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为什么愚公会成为中国人的榜样？ ——中国传统农学理论对“人”

3732586

　　 ;2.3 父与子
传统中，家庭是基本的生产单位。“父耕而子馌，兄作而弟随”。特别是对于自耕农家庭来说，收成的好坏全靠自家的努力。有道是“家和万事兴”，何以达到家庭和睦，古人主张教化，而教化则以“孝弟为先”，所谓孝弟，概括而言，便是孝顺长辈，敬爱兄弟。汉代举孝弟、力田，用以奖励在尊敬老人，团结友爱，并努力生产的积极分子。 [15]王祯在《农书》“农桑通诀集之一”中叙述了“授时”和“地利”之后，紧接着便是“孝弟力田”，按照三才理论，很显然，王祯是把“孝弟力田”当作“”或“人和”的核心。
古人何以将孝弟力田相提并论呢？这个问题也是王祯首先提出来的。他说：“孝弟力田，古人曷为而并言也？孝弟为立身之本，力田为养身之本，二者可以相资而不可以相离了”。（《王祯农书·孝弟力田篇第三》）也就是说，一个人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更谈不上孝敬父母、尊重老人了。其实这个问题早就有答案了，《孝经》有言：“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孝经·庶人章》）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指的就是农业生产，而农业生产的目的之一在于赡养父母。要赡养父母就必须努力生产。同时，在古人看来，孝弟和力田一样都有利于维护统治者的统治。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
古人认为农民在从事农业生产的时候，仅有体力和智力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孝弟之心。吴泳说：“如谷之品，禾之谱，踏犁之式，戽水之车，避蝗虫法，医牛疫法，江南秧稻书，星子知县种桑等法，尔生长田间耳闻目熟，固不等劝也，惟孝悌与力田同科，廉逊与农桑同条，太守惧汝未必能家孝廉而人逊悌也，故躬率僚吏申劝于郊。” [xxiii]这也是古人重人和，轻人力（特别是脑力）的体现。
“孝弟力田”虽然是从一个基本的层面来强调努力进行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但却涉及到一个农业的本质问题。农业从根本上来说，是人的生存的需要，但这种需要不仅仅是个人的需要，而是小到家庭，大到国家的需要，因此，作为一个农业生产者来说，无论是为人还是为己，都需要努力耕作。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从农业技术传承来看，古代的农业技术主要是靠父子相传，兄弟相授来获得，这就要求父子兄弟之间有孝弟之心，尊老爱幼，只有这样，生产才能正常进行，技术和经验才能得以延续。
当愚公领着他的子孙开始移山的时候，“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霜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应。”愚公何以会有这种自信，智叟又何以无言以对呢？其前提就是孝弟。很难设想，愚公的子子孙孙之中，对于移山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问题，都会象愚公一样有移山的想法，他们对于移山或许会有不同的意见，但出于孝弟，愚公的子孙们也只能服从长辈的命令，每天挖山不止，舍此之外，别无选择。孝弟要求人们无条件地服从长辈，服从上级。
2.4人与神
山终于被移走了，但却不是愚公及其子孙的力量，而是愚公精神感动了上帝。先是“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蛾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垅断焉。”真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古人认为，从事农业生产，除了必须依靠身家力量之外，还必须借助于鬼神的力量。古人所谓的“孝”，也包括孝敬鬼神，《论语》说：“致孝乎鬼神”。如何来孝敬鬼神？于是就有所谓“祈报”。祈，就是向神灵祈求；报，就是回报神灵。鬼神为《礼记》祭统里所讲的十伦之一，“祈报”也成为人和的内容之一。
原始农业时期即已有祈报。《诗经》中一些诗歌便是“祈报”之词，但把祈报做为农学的一部分内容写入农书，则始见于宋元时期，《陈旉农书》和《王祯农书》即各有“祈报”一篇，内容大致相同。陈旉“祈报篇”开宗明义地说：“记曰，有其事必有其治，故农事有祈焉，有报焉，所以治其事也。”从祈报的对象来看，除社稷（土地神和五谷神）之外，陈旉提到：“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禜之”，进而扩展到“凡法施于民者，以劳定国者，能御大灾者，能捍大患者，皆在所祈报也”（《陈旉农书·祈报篇》）。又据王祯所说，在所有的祈报对象中，又以社稷之神、先蚕、马祖等与农业的关系最为密切。陈旉、王祯还对祭礼缺乏对牛的祭礼表示理解和遗憾。祈报的形式，主要有吹拉弹唱、燃火烧香之类，无非是要借助于声和光，来引起在天之神的注意。
祈报的存在，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古人对于农业与自然灾害的认识。古人认为，农业的自然灾害主要是由水旱等构成的，而水旱又是由于雪霜风雨之不时引发的，而雪霜风雨之不时又主要是受山川之神和日月星辰之神控制的，因此，要想风调雨顺，必须向神灵祈祷，以民间所贯用的“贿赂”的方式，来讨好神灵，讨好神灵也是做给人看的，目的在于人和。陈旉说，“顺时祈报禬禳之事，先王所以媚于神而和于人，皆所以与民同吉凶之患者也”。
2．5 邻与我
当愚公率子孙移山，“邻人京城氏之霜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人和不仅存在于尊卑贵贱之间、父子长幼之间、鬼神之间，也广泛存在于邻里之间。个体农户的力量是有限的，当遇有天灾人祸，或是要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时，甚至是农忙季节，一般小农也难以应付裕如，以时赴功，这就需要协作，做到孟子所说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如何把有限的个体农户的力量组织起来，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去，也是人们在从事农业生产时所考虑的问题。以兴修水利为例，朱熹《劝农文》：“陂塘之利，农事之本，尤当协力兴修”。何以协力兴修，袁采提出：“池塘陂湖河埭，有众享其溉田之利者，田多之家，当相与率倡，令田主出食，佃人出力。遇冬时修筑，令多蓄水。及用水之际，远近高下分水必均，非止利己，又且利人。其利岂不溥哉。” [xxiv]
兴修水利如此，其它亦莫不如此。隋朝设立了义仓，“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即委社司，执帐检校，每年收积，勿使损败。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谷赈给。”（《隋书·食货志》）义仓是根据其赈给而无酬报之性质而得名，又因其所贮藏的地点则为所在社。所以又称为“社仓”。金元时期，在北方出现了所谓“义桑”。“义桑”指二家以上合作，共筑桑园围墙，既省工省费，又便于协作举事。《农桑辑要》卷3引《务本新书》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假有一村，两家相合，低筑围墙，四面各一百步，若户多地宽，更甚省力。一家该筑二百步。墙内空地计一万步，每步一桑，计一万株，一家计分五千株。若一家孤另一转筑墙二百步。墙内空地止二千五百步，依上一步一桑，上得二千五百株。其功利不侔如此。恐起争端，当于园心以篱界断。比之独力筑墙，不止桑多一倍，亦递藉力，容易句当。”为了提高中耕除草的效率，元代北方农民组织起来了互助组，称为“锄社”。“其北方村落之间，多结为锄社，以十家为率，先锄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饮食，其余次之，旬日之间，各家田皆锄治。自相率领，乐事趋功，无有偷惰。间有病患之家，共力助之。故田无荒秽，岁皆丰熟。秋成之后，豚蹄盂酒，递相犒劳。名为锄社，甚可效也。”（《王祯农书·农桑通诀·锄治篇》）在江南地区也有类似情况，由于牛力的缺乏，江南地区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