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论近代中国北方外向型经济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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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Rise of the Exporting Economy in Northern Areas of China in Modern Times
　
【内容提要】近代以后，我国北方广大地区的结构逐步由传统的农、牧、工、商业经济向现代外向型经济转变。这一嬗变与北方沿海港口尤其是天津港的开埠和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天津进出口结构的变化，则是北方社会经济这种变迁的主要体现。通过港口与腹地间经济的互动作用，近代北方外向型经济体系逐步架构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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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题】近代经济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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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In modern times，the social and economical structure of northern areas in our country transformed step by step from tradi-tional agriculture，animal husbandry，handicraft，commerce etc.to modern exporting economy.This change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open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rn seaports.among which Tianjin played an especially important part. The change of　Tianjin's importing-and-exporting structure was a major reflection of the northern area's social and economical changes.The mu- tual influence in economy between the port and its hinterland builds up progressively the exporting system of the northern area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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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近代中国北方经济/外向型经济/天津/进出口结构
　economy of the northern area of China in modern times/exporting economy/Tianjin/importing-and-exporting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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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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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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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宋以来，随着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经济超越于北方经济之上。明清时期，尽管北方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然而，南强北弱的整体经济差异并没有扭转。就北方内部的经济结构而言，游牧区依然是传统的畜牧业经济，农耕区传统的经济结构也没有明显的改变，商品经济不够发达，经济的外向化程度较低。直到近代以来，这种状况才开始发生较大的改变。北方经济在近代前后的明显变化，已为学术界近年来的研究所证明。例如，从翰香先生在研究近代冀、鲁、豫乡村时，认为北方市镇的发展，大致发生在近代。她说：“如果说，明代中期至清代前期是江南市镇勃兴的黄金时代；那么，华北平原的市镇勃兴，则大致是发生在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30年代的近半个世纪里。”[1]（p118）关于北方的手，史建云的考察表明：“明清时代，这一地区的经济地位固然再度上升，但直到近代以前始终未能达到较高的水平。近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中外经济关系的日益扩大，冀、鲁、豫三省的农村手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的结合方式以及在农村经济生活中的地位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封建社会中不可能发生的变化。”[1]（p333）市镇经济和农村手工业都是农村商品经济的主要体现。这些论述，都证明了在进入近代以后，北方经济的商品化程度有了明显提高。
笔者认为，这种提高的具体体现，就是外向型经济的兴起。它与天津等北方沿海港口的开埠，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在北方各大港口当中，以天津港的腹地范围最广阔，对北方经济变迁的影响也就最大。上海虽然是一个全国性的大港，但是，它的腹地范围却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2]，对北方经济变迁的影响力度，远不如天津。因此，以天津港进出口结构的变化为主视角，就可以清晰地发现近代北方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基本轨迹。学术界对天津港的研究开始较早。1946年，李洛之、聂汤谷的《天津的经济地位》（经济部驻津办事处，1948年版）一书，阐述了近代特别是20世纪20—30年代天津的经济发展状况及其在北方与全国的经济地位。解放后，这方面的论著更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王怀远《旧中国时期天津的对外贸易》（《北国春秋》，1960年1—3期连载）、姚洪卓《走向世界的天津与近代天津对外贸易》（《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2期）两文和罗澍伟主编的《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分别论述了近代天津进出口商品种类、数值的变化以及天津在全国外贸中的地位，罗书还概括阐述了天津港与腹地间在经济上的互动关系。然而，它们对天津进出口结构的变化及其影响北方经济外向化的具体过程，以及二者之间的经济互动关系等，尚缺乏深入、细致的探讨。本文试图弥补这些不足，并为今天北方经济的发展和西部大开发事业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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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天津近代港口的起步与北方经济外向化的开端（1860—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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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0年天津开埠以前，北方的商品经济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就整体而言，它仍然处于传统的农牧业经济阶段。比如，甘肃凉州府（治今甘肃武威县）隆德县，“僻处山谷间……（康熙二年〈1663〉前后）民止农作，不习商贾之事。……男子冬夏披羊裘，间著疏布短衣，即称富民。……能织褐，又绩麻及胡麻为布，但粗恶特甚，村民自蔽体耳”（常景星修，张炜纂：《隆德县志》，上卷，风俗，康熙二年刻本）。而河北平原上的深泽县，虽然水运方便、土地肥沃、距离天津也不太远，发展条件较好，但是，在咸丰十年（1860）的时候，也仍然是“民俗重农，不能商贾，鬻财于外者少，故邑鲜狙狯”（张衍寿修，王肇晋纂：《深泽县志》卷四，典礼志，风俗，同治元年刻本）。
　　1860年天津的被迫开埠，虽然在客观上为北方经济结构的变迁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但是，这一转变过程却是极其曲折而缓慢的。这体现在本阶段天津港商品的进出口状况之中。
表1; 天津港1863—1903年进口大宗商品的价值量及所占百分比（%）
价值单位：海关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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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据[3]（p178）表6-5、[4]（p83）“1898—1908年天津口岸进口商品结构”二表改绘。
从表1来看，开埠初期西方列强通过天津港所倾销的商品当中，生活资料类产品占了相当大的比重。1863年，以棉布、糖等为主的生活资料的进口值占了整个进口总值的31.2%，而到了1883年，这个比例增长到了80.7%。与此同时，20年间生产资料类产品，如棉纱、机器、木材和铁路等所占的比重却始终没有超过1%。这反映出，当时天津及其腹地仍然以传统的农、牧、商业经济为主，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因此需要进口的生产资料数量也就不多。与此相反，连英国人自己也认为“极不的”特殊商品——鸦片的输入量却很大。1863年，鸦片的进口值占到了整个进口总值的36.4%，仅此一项要比该年全部正当生活资料的进口值还要多。进口结构当中的这种不景气状态，既是腹地在传统农、牧、商业经济的制约下无须接纳外来正当消费品的表现，也反过来影响了腹地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如河北平原东部的昌黎县，虽与天津近在咫尺，但在同治五年（1866）的时候，仍然与天津没有什么过密的交往。该县“无富商大贾，若粟米则籴于关东口外，绸缎则来自苏、杭、京师，土著多而客民少。虽城堡各有集市，集市各有定期，日出而聚，日昃而散，所易者不过棉布、鱼盐，以供邑人之用”（何崧泰等修，马恂纂、何尔泰续纂：《昌黎县志》卷十，志余，风俗，同治五年刻本）。
19世纪90年代以后，天津港棉纱、机器特别是铁路材料等生产资料的进口开始有了明显的增加。1893年，生产资料类产品的进口值占整个进口总值的15.6%；1898年，这个比例增长到了41.0%，其中棉纱占11.4%，铁路器材占25.7%；1903年，该比例虽然只有31.8%，但其实际进口值却比1898年要多得多。这一方面反映出西方列强为进一步控制和掠夺北方资源，亟需发展天津及其腹地的近代加工尤其是铁路交通业；另一方面也是腹地非传统农、牧、工、商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和表现。1900年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在华北经济侵略的扩大，“一切华洋贸易禁例尽去”，洋纱开始侵入天津及其腹地。例如宝坻县，“天津所运外来洋纱得长驱运入”，加之华北本地棉纱的涌入，宝坻传统的手工织布业遂获得了新的发展[5]（p497）。
表2　1861—1890年天津出口商品的数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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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本表据[4]（p73）“1861—1890年天津出口商品数量变化”表改绘。
就出口商品数量方面的变化而言，表2反映了开埠初期，天津腹地狭义农产品的出口，在品种上比较单一，在数量上也不稳定。说明腹地农业的商品化生产这时还很不成熟，商品率还很低。但广义农产品如山货、材等土特产品的出口，数量上的波动虽很大，种类上却不算少。不过在这种波动之下，土特产品的出口数量倒也在缓慢地增加之中。一方面说明土特产品的生产依然没有摆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窠臼，人们发展商品经济的意识并不强；另一方面也说明，随着天津的开埠和外部对北方物产需求的不断增加，腹地农副产品的生产，也于不自觉中纳入了进一步商品化和外向化的轨道上来。畜产品方面，后来成为天津港出口大宗的猪鬃和皮张，在前20年间，竟然未在出口之列，即便是驼绒和羊毛的出口量，和其他商品相比，也是很少的。无怪当时人说：“绵羊毛与骆驼毛之出口，近时如彼甚少，不值一提。”[6]（1865年）可见，此时北方的畜牧业经济依然处于相对封闭之中。现代工业品方面，虽然开平煤在80年代中期以后有所出口，但毕竟不成气候。总之，这一时期北方广大地区的农、牧、工、商业经济，从整体上来讲，还都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
表3　天津港1898—1903年直接出口商品的价值量和百分比（%）
价值单位：关平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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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本表据[4]（p83）“天津口岸1898—1908年直接出口商品结构表”改绘。
就出口商品的价值而言，表3反映了19世纪90年代末到20世纪初，天津及其腹地狭义农产品、土副产品的出口，在种类上虽未增多，但其出口值却有了明显的增加，在整个出口总值中的比重均占到了2/5以上。畜产品的出口方面，不仅种类增加了，而且其出口值以及在整个出口总值中的比重也大大地上升了。1898年畜产品的直接出口值为92331关平两，占天津港直接出口总值的18.85%；1903年畜产品的直接出口值为451230关平两，为1898年的5倍，占天津港直接出口总值的39.33%。农副产品特别是畜产品出口值的成倍增长，促进了天津港出口业的发展，说明随着天津港与腹地间物资交流的不断进行，到20世纪初年，腹地农、牧、工、商业经济的外向化程度已获得了一定的提高，天津港与北方越来越广阔的地区之间经济上的互动关系也逐步地加强了。
尽管天津港及其腹地的商品出口总值仍不算很多，并且农、畜原料类产品在其中又占了绝大部分的份额，出口结构还比较单一，但和开埠前相比，毕竟为腹地经济的外向化打开了一扇大门，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北方近代经济的发展。比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以前直隶束鹿县的辛集镇，其“羊皮由保定、正定、河间、顺德及泊头、周家口等处陆路输入，每年计粗、细两色约30万张，本境制成皮袄、皮褥等货，由陆路运至天津出售。羊毛由归化、城西、泊头、张家口及五台、顺德等处陆路输入，每年计约40—50万斤，本境制成织绒、毡毯、帽头等货，由陆路运至天津、湖广等处出售”（李中桂等纂：《光绪束鹿乡土志》，卷12，商务，光绪三十一年修.民国27年铅印本）。可见，天津港对皮毛出口的需求，不仅促进了腹地广大地区间皮毛的流通，而且带动了腹地皮毛加工业的发展，这对于当地经济状况的好转无疑是有益的。再如，天津周围农村的麦秆，以往只能用来喂牛或烧火，而当国际市场对草帽缏产生了需求之后，它就变成了重要的工艺品原料。“中国出口的草帽缏远胜于欧西各国所制者，因其价贱，现已大量取代后者”；“有若干其质较次之草帽缏由华商发往南方各口，以制成华人所戴之草帽”；“草帽缏之主要产地，计有直省之兴济（今河北省沧州市北兴济）、阳信、黄花店、苏济、玉田及豫省之南乐，上述各地之帽缏，半为在津洋行之代理商所购，半为自立门户之华商购买，该华商将其运交并求售本埠之帽缏经营者”[6]（1877～79年）。这无疑为北方广大地区广义农业经济的外向化，提供了又一个新的途径。
开埠是天津及其腹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不过，由于当时国内外的不利影响，使得开埠所带来的这种潜在的客观促进作用并没有马上释放出来。因为：第一，这一时期，天津港的商品进出口活动，要受外国人的控制而不能自主。由于天津开埠本身是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其商品进出口活动一开始就受到了外国人掌握的洋行和海关的控制，他们的目的就在于以天津为依托，向我国北方的广大地区倾销其产品并掠夺所需要的工业原料，完全不去考虑发展的需要，中国人在其中只能扮演一种被动和从属的角色，具有非常浓重的殖民地色彩。这也正是本阶段天津港消费资料的进口比重大大地高于生产资料的进口比重，非正常消费品的进口比重大大高于正常消费品的进口比重，商品的进口总值大大地高于其出口总值，并且出口商品中农、畜、土特产品原料又占极大比重的根本原因。第二，这一时期，天津港的商品进出口活动，也要受到上海港的严重制约。据，这一时期，天津洋货的进口，几乎全由上海转运而来；土货的出口，也大部分要由上海转口出去。进口方面，“及至1866年末，天津销场之洋货，悉皆取给于上海，唯极小部分运自香港”[6]（1869年）。1885年，“天津之洋货贸易今时殆皆操于华商之手。其货则取给于上海之大销场”[6]（1885年）。1890年。“与天津来往土货之口，计上海、汉口、福州、香港及广东等口为首，但几乎全经上海转运”[6]（1890年）。出口方面，1891年，天津“出口货物价值，计值关平银5528000余两，比去年多623000余两，其中以猪鬃、草帽缏、山羊皮褥、生山羊皮、绵羊皮、绵羊绒、山羊绒、驼绒为大宗，共价值银2572000余两。该货物系由津赴沪转运外洋，内有值价19000余两（仅占其中的0.74%）之货，系由津直放外洋。又有32000余两（仅占其中的1.24%）之货，系由津直放香港”[6]（1891年）。到了1899年，这种状况也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土产运外洋者，皆需运至上海，再转运外洋，此处可勿庸赘述。”[6]（1899年）可见，造成天津港这一时期商品进出口结构不合理、不完善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所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天津和北方经济的外向化进程。由于受上述种种因素的制约，开埠前期天津的腹地范围并不辽阔，对腹地经济的作用力也比较有限，因此，对北方社会经济变迁的影响并不十分显著。
三　天津进出口的日趋独立与北方经济发展的两大契机（1905—1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