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从市场发育与演变的悖论看中国传统经济衰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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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重新评价中国传统时，我的基本观点是，转折发生在15世纪，导致中国传统经济未能走向现代化的基本原因是中国传统经济中发育遇到了传统、经济、结构的制约。
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中国，15世纪都是经济史的一个转折点。这时，欧洲开始走出中世纪，市场开始挣脱封建因素的桎梏，获得长足发展。市场与市场力量迅速成长，最终扩展到整个社会经济领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资源配置方式与力量。在中国，商品经济和市场因素的发展在唐宋元时期达到一个新的顶峰，到明代中期陷入停滞甚至萎缩，最终未能冲破自然经济的藩蓠。这种明显的反差及其背后隐藏的悖论，是导致中国古代经济未能冲破传统经济模式进而实现近代化的重要原因。
一、市场与市场力量的长足发展
古代中国市场的发育曾经历了一个辉煌的历史阶段。
原始公社在初步的社会分工和剩余产品出现的基础上互换产品，是人类追求生活质量提高的最基本的理性行为。《淮南子·齐俗》记载：“尧之治天下也，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泽臬织罔，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其所无，以所工易其所拙。”[1];可见，在中国，剩余产品的交换一开始就是一种利已利他的行为，用现代术语讲，是一种“互惠”行为。在中国，部落氏族之间的交换很早就产生了。如《易经·系辞下》所载：“疱牺氏没，神农氏作，列廛于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2];又据《尚书·大传》所载，舜曾“贩于顿丘”。[3];
随着定期集市的出现，市场交易范围与规定迅速扩大，到春秋战国时期，已达到非常兴盛的程度。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夫山西饶林、竹、殻、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以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山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逆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险邪”。;市场交换范围之大，交易品种之多可见一斑。有的海外学者甚至认为，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已经发育成具有显著市场经济特征的形态，其大部分土地归私人所有，劳动力已实行高度社会分工，并且有了相当自由程度和运行完好的生产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5];
两汉时期，中国的商品经济和市场发育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古典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峰，甚至超过唐代。[6];多者认为，两汉时期，中国商品经济和市场迅速发展，其规模和程度远超过当时的欧洲。[7];
及唐代，较大规模的商业性城市迅速发展，构成大规模市场交易场所。例如，在唐朝的东西两京中，西京长安设东西2市，各220个行业，东京洛阳有120行3000余肆。[8];除了这些大的贸易市场以外，各类中小型贸易市场也遍布全国。随着广州等沿海城市的繁荣，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外贸市场，沿海外贸与原有的丝路贸易南北呼应，扩大了外贸市场的规模。[9];
宋代以后，商品经济与市场的发育并未中止，宋代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除汴梁（今开封）、杭州、北京、南京等大型商业城市继续发展以外，还出现了许多中等商业城市以及一些全国性货物集散中心。13世纪中国城市的兴盛，令马可·波罗这样一个来自繁荣的威尼斯的人都深感吃惊。“苏州之大，周围四十里，居民之多，数不胜数”，而杭州“无疑是天下最优美最繁荣的城市”。
总之，15世纪以前，中国商品经济发展从而市场发育的程度远超过当时欧洲各国。“中国的城市要比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大得多，中国的商路也四通八达。纸币较早地加速了商业的流通和市场的发展。”[10];
伴随着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市场及市场力量迅速成长，并在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或者说，这两者本身就是同一个过程。前引司马迁描述春秋战国时期市场交易盛况的文字，生动地记述了市场吸引力量作用的广泛范围以及市场对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强大的激励功能。价格机制的作用及其对商品供求的均衡力量也已初露端倪。与此同时，市场开始发挥对经济的整合功能。一些学者认为，根据考古发现的一国旧境普遍出土他国货币的现象推断，在春秋战国时期，货币在诸侯各国之间有通用性，证明当时相邻诸国已经形成相对一体化的区域经济网络体系。[11];广大农民也通过定期的集市相互发生联系。随着城市体系的发育和一些全国集散中心的形成，这些集市又通过运河、河川和道路连结起来，从而构成了全国的商业网络。在此基础上，市场对社会经济发展发挥着日趋扩大的聚集和配置资源的功能以及对经济的激励、均衡、整合功能。例如，在清代中叶，以广州和佛山为中心，形成了广东全省和邻省部分地区的多层次市场网络，在保证本市场区域内各地商品供需的基本平衡方面具有很高的效能，广东省及广西各府之间的米价多数存在强或较强的相关关系，市场对区域经济已具有较强的均衡和整合力度。[12];
古代中国市场及其力量的成长之所以能达到相对较高的程度，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
其一，古代中国辉煌的科学技术与生产技术成就为市场与市场力量的拓展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生产技术，包括家具、耕作制度、种子的水平长期领先于欧洲。曾引起英国18世纪农业革命的科学农业方法，在中国13世纪就极为通行。[13];到13世纪为止，中国农业可能一直是世界上最为精细的、单产最高的农业。[14];农业的高生产率促进了市镇与城市的发展。到11世纪末，中国北部已有一个可观的冶铁业，每年能生产大约12.5万吨铁，……这一生产数字要比700年以后英国革命早期的铁产量还多。[15];“那些被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们认作是产生了18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的所有主要条件，在14世纪的中国几乎都已存在了”。[16];工业生产技术的进步，无疑极大地促进了市场规模的扩张。除此之外，罗盘的发明、大型船舶制造和航海技术的发展，也使中国的航海、与开发远超过欧洲。[17];所有这些，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沿海贸易市场的发育。
其二，封建政府虽然总体上来说采取“重农抑商”政策，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市场及其力量的发育。例如，秦统一中国后，统一了全国的币制，把原来列国通用、品种庞杂的实物货币和形制繁多的金属货币一律废止，并以形式规定黄金和官铸铜钱为法定货币。同时统一了度量衡和车轨，“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此外，封建政府还通过颁布法律、法令，设置市场机构等手段，试图保证市场秩序。这些措施有利于降低市场交易费用，为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创造了条件。[18];
其三，市场自身在发育中也内在地产生了许多有利于市场力量运作的因素。一方面，一些要素市场得到初步发育。毕宝德等发现，中国封建社会中叶已经形成土地市场，而且具备了主体多元性、交易活动初具规模的特点。[19];刘秋根则观察到宋元时期，以高利贷资本为主要形式的资本市场已相当活跃，对农民再生产过程的介入强度日趋加深。[20];另一方面，市场发育中出现了一些制度创新，例如在唐代，市场上产生了被称为“飞钱”或“便换”的早期汇票制度；宋代高利贷资本中产生了合股制经营形式，到清代发展为合会；宋代还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等。清雍乾之交，山西商人创办的“帐局”和道光初年山西票号的设立标志着中国最早的的设立。此外市场活动还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