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从经济角度看帝制中国的公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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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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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节为由的角度看帝制中国工程的四篇系列论稿当中的第一篇。其所涵盖的时代，起自秦朝统一天下，而以1912年清室覆亡为止。第一篇讲词将提出一些导论性的意见。其他三篇讲词则要处理劳力、与资金以及在那种下的经济思想等等问题。虽然我立意要将注意力大致都放在公共工程的经济面上，不过我也要由其他角度作一些观察，尤其是其上与宗教上的意义。偶尔，我或许还要触及到技艺与工程操作一类的事情。
; 中国里头，著名的巨大公共工程很多，俯拾即是。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吧!大家可以想到华北边境上的长城、联络平津地区与长江流域下游的大运河、历代王朝京城(比如说长安、洛阳、南京和北京)与内外的宫殿陵寝、建有高塔的玄宫梵宇，以及满室琳琅的雕刻与壁画，令人难以忘怀的洞窟。如果我们要把那些不甚驰名的也算在内，恐怕这个清单便无从列完了。
依据规模与功能，可以将公共工程按照不同的方式加以分类。魏复古(Karl A．Wittfogel)在其题为《东方专制论——极权政治之研究》(Oriental Despotism，A Study of Total Power)的大著中，曾试图将建设工程作了下列几种形态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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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的工程
; 甲、生产性的设备(运河、沟渠、水库、水闸以及灌溉用的堤堰)
; 乙、防护性的设备(排水渠道与防洪用的堤堰)
; 丙、供给饮水的水道
丁、航行用的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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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水利性的工程
; 甲、防御与工程
; 子、城墙与其他防御工事
; 丑、驿道
; 乙、满足水利型俗世与宗教首脑之公私需要的大建筑
; 子、皇宫与首都
; 丑、陵墓
; 寅、寺庙
; 我个人对魏复古所创造的“水利型社会”这个概念的有效性宁可存疑，不过其公共工程类型的简表倒是颇为方便，而且包罗甚广，因而可以用来当作一个检查表。或许在驿道项下我们还应加上桥梁作为交通工程的另一个主要范畴。就如在以下的讨论中所要指出的，我们可以从帝制中国的桥梁建造、维护的历史中，获知不少东西。
;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公共工程这个题目这么大，为什么不把时间局限在某一个朝代?为什么要野心勃勃，处理前后两千一百多年历史的整个帝制中国?在拙著《中国制度史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收录了我早期在《哈佛亚洲学报》所发表的几篇文章)的前言里，我已经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我曾说：
好几篇文章都是涵盖了数百年甚至数千年中国史的一般性通论。理论上，一个视野广阔的通论应该要以成篇累牍的精详的断代研究作基础——比如说大朝代和小朝代兴衰的历程，可是这种研究成果的取得并不能经常左右逢源。再说，对贯穿整个历史中某些制度的基本说明也能提起研究的兴趣。本来，中国制度史的领域实在就像潮水退后的无垠沙滩。不管这几篇文章能有多大的价值，比起滩上的一个流浪汉在十年的岁月中所捡拾到的鹅卵石或贝壳来说，实在少之又少。期待它能够鼓舞并且帮助同行的学者去作更有价值的探索。
; 对于帝制中国公共工程的研究，我尚未能登堂人室。材料尚未搜集完全，而我的解释也还不够细腻。然而，我仍愿野人献曝一番，希望我杰出的同行中会有人以他们的思想与评论来启导我，使我得以对这个研究作更深入的探讨。
;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帝制中国的公共工程，中国史的研究者不约而同地都期待这样的研究能有助于了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本质。在整个传统时代，中国公共工程的某些外貌也许显得一成不变，然而另一些外貌则一再地变迁。数十年来，当代学者曾就传统中国水利工程的重要性及其对中国国家、社会之影响力的性质做过讨论。其间牵涉到的问题绝不单纯。如果有人想探讨政府在公共工程上扮演的角色，他必先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做一个区分，然后进一步区分各级地方政府——省级的、府级的以及县级的。当他研究地方上领导角色的性质时，他必须清楚这些地方领袖的社会地位，好比说在其乡里他们是否拥有官职或功名，还是他们仅是地主或商人。在某些情况，领导力量也许会来自僧人或道士，不管这些人士是否有寺观作后盾。我们也应该想到一个工程计划会有不同的阶段——从其创始或计划到该工程彻底完成的各阶段。如果是一个大的计划，还要加上当局批准其实施的一个阶段。国家、社会里不同的部门在不同的阶段里会被牵连进来。所有这一切的问题如果认识不清就想约而言之，那顶多也只能作个粗枝大叶，而不会有太大的价值。
; 在对水利工程作进一步的评论之前，我想指出一件明显的事情：要研究中国史的人必须具有起码的训诂学素养。够不上这种要求的研究者，只能算是玩票性质，而不会成为一个全健的汉学家。毕竟中国史的主要资料仍旧是典籍，虽然考古材料与口耳相传的掌故也很重要。训诂学的一大法宝——典籍考证学能够使研究工作者在使用文献的时候，保持高度的谨慎。一旦有了一份典籍，其他训诂学的技巧就能够帮助研究者正确地去了解它的意思。我得承认这些东西并不就构成汉学的全部，但它们确实是汉学的基础。一位老练的学者如果在训诂上一时失察，也会犯错。有两个例子可以用来说明这个看法：
; 例一：在魏复古的《东方专制论》中，我们找到下面这段话：“帝制中国的驿道在建造上固然需要极庞大的劳动力，在维护上也很可观。汉代一件碑刻指出：63—66年，一条驿道的建筑，使用了七十六万六千八百人。在此巨大的数字中，只有二千六百九十人是囚徒。”(页39)我对于第一句陈述，即关于帝制中国驿道的修筑与维护需要大量劳动力一点，并无异议。不过汉代碑刻这个说明倒是十分可怪。在此，魏复古或者是想证明：在汉朝治下，人民劳役的劳动比起囚徒的劳动重要得多。然而这个文件一点也不能证明这种论点。有关这件碑刻的一种解说，说明了七十六万六千八百这个数字，指的是二千六百九十个囚徒人数乘上工作天的总数，而这些囚徒就构成了全部的劳动力。显然在这个特殊的个案中，并没有服义务役的军民加入[1]。
例二：《明史》“食货志”载武宗朝(1505—1521)太素殿重建之事。这个建筑装潢得富丽堂皇，总造价为白银二千余万两。已故北京大学的孟森先生，在其讨论明史的讲义中，认为这个数字实在庞大得惊人。不过他还是接受这个数字，因为《明史稿》也有同样的记载。孟森严厉地批评这位明代皇帝，因为他挥霍无度，因为他不能使其祖先赐予这个金銮殿的名字太素殿名实相副[2]。最近由和田清所领导的一群日本学者所完成的《明史食货志译注》中，我们发现除了有一处参考了《明实录》外，对这个数字并没有什么评论[3]。已出版的《明实录》确实有这么一个数字。可是夏燮于其《明通鉴》、谈迁于其《国榷》中提及这个数字，都说是二十余万两[4]。由于夏燮和谈迁的叙述所根据的实录可能是较好的抄本，或者根据其他可靠的材料，我们可以合理地假定“千”字是抄写者将“十”字抄错了，究竟这两个字所差的也不过是一画而已!与其他明代修筑宫殿所支出的数字比较起来，二十多万两这个数字自然是较为相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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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昶《金石萃编》(经训堂刊本)卷5，页13。又见陈明达，“褒斜道石门及其石刻”，《文物》，1961年，4、5期合刊，页57—61。
[2]; 孟森《明代史》(1957年)，页253。
[3]; 《明史食货志译注》(1957年)，页171。《明武宗实录》卷127，页6上(正德十年)。《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卷44，页4上所引《武宗实录》却作“二十余万两”。
[4]; 《明通鉴》(1959年刊本)，页1718；《国榷》(1958年刊本)卷49，页3088。我很感谢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的黄彰健先生(已当选第十五届院士)，他和我讨论这个问题，并且告诉我去参考《国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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