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近代江西地方货币与乡村金融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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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近代以来，传统的货币发行和流通体系遭到破坏，江西出现的多种地方货币导致了货币的发行与流通间的严重脱节，严重影响了城乡贸易和百姓生活。江西地方货币的推广困难与传统乡村体系的势力强大和新式金融组织缺失密切相关。1930年代以来，随着江西新式金融体系的完善和渗透，在金融转型的过程中也完成了江西货币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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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方货币；金融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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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xi Local Currency and Financial Transition in latter-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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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currency’s issue and circulation system in china had been badly damaged since modern time. The currency’s issue in Jiangxi’s also ungeared to it’s circulation, which played a bad effect to its trade and people’s living. The new financial system in Jiangxi gradually consummated since 1930s, then Jiangxi’s currency system got unification at the sam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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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local currency；financial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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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降，中国货币结构开始紊乱，成为“任何一个重要国家里所仅见的最坏制度”［1］P177：货币种类繁多，发行主体不一，流通区域性强，兑换关系复杂。江西是近代以来地方货币最为泛滥的省份之一，因而江西受这种货币体系的影响更为巨大，海外的Stranley·Wright甚至将货币问题列为影响近代江西贸易发展的五个主要因素之一[1]。已有学者在研究近代货币史时，多侧重于描述全国货币的整体状况，较少分区域进行专门的研究[2]。以一省为范围，研究近代货币体系变迁较为代表性的应属学者朱浤源，他从、和三大力量的互动来考察广西1662－1937年货币的现代化进程[3]。江西地方货币很早就引起了钱币学界的关注，他们除从钱币学角度，研究这一时期江西各种货币的票面特征、发行时间、收藏价值等外[4]，也有部分学者注意到这些货币流通的有限性，但缺乏较全面的研究。本文除系统考察近代江西地方货币[5]的发行外，着重探讨江西各种货币的流通状况及其与乡村金融转型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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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近代江西地方货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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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降，随着地方督抚势力的上升，中央的统一货币铸造政策受到挑战。为应付当时的货币紧缩和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源，各地督抚纷纷自行铸造铜元和银元，并发行银元票和钱票，造成了晚近以来中国货币体系的极度混乱，直到1933年废两改元和1935年法币改革后才得以统一。江西是当时货币体系最为混乱的地区之一，这一时期江西的地方货币发行主要有三大主体：地方官银钱局和、苏区政权、民间商号与团体。
咸同以来，在银两制衰落的同时，制钱面临更严重的危机。由于铜价上涨，铸钱上升，铸造制钱不但无利可图，反而折本。为挽救当时普遍存在的钱荒，广东地方当局仿照港澳地区流行的当十铜仙，用机器铸造当十铜元，自投放后，“行销无滞，军民称便”。各省当局注意到铸造铜元的丰厚利润后，争先恐后地购机铸造。受铸造铜元厚利的吸引，江西“于光绪二十八年在省城德胜门外沙窝拔购地亩建造铜币厂，自二十九年三月十六开铸起至三十二年十月底停铸，共铸当十铜币379,722,376枚，均销售无存”。［2］p880 这是江西第一次开铸铜元，据梁启超所言，当时全国各造币厂共铸铜元12,426,671千枚，［2］p 916如是，则江西铜元约占全国铸造量的3.06%，而原先铸造制钱的江西宝昌局，虽在光绪三十四年加卯开铸，但因“成本太重停铸”、，［2］p580大量铜元的开铸和流通，使铜元开始代替制钱，成为小额铸币的主体。
除银元与铜元外，当时货币结构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各种纸币。清末在江西发行官票的机构除大清银行（原户部银行）外，主要为本省的官银钱号。大清银行南昌分行自宣统元年至三年在江西共发行兑换券23,390,558厘，［2］p1056约合银23,390两，数量不多。而本省的江西官银钱总号共发行银两票123,524两，银元票195,300元，钱票（有十足钱票和九五官票两种）6,667,385串。［2］p1013-1023
民国建立后，江西的货币发行更为混乱。1920年前，江西主要的地方货币发行机构是江西民国银行。它是民国时期江西第一家省办银行，由前清官银钱号改组而成，其发行纸币开民国时期江西地方银行发行地方货币之先河。该行发钞之数，至民国四年十月，流通市面者，约计钞票887,900元，铜元票902,000串，九五票7,267,100余串，至1916年10月，流通在外者，尚有银元票540,400余元，铜元票484,000串，九五钱票430余万串。［3］p22 因发行过多，纸币信用无法维持，到1914年夏天，“价格一般跌至七折以下”,［4］p205 加之各分行号纷纷告亏，江西民国银行被迫于1916年4月停止营业。20年代以后，江西的货币发行最为复杂，这一时期陆续成立的一系列地方银行都各自发行了大量纸币，详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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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吴宗慈：(民国)《江西通志稿》，江西省1984年油印本，第22册，第263-264页；戴建兵：《中国近代纸币》，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第276-283页。
从1927年底开始，江西各地陆续爆发了武装起义，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和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几大根据地，各根据地都建立了自己的银行或造币厂，发行了多种苏区货币。江西的红色货币最早出现于1928年井冈山上井造币厂铸造的“工”字银元，这种银元是仿照当时通行的袁大头制造的，发行总量为近万元。此外，湘鄂赣省工农银行也仿造过银元，起初所造银元为斧头镰刀，因不能在白区流通而改为仿照全国通行的袁大头和孙小头银元，铸造数量在约2600余元，［5］p113 此外，一些根据地也曾造过铜元，但数量均不大。除银元外，各根据地主要发行的是纸币，发行数量以中央苏区苏维埃国家银行的纸币发行数量最多，1932至1934年总计高达805余万元[6]。湘鄂赣苏区1931.11湘鄂赣省工农银行成立后即发行纸币10万元，到1932年发行量达30万元。［5］p67 闽浙赣苏区 ，1931年成立的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先后仅发行4万元”，［6］p46 1931年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建立后，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改建为赣东北省苏维埃银行，为支付省苏维埃政府的各项费用，当年9－12月之间就发行了3万元纸币。到1932年初为止，该地苏币发行总量为7万元，1933年至1935年间，该区苏币发行量猛增至100万元。［6］p119 湘赣苏区纸币发行量最少，1932年1.15湘赣省工农银行成立于永新县城东门，该行发行的银币券为1角和1元两种，币上印有“美”、“欧”、“澳”、“非”等字，发行数量为3万元。［7］p37
除了地方银行和苏区发行的纸币外，还有民间私票。江西民间私票虽长期以来就存在，但在咸同以前，“江西各属钱铺均以现钱交易，间有铺户出钱票者，一经持票向取，即付现钱，并无票注外兑及换外票辗转磨兑情事”。[ 2 ] p141 清末私票的泛滥源于同光以后的钱荒，为解决钱荒问题，各地均有一些商号发行各种代币券之类的私票。如萍乡、安源一些商号发行了许多私票[7]，再如万载县，尽管“市面行用钱票，时有倒骗情事”，仍然“市面行用花票最滥”[ 8 ] 。宜春“地方商民亦发行花票（分一百、二百、一千数种，面抹油称油纸票）乘机攫利”[ 9 ]。吉安“在满清时，本城钱庄各出花票，每张计十足典钱一千文，名铜板票，又因买卖习惯纯用九七钱，临时书立白条，每张计九七钱一千文，名九七票”[ 10 ]。
1920年代以来，由于各省自清末以来长期滥铸铜元，铜元对银元兑换价一再贬值，铜元铸利日趋下落。1903年铜元兴起时，铸造当十铜元每银一两可获利铜元132枚，到1910年时只可获利87枚，1923年时降为30枚，1925年为4枚，到1926年时反而亏本140枚。[ 11 ]p750因此进入20年代后，各地基本停止了大规模铸造铜元。铜元需求量大供应减少，纸币又发生信用危机，导致市面上银根紧张，造成了当时普遍存在的钱荒。以至于“社会上之找零，乃大感困难，有以铜元几枚之记条，盖章找零者，有将元票撕为数橛找零者。黄包车夫有时二人合得元票一张，因无钱可找，乃合购香烟一包，共同消费；乞丐亦以无铜元之故，终日沿门托缽，亦不名一文”》[ 12 ]，可见当时的钱荒到了何种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各地花票（主要为铜元票、钱票）纷纷出笼。根据30年代江西省厅，江西各地发行花票数额较大的县共有30县，合计发行银元票180,750元，铜元票204,586,600枚，以每串铜元票换大洋三角计算，合银元613,759元，元票、铜元票合计达794,509元，[ 13 ] p325 1933年江西三家地方银行(江西裕民银行、建设银行、南昌市立银行)发行的辅币券流通范围仅见于南昌、九江、吉安几城镇，绝大多数县没有普及。而各县私自印发的铜元票和代币券之类的花票，价值近80万元之多，不下于三家地方银行的发行总额，甚至连“卖浆理发之店，俱出花票”。[ 14] 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