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明清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

2514523

　　 [摘 要] 现今者们所见到的江南市镇的硕果仅存者，如周庄镇、同里镇、南浔镇、乌镇、角直镇、西塘镇、朱家角镇等，都是经历了几百年辉煌之后，留下来的一个空壳。它们在明清时代曾经是充满活力的业中心，一度引领时代潮流，带动变革。本文选取“早期化”这一视角，展现它们给传统社会带来的变革，诸如：以丝织业、棉织业为代表的早期工业化，生丝、丝绸、棉布出口驱动的外向型经济所带来的巨额白银资本，江南市镇雇佣工人群体与劳动力的形成，地权分散化趋势与田面权、田底权的分离。从而显示社会转型过程中，江南市镇在城市化、近代化进程中的地位。
;
[关键词] 明清 江南市镇 早期工业化 社会变革
  ;
  一提起“早期工业化”，人们习惯性的理解，就是欧洲工业革命之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殊不知，它是指“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化”，亦即工业革命之前的工业化，也就是乡村的工业化。西方学者对此早有研究，他们指出，在中世纪早期，大部分工业品生产在，在中世纪接近尾声时，农村的工业生产再次兴旺起来。15世纪前后，西欧各国形成一种工业乡村化与乡村工业化趋势。西方学者把它定义为“原工业化”、“原始工业化”，或“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化”。英国是其中的佼佼者，乡村工业的勃兴是16～18世纪英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最为显著的时代特征。促使乡村工业化——早期工业化出现的因素很多，例如：生产的增长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必需的粮食保障，也为工业品提供了需求空间；剩余劳动力满足了乡村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等[1—p237～259]。
  这种历史现象也出现在中国。李伯重的著作《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就是研究明后期到清前期江南的早期工业化，而并非洋务运动中的早期工业化。他的结论是：1850年以前的三个世纪中，江南工业的发展，使得工业在江南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到了19世纪初，在江南大部分地区，工业的地位已与农业不相上下，在经济发达的江南东部，甚至可能已经超过农业。用西欧的标准来衡量，此时江南农村可能已经“过度工业化”了[2—p16]。笔者认为，李伯重的研究看似标新立异，其实是严谨的历史解读。
本文试图论证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来与之相呼应。
;
一、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一瞥
;
2000年，美者彭慕兰(Kenneth;Pomeranz)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把中国的江南与欧洲的英格兰加以比较，得到的结论是，在18世纪后期以前，亦即欧洲工业革命以前，中国(江南)并不比欧洲(英格兰)落后。对此不少学者持有异议。但从他对早期工业化的比较研究看来，至少是颇具启发意义的。  彭慕兰在书中，把早期工业化叫做“原始工业化”，他的定义是为市场而不是为家庭的手工制造业。比较的结果1750年欧亚大陆许多地区，农业、商业和原始工业，存在令人吃惊的相似之处。1750年长江下游人均生产的棉布，与1800年英国一样多[3—p15]。在该书的中文版序言中，他对题目“大分流”(The;Great;Divergence，黄宗智译作“大分岔”)，作了解释，说明他写此书的目的，是把中国与欧洲比较，把江南与英格兰比较，寻找一个时间节点，两者何时分道扬镳，一个走向落后，一个走向先进。结论是，欧洲的工业革命是“大分流”的时间节点，在此之前并不存在“大分流”的现象。
  这种观点，与先前流行的论断——明代以后中国已经落后于西方，大相径庭。
  其实在彭慕兰之前，西方学者早就发表过类似的论点。历史学家弗兰克(Andre;Gunder;Frank)指出，1500～1800年的世界经济中心不在欧洲，而在亚洲特别是中国，无论从经济分量看，还是从生产技术、生产力看，或者从人均消费看，欧洲都谈不上称霸。“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4—p27,166～167]。家麦迪森(An-;gus;Maddison)更加言之凿凿，甚至列举了GDP的数据。他说，在欧洲工业革命完成以前，中国和欧洲(不包括前苏联地区)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1700年，中国和欧洲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世界GDP中所占比重，分别为23．1％(中国)、23．3％(欧洲)；1820年则分别为33．4％(中国)、26．6％(欧洲)。1700～1820年间GDP增长率，中国为0．85％，欧洲为0．65％[2—p15～16]。
  对于这种说法，人们当然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作为学术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根据笔者对江南市镇的长期研究来看，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尤其是在丝织业、棉织业所达到的水平，是领先于工业革命前的欧洲(包括英国)的。
  首先，江南丝绸业市镇及其四乡，从明中叶以来，逐渐把养蚕缫丝以及丝织业作为主业，作为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明中叶谢肇淛在《西吴枝乘》中说，蚕桑之事“湖人(引者按：指湖州人)尤以为先务，其生计所资，视田几过之”[5]。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代。沈廷瑞《东畲杂记》关于濮院镇四乡农家的经营方式，有这样的描述：“近镇人家多业机杼，间有业田者，田事皆雇西头人为之。西头，谓石(门)、桐(乡)邑界，其地人多而田少，往往佃于他处，每于春初挈眷而来，年终挈眷而去，名曰种跨脚田”[6]。可见，以出产“濮绸”闻名的濮院镇，四乡农家的经营重心已由农业转移到蚕桑丝织业，也就是说，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当然是乡村工业、原始工业)，而把农田耕作看作副业，因忙于工业而无暇顾及，不得不雇佣邻近的石门、桐乡农民来种“跨脚田”。
  这种主业与副业倒置的现象，截然不同于传统农村，农民不再把农业作为主业，而把工业作为主业，是江南市镇早期工业化的主要特征，在丝绸业中心盛泽镇同样存在。根据实地，“盛泽的纺绸业，也是农村副业的一种……不过盛泽纺绸业之为农村副业，和普通的有很大不同的地方，普通所谓副业，如其名所示，是从属于农业的一种农暇时的职业，农民的主要收入，当然还是以农业为主。而盛泽的情形恰恰相反，从事纺绸业的农民，固然都有土地，而大部分都是自耕农，可是对于农业并不重视。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在于纺绸，这一年纺绸业如果兴盛，他们竟至于让土地去荒芜”[7—p187]。盛泽镇的丝绸业兴盛于明末清初，因此这种现象至迟在清代中叶已经形成，也正是这种现象，才支撑盛泽镇的丝绸业中心地位历经几百年而不衰。
  其他资料也证明了这一变革，例如：
  ——“初，盛泽纺绸，乃是农家副业，无所谓工厂，农家织绸，卖于绸庄，为该地农家经济之主要收入，农田收获，反漠视之”[8—p1365]；
  ——“盛泽所有丝绸产品全为农村工业……盛泽四乡农民，重织轻耕”[9]。
  你看，这两则资料明白无误地显示，畅销于海内外的盛泽丝绸，并非工厂生产的，而是农民家庭生产的，而且明确指出，这就是“农村工业”。由于农村工业的发达，农民对农业十分漠视，所谓“重织轻耕”，就是重视工业，轻视农业。
  看到历史上的这种情景，令人联想到20世纪80年代“苏南模式”之下，苏南农民大多进入乡镇企业务工，农田雇佣外地农民耕种的那一幕。两者之间相隔几百年，却何其相似乃尔!
  其次，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同样是乡村手工业的早期工业化，中国江南的丝绸业的工艺水平领先于欧洲。
  据严中平《丝绸流向菲律宾，白银流向中国》的研究，16世纪下半期由菲律宾输入美洲的中国丝绸，由于价廉物美，十分畅销，而使西班牙丝绸业在竞争中落败，在美洲市场上几乎绝迹。由马尼拉大帆船运往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港，贩卖于西属美洲的中国丝绸的利润，最高可达的十倍。中国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