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全面制度创新适应经济全球化：二十一世纪中国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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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epening Reform in China for Economic Globalization
论文提要
　　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主导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它与五、六十年代典型的经济发展过程的重大区别在于，在这个大趋势下，各国的经济发展不再走自成体系、相互独立、平行竞争的道路，而是转向国际化整合过程，摆脱了本国资源、的约束，也不再受本国国界的限制。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九十年代上半期中国的经济繁荣，使中国大为受益；今后中国只能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继续向前走，无法后退。然而，若中国希望借助西方的资金和技术来改善和巩固现行体制，那只会是一相情愿。实际上，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跨国企业和组织对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现行制度的冲突日益突显。这一冲突已经从经济层面扩散到层面，政府逐渐失去了操纵的手段。中国政府过去多年“花钱买稳定”的方针造成政府和国有部门的资源枯竭，严重削弱了政府能力，迫使政府开始大量裁减国有部门员工，这使它既失去城市社会的政治支持，也失去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基础。如果政府不能正视民众的意愿，得不到民众的合作，将必然使矛盾激化，酿成社会冲突。只有建立新的化的政治制度架构，才能达成制度转型所必要的社会共识和利益妥协，中国只能通过民主化找到解决制度变革难题的出路。
　　中共十五大再次确认了邓小平的“加快经济发展、维持政治架构”的方针，并希望通过贯彻这个方针、维持下一个世纪中国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这个方针基本上是“六四”以后政策方向的延续，其追求发展和稳定的出发点主要是确保现治体制不变。当这个方针把满足执政党的需要放在首位时，它却忽视了一个关键点，那就是，关系到今后经济发展走向的国际国内经济政治已经发生重大转变，如果仅仅实行上述方针，中国将很难适应这一转变，更无法维持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
　　在二十世纪最后的十年中，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主导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在这个大趋势面前，五、六十年代形成的经济发展观明显落伍了，并正在被一种新的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针所替代。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这个大趋势的压力和挑战，而与那些已经建立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体制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原苏联东欧的国家相比，中国面临的压力更大，因为中国既没有完成经济制度的转型，也没有开始政治制度变革。中国能否凭借相对落后的制度条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中获得成功，这就是本文要讨论的主题。
　　本文先介绍经济全球化这个大趋势，说明中国目前对经济发展的理解落伍了。然后，将分析为什么经济全球化在九十年代上半期给中国带来了经济繁荣，而在今后一个阶段里却对中国构成严峻的挑战，为什么中国现行的经济政治制度会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有那么大的矛盾。最后，本文指出，支撑中国过去若干年里经济社会稳定的“花钱买稳定”的方针，已经因资源枯竭而告终；目前国有企业的大规模裁员意味着，政府与城市民众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可能酝酿严重社会冲突的阶段。只有通过政治改革才能找到解决中国制度变革难题的出路。
　　一、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
　　二十世纪五十、六十年代流行的经济发展观把经济发展理解为经济增长加上经济结构的现代化(Meier，1984)，并且认为这是一个在各国都通用的发展蓝图，是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按照这一蓝图，各国的经济发展是个相对封闭的过程，每个国家都要通过化过程建立一个相似的现代工业结构，因此各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自成体系、相互独立的过程，不同国家沿着各自的道路“赛跑”，最后按它们经济发展的速度来判断谁领先、谁落后。(McMichael，1996)根据这种观念，要加快经济发展，政府就要发挥积极的作用，从规划到，都有赖于政府的操作；一个强有力的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政府(developmentalist state)，是经济成功发展的关键。可以说，这种看法今天还支配着中国的政府官员和许多学者的思维，认为这样就可以“把经济搞上去”。
　　从七十年代开始，世界就提出，经济发展的关键之一是成功地加入到世界市场中去。八十年代以来，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哪个国家能突破建立本国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一框框，而以世界经济体系为参照系，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并建立起在国际市场中有竞争力的专业化经济结构，这个国家就能快速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八十年代中，真正推动各国建立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专业化经济结构的，主要不是各国政府，而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企业。为了降低劳工，这些企业把大量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生产活动转移到了第三世界国家，而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跨国企业可以轻而易举地协调分布在不同国家的产品设计和生产线制造过程。这样就带来了工业生产组织过程的重大变革。
　　如果说，与六十年代的经济发展观相对应的工业生产方式是大型工业企业的大规模制造，然后把标准化的制造业产品销往国内外市场；那么，八十年代以来，在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是工业的灵活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国际化。跨国企业把许多消费品、设备部件的制造过程分解成若干专门化的制造任务，分散到其他低工资成本的国家去生产，形成了国家之间的专业化经济分工。许多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因而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在发达国家则出现了日益增加的对经营人员、工程师、设计人员等劳动力的需要。这被称为新型国际劳动分工(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与此相伴随的，则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大幅度增加，商品、原和零部件的国际流动急剧扩大，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大幅度提高。
　　八十年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点是，一个国家可运用的经济资源的来源日益国际化，商品的生产过程也逐渐国际化，外国消费者、外国投资者、跨国企业、国际和贸易组织对各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现在在美国市场上，一个日本的Canon照相机可能涉及几个甚至十几个国家的生产者和设计者；瑞士航空公司为了降低劳务成本，已经把核算中心搬到了印度；英国市场上销售的一罐酸奶在上市前可能已经旅行了几千英里。
　　在这个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外贸的功能早已不再是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所理解的那种“互通有无”，“开放”也不仅仅是邓小平所认为的“引进外国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目前，中国沿海地区的很多外资企业面向的是全球市场而不是中国的国内市场，它们在中国建立的生产线实际上是这些跨国企业的全球型生产方式的一个环节，是其“世界型工厂”的一个“车间”。
　　新的国际经济活动的特征表明，现在大部分国家的经济活动过程都越来越多地越出国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一个在全球范围内、由多国企业共同协调、组织的过程。这个各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化现象也就是经济的全球化，它意味着各国的经济发展正经历着一体化的整合过程。凡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大趋势的国家，它们的经济发展都逐步摆脱了本国资源、市场的约束，其经济活动也不再受本国国界的限制。虽然各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是按本国国界内的经济活动计算的，但是构成一国经济增长的活动中很多却是由多个国家的经营者组织的。
　　为了维护经济全球化的秩序，目前在国际社会中已经形成了以下规则。首先，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一致同意，一国的经济发展策略应当主要由市场而不是由政府来调节；其次，七个主要的工业化国家(即G7)被推举出来，负责协调全球性市场的规则；由国际性组织来贯彻执行全球性市场的规则，这些组织包括世界银行、国际