搞活和结构调整政策，乡镇、个体和外资企业迅速增长，工业的规模结构开始呈现小型化趋势。我国大中型企业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从１９７１年的５１％，逐渐下降到１９８６年的４２％。有人认为上述趋势不符合西方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应该采取组建大企业集团等措施加以纠正。实际上，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上述规模结构小型化的趋势。我国的工业化过程明显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工业化早期，私人企业的特点是规模小而生产分散，经历了数百年的漫长工业化历程，企业规模和生产集中才达到很高的程度。我国通过计划经济建立了一大批大型企业，有利于利用规模经济加快工业化的进程，但是，社会资源利用过于集中于少数大企业，不利于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经济，因此，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存在某些合理性，有利于调整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八十年代，我国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趋向小型化的同时，各类企业的规模经济水平仍不断扩大，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数量也迅速增长，从１９８１至１９８７年，大中型企业的数量增长了１。９６倍，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数量增长了１。２９倍；化工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１。２６倍，机械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２。３４倍，建材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１。４６倍，纺织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１。１６倍。   
  八十年代我国工业结构规模的小型化，并未对国有企业的发展造成太大影响，无论从固定资产、销售收入或实现利税来看，国有工业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从１９８０至１９８８年间，国有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增长了１３４％，企业平均固定资产规模增长了１０２％，国有企业的销售收入增长了１７２％，企业平均销售规模增长了１３３％，国有企业创造的利税总额增长了９５％，企业创造的平均利税规模增长了６９％。八十年代，政府对乡镇、三资企业实行了优惠政策，包括“三减两免”的税收优惠和定价、投资等方面的自主权，乡镇、三资企业的竞争能力相对较强，其增长速度也明显高于国有企业，因此，许多人认为国有企业的活力不足而且效率低下，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不全面的。国有企业的基数远远超过乡镇和外资企业，因此增长速度略低于其它类型企业是的，正如中国国有企业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西方企业，人们往往将其归于基数不同而不是所有制方面的原因。８０年代，国有企业不仅产值和利税增长较快，而且亏损也保持在较低水平上，亏损额同利润额的比例长期低于１０％。１９９１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５６％，国有企业职工人均创造的利税额，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１５８％，国有企业职工人均上交利税费总额，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２２０％。由于企业承担税收负担的微小差别，就能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状况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国有企业在税负非常不平等的条件下，其销售收入和实现利润仍能大幅度增长，技术水平和全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不仅为职工提供了大量福利和社会保障，而且从未发生过职工下岗和停发工资现象，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率保持很低的水平，这说明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实际上很好，仅仅因不平等竞争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绝不应理解为活力不足和效益低下。③   
  八十年代，我国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趋势，并未对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造成很大影响，是因为尽管规模结构出现了“二元”分化，仍然较好协调了各类企业之间的关系。由于我国的经济改革采取了渐进方式，逐步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的同时，仍然保持了重大比例的计划调节，因此，国民经济始终保持了均衡的顺利发展，从未出现重大的经济比例失调现象，从宏观上保证了各类企业的良好经济效益。我国坚持了公有制企业的主体地位，政府容易协调国有、集体企业之间的关系，采取政策措施干预缓解彼此矛盾，国有、集体企业职工的分配比较平等，职工收入增长保证了旺盛的市场需求，彩电、冰箱等消费品行业虽超高速增长，８９年宏观紧缩之前从未出现过滞销。八十年代，我国还实行了“有保护的渐进式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时规定外销比例出让市场很少，８７年三资企业占工业产值的比重不到２％，适度竞争没有冲击国内的民族工业企业，反而通过示范效应激发了国有企业的活力。当然，我国整体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趋势，对国有企业的效益也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主要是乡镇中小型企业的数量增长过快，仅乡办企业就从７７年的１３万家，迅猛增长到８７年的２４万家，远远超过了国有企业数量的增长速度。乡镇企业集中进入盈利高的制造行业，导致了这些行业出现了市场过度竞争。例如，８７年以前纺织行业的经济效益很好，８６年行业资金利税率为２２％，超过了２０。４％的工业平均利税率，但是，到了１９８８年下降为１９％，略低于２０。５的工业平均资金利税率，９０年代在生产过剩和产品积压的情况下，各地仍在不断创办新的纺织企业，尽管许多中小企业利用淘汰的落后设备，仍能利用税收优惠和地方保护主义生存，最终导致了纺织行业全行业的严重亏损。   
  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工业的规模结构的变化趋势，具有更为明显的“二元”分化特征。从整体工业来看，企业的规模结构更为趋向小型化，生产集中程度更为趋向分散化。这一时期我国整体工业规模结构的变迁，同工业企业所有制结构变化有密切关系。９２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步伐大大加快，个体私营经济和外商独资获得了高速发展，迅速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１９９１年个体私营工业企业所占比重为４。８％，１９９５年迅猛增长到了１５％，外商及港澳台资工业企业的比重，也从为９１年的不足５％增长为９５年的１３。２％，国有企业所占的工业比重则从１９９１年的５６％，下降为１９９５年的３２％，集体企业所占的工业比重变化不大，仅从９１年的３３％增长为９５年的３５％。１９９５年，个体私营工业企业的数量为５６８万家，占全部工业企业数量的７８％，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数量分别占１９％和１。２％，但是，国有企业的的平均产值规模，相当于个体私营企业的１３２倍，相当于集体企业的１２倍，集体企业的平均产值规模，相当于个体私营企业的１１倍。八十年代，我国的工业企业的所有制结构的特点，是国有、集体等公有制企业占绝对优势，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的比重微不足道，从９２年以来，国有企业的工业比重迅速下降，而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则迅速上升，已占全部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一左右，个体私有企业的平均规模大大小于国有企业，从而加剧了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的小型化趋势。④   
  ９０年代，随着工业规模结构“二元”分化的加剧，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出现了大幅度下降，特别令人担忧的是，９０年代国有企业面临经营困难的性质，同８０年代相比也有了较大改变。８０年代初，由于“文革”和“洋跃进”造成的困难，国有企业的亏损面曾经高达２０％，但是，通过改革搞活和结构调整，８２年下降到了１２％，８５年下降为９％，８８年为１０％，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亏损率比较低，即亏损总额占利润总额的比重较低，８２年亏损率仅为７％，８５年为４％，８８年为８％。１９８８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为８９１亿元，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亏损额仅为８１亿元。９０年代以来，随着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的“二元”分化，以及国有企业所占工业产值比重的下降，直接导致了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下降，许多行业生产过剩和重复建设的状况加剧，对国有企业的效益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其它各类工业企业也出现了效益滑坡。１９９５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实现利润６６５亿元，比较上一年下降了１６７亿元，下降幅度达到２０％，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总额为６３９亿元，，比较上一年上升了１５７亿元，上升幅度达到３２％。１９９６，国有工业企业的实现利润总额为４１２亿元，比较上一年下降了２５３亿元，下降幅度达到３８％，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总额为７９０亿元，比较上一年增加了１５１亿元，上升幅度达到２３％，甚至出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盈不抵亏，利润与亏损相抵净亏损３７８亿元，国有工业企业的利税总额，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下降金额达到１３７亿元。当前国有企业面临的紧迫，已不是８０年代的相对活力不足，而是大规模破产的严峻生存威胁。１９９６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比较１９８８年下降了６４％，亏损总额却比８８年上升了９。７倍，亏损面比８８年上升了３５８％，亏损率比８８年上升了１２。８倍。更为令人担心的是，尽管我国采取了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包括“抓大放小”和企业改制，强调企业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但是，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的趋势，近年来尚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善，反而继续呈现不断恶化的迹象。１９９８年，在国内景气和亚洲危机的影响下，国有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进一步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１９９８年１至４月份，预算内国有工业的实现利润为负１１２亿元，比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４３３％，亏损总额为３３９亿元，比较上一年同期增加了４０％，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国有工业企业的上缴税金也首次出现下降，比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１。６％。尽管从国有企业创造的净产值率和利税率来看，国有企业的效益仍然大大高于私营、乡镇和三资企业，但是，倘若国有企业的严重亏损状况持续下去，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环境中，不可避免将面临大规模破产的生存威胁。⑤   
  为何８０年代工业规模结构的“二元”分化，没有对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造成很大影响，而９０年代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却出现大幅度滑坡呢？关键问题是“二元”结构的实质，９０年代同８０年代相比出现了较大的变化。８０年代，我国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和分散化，主要是城乡集体工业企业的迅速崛起造成的，城乡集体企业仍然属于公有制企业，能够利用公有产权的规模优势和政府扶植，同时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督和政策指导，因此，政府比较容易通过产业政策和计划调节，协调“二元”结构利益矛盾和分工关系，例如，８０年代初城市纺织工业同乡镇纺织工业，出现了争夺原材料和销售市场的矛盾，后来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和计划调节，较好协调了两者之间的分工和利益分配，保证了８０年代我国纺织工业获得良好效益。８０年代，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以经营责任制的创新为主，重新明确界定国有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重点放在调动社会各方面特别是职工的积极性，有效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企业产权改革则通过长期试点逐渐积累经验，避免因产权关系急剧变迁引起经营秩序混乱。八十年代，我国对外开放非常注意保护民族工业，引进外资大多采取合资、合作的形式，政府容易监督管理数量较少的合资企业，因此，合资企业不仅没有对民族工业造成冲击，而且还通过示范效应传播了先进技术和管理。８０年代我国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结合较好，我国工业企业的“二元”规模结构，没有影响国民经济的有比例协调发展，轻纺、冶金、机械、等行业均顺利发展，国有、集体和中外合资企业均呈现高速增长，各个社会阶层的收入和购买力也不断提高。９２年以来，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中，没有正确８０年代改革的成功经验，出现了忽视市场调节盲目性弊病的倾向，甚至出现了泡沫经济的投机过热现象，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消耗和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必然引起企业经济效益恶化的连锁反应。８０年代初轻纺消费品工业落后的情况下，工业规模的小型化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后来轻纺工业经过高速发展市场接近饱和，需要进行产业调整和加强经济基础领域，促进经济协调发展以弥补泡沫经济损失，矫正泡沫经济过热造成的严重经济失衡，但是，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大大消弱了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难以采取有力措施矫正比例关系失调。从９２年至９５年的短短三年中，个体私营工业企业的产值比重增长了３倍，外商和港澳台资工业企业的产值比重增长了５倍，政府难以对私营和外商企业进行有效监管，也难以协调各类企业之间的分工和利益关系，私营、外商企业不愿进入投资大的基础产业，大量进入８０年代末市场接近饱和的加工行业，特别是纺织、轻工、家电等消费品制造行业，大大加剧了重复投资和生产过剩现象，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市场均陷入疲软，工业规模结构和经济效益也不断恶化，企业破产和职工下岗现象日趋严重，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也显著扩大。许多人认为私营、外资企业的产权明晰而且效率高，国有企业的产权不明晰而且效率低下，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尽管国有企业的效益水平确实比以前显著恶化，但是，其单位产值创造的增加值和利税总额，仍然大大高于私营、乡镇和外资企业，如根据９５年工业普查的统计，国有企业单位产值创造的全部税金，超过集体工业企业１５０％，超过私营工业企业３３０％，超过外商及港澳台资工业企业１６０％。   
  九十年代以来，个体私营和外资企业的比重迅速上升，国有企业的工业比重却大幅度下降，已造成了工业规模结构小型化和生产分散化，倘若国有企业因严重亏损出现大规模破产，我国工业规模结构的“二元”分化将极大加剧。如上所述，国有企业构成了我国大中型企业的主体，占全国大中型企业占６０％至７０％，包括小企业的国有企业平均产值规模，相当于个体私营企业的一百多倍，不仅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更为先进，对职工、财政和社会的贡献也更大。近年来，各地缺乏有效的改革办法扭转国有企业困境，纷纷廉价出售和拍卖困难国有企业，甚至从出售小型企业发展到中型企业，但是，这种办法并未扭转国有企业的严重困境，反而导致了国有企业效益的进一步滑坡，原因之一是工业规模结构“二元”分化加剧，个体私营和港澳台资企业的规模较小，不愿意进入投资大的基础工业领域，特别是建设周期长的社会基础设施，集中进入生产严重过剩的加工工业，加剧了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不合理，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具有巨大规模，能够不惜代价甚至忍受长期亏损，全面争夺我国关键产业的市场控制权，采取先合资后控股的办法收购国有企业，这样国有企业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夹击，无论是中低档消费品和高产品，国有企业拥有的市场份额都急剧萎缩，加上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并未得到根本改善，私营和外资企业的税负远远低于国有企业，上述因素造成了国有企业效益进一步恶化，反过来加剧了“二元”分化和经济恶性循环。８０年代我国改革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原则，促进了社会各阶层收入的不断增长，但近年来，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三个不利于”现象，大批工厂设备闲置和职工纷纷下岗，９７年城镇居民中有４０％出现收入下降，社会财产和收入差距出现了显著扩大。随着企业规模和所有制结构的“二元”分化，私营、外资企业的比重会进一步上升，私营、外资企业普遍采取各种途径逃避税收，大批地下经营的私营企业根本不交纳税收，政府进行税收监管的难度大、成本高，从而可能造成政府财政税收滑坡或增长缓慢，重蹈俄罗斯改革失败触发财政危机的覆辙。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数据，俄罗斯的国有企业推行大规模私有化后，９７年有５０％的私有化企业陷入亏损，有２５％的私有化企业实际已经破产，８０％以上的私有化企业有严重逃税的行为，还有相当多地下经营的私营企业从来不纳税，９７年企业上缴税收不到财政预算一半，俄政府因税源萎缩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甚至军队发工资也需依靠举借高利息外债，正成为酝酿一场新的金融风暴的发源地。当前，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国有企业面临的严峻形势，以及即将产生的一系列社会经济负面影响，包括导致产业结构和企业规模结构的恶化，加剧宏观经济波动和政府调控困难，社会收入和财产分配趋向两极分化，国家税收减少和银行贷款坏帐增长，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