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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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98年开始，我国增长逐步放缓。为防止经济过度衰退、确保稳定，我国实行了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措施，3年来发行了3600亿长期建设，1998－2000年赤字增长率连续突破50％，其中1999年高达89％。与此同时，尽管我国采用了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仍然超过经济增长率和物价上涨率之和，1999年机构现金支出比1998年增长了15％，今年3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狭义货币供应量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13.2％和17．4％，货币供应增长速度加快。应当肯定：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积极的，对确保我国经济增长率不低于7％起到了强大支撑作用。然而必须看到：虽然这几年我国经济并未快速下滑，但增长放缓的趋势并未改变，增长冲动相当薄弱，而且隐藏着经济增长率下滑的危险。这突出表现在近年来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扩张财政支出、增发国债进而扩大全社会固定资产规模来实现的，消费扩张和收入扩张以及民间投资均非经济增长的主导支撑力量。另一方面失业人数不断增加，2000年城镇登记失业率已为3．L％，1998—2000年，下岗职工再就业率连续下降，今年第一季度下岗职工再就业率比去年同期下降27个百分点，又据有关估计，“十五”期间我国失业率有可能达到5％，这一数值从国际上看属于高水平。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势态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经济增长放缓，初看起来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乏力有重要因果联系，实际上则是多种阶段性制度矛盾和非制度矛盾的综合体现。判定并化解这些矛盾才是主动抑制经济增长放缓的制本之策。因此，面对现阶段经济增长放缓格局，我们有必要多方寻找原因，进而确立协调配套的对策体系。从整体上看，拙见以为，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存在三大约束：
其一，收入分配约束。收入分配状况是决定经济增长势态的关键因素之一。马克思在分析经济危机的根源时，就曾提出过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劳动者收入状况与生产增长不对称的结论。西方家中的左派一直强调应从收入分配角度寻找经济衰退的原因。比如“新剑桥学派”的旗手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曾提出就恰恰是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格局总是木利于工人阶层最终导致经济衰退。时至今日，改革的逐步深化已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的收入分配机制，收入分配化取代了收人分配计划化。所谓收入分配市场化就是指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多少取决于自身的劳动力市场价格和所掌握的资本数额及其经营方式而不是政府规定，伴随着高速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市场化确实逐步提高了大众收入水平，进而拉动了消费规模扩张、反推经济增长。但近年来，城乡劳动者收入增长率呈下降趋势。1990－1995年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平均为20．8％，1994一2000年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平均则为11． 2％，低于1978－2000年的总体平均数值。事实上从1996年开始，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就开始下滑，1997年降至4．19％，为1984年以来的最低点，1999和2000年在事业单位较大幅度提高工资的背景下，全社会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又回升到门见左右，但12％这一水平远低于1985－1995年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增长率也在下滑。近几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幅远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1999年农村人均纯收入仅比1998年增加了50元钱。在收入增幅下降的过程中，我国的收入差距加速扩大。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58，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根据国家局的抽样，目前我国20％的高收入者拥有了全社会42．5％的财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一倍多。在一个国家中，消费扩张推动经济增长，最终主要依靠大众平均消费水平的提高来实现，高收入阶层的消费状况只能决定个别产品的产出规模和结构。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率下滑极大地限制了社会大众的消费扩张可能性边界，更何况市场化范围的扩大又增加了一般家庭的消费支出项目。比如住房制度改革、高等收费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障收入筹措方式的改革等对居民收入支用范围的强制性扩大。此外，收入集中率的大幅提高实际上也极大地限制了公众消费模式的更新。因为高收入阶层的实物边际消费与收入边际增长率是成反比的，而中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与收入边际增长率才是成正比的。这样，20年来建立起来的规模庞大的最终消费品供给系统也就失去了有效需求同步扩张的基础，从而限制了整体经济增长。应该承认，这是化推进过程中产出与收入之间关系的一般规律的体现。美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反复出现过投资波动程度大于消费波动程度格局，究其根源就在于一般劳动者收入增长率落后于产出增长率。
其二，价格约束。价格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因果联系。价格的上涨和下跌会直接影响投资预期，从而连带经济出现增长或下滑势态。但同时，价格水平又决定着公众消费状况，因而也影响着经济增长势态。物价上涨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经济增长，但当物价上涨到削弱公众消费能力水平时，就会成为抑制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必要明确：衡量价格水平高低主要不是从绝对额角度去下结论，而应从相对价格水平角度去分析。所谓相对价格水平就是抬价格绝对值与公众收入的对比状况。因为恰恰是相对价格水平表明人们的实际消费能力从而也就预示着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刺激力大小。近几年，我国物价逐步回落，1998和1999年两年物价负增长，其中1999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价格下降3个百分点。为此，很多人认为价格下降制约了经济增长，主张利用限制价格下降手段去刺激经济增长，这种学术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贯彻到政府决策中去了。应当承认：价格下降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们的投资信心，从而影响了经济增长。但根本问题并不是出在这里，而是出在相对价格水平偏高上。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的价格下降幅度根本不大。从1978年到1997年，中国的物价上涨了20年，价格翻了3倍多，其间有11年物价上涨率超过5％，有5年超过10％。而1997年之后只有两年物价是负增长，2000年中国的物价又恢复了增长势态，今年一季度物价上涨冲力又在抬头，正是持续20多年的物价上涨把我国的相对物价水平推到世界一流水平上。这集中体现在公众购买力的高度薄弱上，根据有关统计机构的调查，全国35个城市2000年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392．6元，以此推算，人均月收入为699．3元。699．3元在我国根本不可能买大件耐用消费品（如冰箱、洗衣机、彩电），在城市里也只够买6件普遍衬衣，买不了一件中高档服装。而在西方发达国家里，普通劳动者的月税后收入足以购买任何两种大件耐用消费品，中产阶级的月税后收入则足以支付全套大件家庭耐用消费品。2000年深圳人均可支配收入全国第一，为21577 2元。推算下来月均为1798元。按现期票价计算，这笔钱仅够从深圳飞北京一个单程，然而西方国家中普通劳动者的税后月收入足以支付从深圳一北京往返两次的费用。转轨时期，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实际上是追逐物价上涨以确保一般性消费支出水平不致下降或略有上升。这表明相对价格偏高在抑制消费扩张。比如食品价格，1999年我国是1990年的2倍，而日本为1．08倍、美国为1．24倍、马来西亚为1．58倍。由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远低于城镇，而农村地区的商品价格与城市商品价格是基本持平的，相对价格水平偏高在农村更为突出。多少年来，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农村市场，根源就在于假冒伪劣产品的价格低，与农民的收入水平对称。近几年始终缺乏新的消费增长点，关键原因也就在于房地产价格、汽车价格与普通劳动者收入高度不对称，从而使得经济增长总是没有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的深度变革的基础。近些年，面对市场需求特点和居民收入水平的约束，商家在主动让利降价，应该说这符合市场规律，但不可思议的是有关部门反而限制这种理性经济行为，总是试图通过价格上涨来维持经济增长率水平。这种做法客观上扭曲了市场，阻碍了经济可持续发展。
其三，股票市场规模不断扩张约束。近几年，我国股市规模加速扩张，2000年我国股市综合指数上涨率世界第一，当年9月末沪市A股综合指数比年初就上涨了40％，深市A股综合指数则上涨47％。截止到2000年，我国股票市值已超过46万亿，开户投资者突破5500万。股市的急剧扩容，源于政府鼓励企业通过上市、增发股票、配股等方式到股市上，当然也与散户和小机构踊跃投资以期获得高额意外收人有关。今年我国股市仍在扩容，近期有关部门又允许外资企业上市发行A股，流通盘达28亿的中石化又上市。应该承认，股市上涨确实对缓解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资金紧张状况起到了重大作用，但问题是这种做法引发了过度投机。大量资金盲目流入股市。近年来，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增幅呈下降趋势，2000年比1999年仅增长79％，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居民可支配货币收入流向股市。股市内沉淀资金数量占货币供应量的比重应有一个合理比例，过大意味着泡沫。现在近5万亿资金套在股市里打转转，大部分既不形成实际投资，又不形成消费，实际上是一种“虚假”的繁荣，对经济增长构不成大的助推力。近几年政府大量发行国债以期引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效果不甚明显，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人们把资金投向股市。很明显，我们现在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大批企业需要通过资本市场融资，另一方面又需要实物消费和实业投资扩张来推动经济增长。而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资金规模相当有限，况且我们又不愿意靠大规模通货膨胀来扩大货币供给。这样，股市的加速扩容只能是挤占消费和投资所需资金，从而抑制当期经济增长。
上述分析表明，近年来出现的经济增长放缓格局绝非偶然，是前期宏观经济格局顺势而生的产物。同时还应看到，上述分析也说明我们现在面临着三大难题：第一，市场经济讲求效率，但讲效率就会出现收入集中和收入差距。而这种状况的发展又会抑制消费扩张，从而约束经济增长。这需要我们寻求既促进效率增长又优化收入分配从而系统刺激经济发展的策略。第二，我们一直惧怕通货膨胀，经过多年治理，物价终于降下来了。但人们又担心物价下跌会引发经济衰退。现在很多政策倾向于控制物价下跌，政府强力推动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张也在诱使物价抬升。必须认识到，这种做法，不排除引发滞胀的可能性。因为在相对价格水平偏高的条件下，物价再上涨，难免会导致经济衰退。世界各国通胀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经济都会下滑似可说明这点。因此，我们有必要寻求既稳定价格又刺激经济增长的策略。第三，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市场的发育可以有效地缓解企业资金短缺问题，然而阶段性的股市过度扩容，又会对消费和投资产生排挤效应。兼顾股市扩容和实物经济两者的资金需求，需要我们寻求适度增加货币供给的稳妥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